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

更新时间:2007-01-06 01:12:05
作者: 吴晓东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传达出浓郁的本土气息的莫过于沈从文的作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当我们试图回眸寻找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历史叙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个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世界。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是一块尚未被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彻底同化的土地,衡量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沈从文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那个世界,实现着他作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他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姿态执迷地创造了乡土景观,\"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1。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沈从文正是以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但是,这个本土形象在沈从文研究界却渐渐成为一个本质化的唯一形象。研究者们只偏重于把沈从文看成一个地域作家,在强调沈从文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的时候,往往又漠视了他的复杂性。尤其到了40年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沈从文,一个现代想像和国家想像的建构者。但是这个与历史、文化甚至政治语境绞结纠缠的沈从文,这个在地域叙事中热切思考和回应现代性和民族国家问题的沈从文却更容易被我们忽略。而这个有文化关怀和政治热情的沈从文,集中映现在充斥着传媒符码的《长河》中。

  沈从文创作于四十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长河》2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频繁出现了报刊的字样,既有如《创造》、《解放》、《申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等一些现代报刊史上重要的报刊,也涉及到省报、沅陵县报等地方性报纸。这些传媒字眼的大量出现或许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能不能把它们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符码来把握?在一部描写湘西少数民族地域史的追求\"江河小说\"模式的创作中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大众传媒符码?沈从文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中运用这些传媒符码的?通过传媒符码的运用,沈从文在建构什么样的想像?这些符码又是怎样以一种小说文本内的结构性因素参与了小说叙事意义的生成,从而成为小说文化幻景的一部分?这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长河》中复现次数最多的是《申报》3的字样,一共出现了十六次。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湘西辰河中部的小口岸吕家坪,《申报》的读者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读者群,主要是地方行政人员(如小说中提到的\"税局中人\")和民间的士绅阶层。小说中士绅的代表,是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商会会长和橘子园主人滕长顺,他们都是《申报》的二十多年的读者,是直接阅读《申报》的主体,《申报》既是他们从中了解天下大事的途径,又是一种身份、阶层乃至权力资本的象征4。吕家坪还有另一类《申报》的间接读者,代表人物就是小说的贯穿性的主人公老水手的形象,他是枫树坳的祠堂看守人,看守的就是橘子园主人滕长顺的祠堂。小说中两次写到他是\"老《申报》间接读者,用耳朵从会长一类人口中读消息\",证明《申报》已经从士绅阶层辐射到平民百姓,构成了整个湘西社会获得消息的重要来源。

  但是,由此而过高估计《申报》所表征的大众传媒在《长河》时代的湘西所产生的作用,则会陷入过度阐释的陷阱。湘西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公共舆论空间,而且是占据更主导地位的空间,这就是湘西大众口耳相递的传闻和道听途说的消息,构成了老中国更具普遍性的乡土口头传闻空间。老水手正是这一口头传闻舆论空间中的真正主角甚至是明星。他可谓是传统传媒方式--乡土传闻的化身,其本人就是一个微型的消息与新闻的集散地。沈从文动用了很大气力写老水手对消息的汇集与传播:\"老水手到了吕家坪镇上,向商会会长转达橘子园主人的话语,在会长家同样听到了下面在调兵遣将的消息……还可从那些船老板和水手方面,打听出一些下河新闻。他还希望听些新闻,明天可过河到长顺家去报告。\"因此橘子园主人滕长顺见到他总是会问:\"有新闻没有?\"小说叙事者接下来的干预性解释是:\"话中实有点说笑意思,因为村子里唯有老水手爱打听消息,新闻格外多。\"5

  \"消息\"和\"新闻\"是小说《长河》的关键词。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一边摆摊子,一边听各路人谈各路消息:

  祠堂既临官道,并且滨河,来往人多,过路人和弄船人经过坳上时,必坐下来歇歇脚,吸一口烟,松松肩上负担……听生意人谈谈各样行市,听弄船人谈谈下河新闻,以及农产物下运水脚行情,一条辰河水面上船家得失气运。遇到县里跑公事人,还可知道最近城里衙门的功令,及保安队调动消息。

  祠堂\"既临官道,并且滨河\",而官道与河流,在湘西都是传播资讯的最重要的渠道。其中的那条辰河,更是沈从文图腾一般的符码,所负载的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乃至主题学方面的语义,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怎样诠释都是不会过分的。沈从文的读者都熟悉他的创作谈《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这篇发表于1934年,与《边城》写作差不多同期的文字强调的尚是\"水\"对沈从文作品的环境背景、人物性格以及文字风格的影响,但到了《长河》中,\"水\"尤其负载了在交通和资讯方面的功能。这对于考察沈从文后期创作视野的变化是有启示性的。如果说,《边城》中的河流凸显出的主要是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价值,那么,在《长河》中,它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和资讯传播方面的作用则被沈从文充分渲染。老水手坐守的正是水陆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人,经过老水手的祠堂时,\"必坐下来歇歇脚\",同时交流各种小道消息。《长河》故事情节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写传闻与消息的传播。它塑造的是乡土社会中的典型公众舆论空间,枫树坳祠堂从而与鲁迅的咸亨酒店,老舍的裕泰大茶馆,沙汀的其香居茶馆,一起构成了乡土公共空间的象征。

  正是这种由小道消息和口头传闻所构成的乡土舆论空间,构成了《申报》登场的具体语境。《申报》的地位是在与民间传闻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这种民间口头传播的消息大都是小道消息,其中又以谣言为主,缺乏可信度。而湘西人,尤其是那些关心外部世界和国家大事的当地士绅,他们了解到的更\"真实可靠\"同时也更重要的新闻都来自现代传媒。比如小说写到商会会长:\"会长原是个老《申报》读者,二十年来天下大事,都是从老《申报》上知道的。\"有人告诉他说老蒋明年要带兵和日本打一仗,他就表示不相信,因为他有更准确的消息来源:\"世界大战要民国三十年发生,现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天津《大公报》上就说起过!\"

  由此可以看出,《申报》和《大公报》一类的现代大众传媒,建构了不同于乡土传闻的另一种话语和舆论空间。它带给湘西以\"天下大事\",带来的是不同于真假难辨的口头传闻的另一种\"真实\"性的新闻。当然这个\"真实\"是要打上引号的,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看来,报纸的真实其实是建构出来的。但是在当时湘西人眼中,报纸才是真正可信任的资讯途径。小说中写到:\"老《申报》到地照例要十一二天,会长还是相信国家重要事总会从报上看得出。报上有的才是真事情,报上不说多半不可靠。\"在今天看来,迟到十一二天的报纸早失掉了时效性6,但是至少它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这就是现代传媒所塑造的神话之一,即真实性的神话。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长河》的叙事中,湘西这两种舆论空间--乡土传闻与现代传媒--塑造着民众不同的想像方式,从而也决定了湘西民众对外部消息的重述与重塑,进而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像。对我的议题来说,被传播的消息是什么不是最主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消息在湘西经过了怎样的改造和变形,又怎样介入和影响了湘西民众的生活世界。这时,我注意到了《长河》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生活\"运动。湘西的两种舆论空间所塑造的不同想像方式,集中表现在贯穿《长河》始终的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话题上。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初由蒋介石亲自倡导、发起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所谓\"文化复兴运动\"。它所涵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核心是要恢复以\"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的总理扩大纪念周集会上做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提出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符合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开始一个新生活运动\",标志着历时十五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的开端。此后短短几个月里,新生活运动组织迅速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提灯游行、组织检查、发表演说,一时间好不热闹7。《长河》中就集中描述了湖南的常德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的情形,毗邻的湘西也行将被它波及,这也说明国民党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权,还是有它在行政上的覆盖能力的,连湘西的普通百姓都感觉到\"新生活\"阴影的笼罩。

  \"新生活\"由此构成了《长河》中的另一重要符码,这一字眼一共出现了整整五十次之多,既表现了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对湘西的影响,又标识着作者潜在的政治关怀。它显然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符码,它的频繁出现既生成着小说的政治语境,又显示着风格特征,与你读《边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边城》是一个相对自足而纯粹的民俗世界,它拒斥的就是\"申报\"、\"新生活\"一类的字眼儿;而当《长河》充斥着关涉外部世界的异质性语汇时,小说所建构的语义空间也显然与《边城》有所不同。

  对\"新生活\"运动的描述在《长河》中是以两种形态表现的,一是通过民间传闻和小道消息的固有的乡土传播途径,二是以商会会长为代表的士绅阶层读《申报》所得到的印象。

  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听几个过路的乡下人谈新生活运动,这就是\"新生活\"在湘西民间口头传闻中的最初呈现,被渲染成一副凶神恶煞般的模样,使乡下人感到的是大难临头般的忧虑和恐慌,比如小说这样写一个背着猪笼的妇人的反应: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又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二十四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接受了点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长河》接下来花费了许多笔墨写水手们谈论在常德所见到的\"新生活\"实施情形,写吕家坪人对\"新生活\"的传闻和议论,\"新生活\"在小说中演化成滑稽可笑的面目。小说中有一段写湘西人对\"新生活\"的嘲弄:

  譬如走路要靠左,衣扣得扣好,不许赤脚赤背膊,凡事要快,要清洁……如此或如彼,这些事由水手说来,不觉得危险可怕,倒是麻烦可笑。请想想,这些事情若移到乡下来,将成个什么。走路必靠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处赶场?不许脱光一身怎么下水拉船?凡事要争快,过渡船大家抢先,不把船踏翻吗?船上滩下滩,不碰撞打架吗?事事物物要清洁,那人家怎么做霉豆腐和豆瓣酱?浇菜用不用大粪?过日子要卫生,乡下人从哪里来卫生丸子?纽扣要扣好,天热时不闷人发痧?

  类似的段落在小说中集中出现过四、五处之多,可见沈从文非常重视\"新生活\"所指称的政治话语空间8。但沈从文所关心的并不是新生活运动的本意,他描述的其实是乡下人对\"新生活\"自己的观感和想像,是乡土舆论空间对国家大事件的态度和重塑,是民间话语以狂欢节的方式对官方话语的改造9。沈从文的策略是回避自己对\"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判断,而是让湘西世界的公共舆论空间自行呈现对\"新生活\"的认知和想像。但是小说中叙事者讽喻的口吻却还是透露了作者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与嘲弄的态度。沈从文的政治关怀通过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得到了充分的传达。

  小说自然夸张了乡下百姓对\"新生活\"的惊恐与调侃。但\"新生活\"之所以让乡下人感到可笑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它以一种夸张变形的不真实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而与传播小道消息的弄船人、老水手乃至背猪笼的妇人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84.html
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