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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更新时间:2021-04-01 09:18:30
作者: 潘岳  

  

   【原编者按】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日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该院“中西文明互鉴丛书”第三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书作序,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之源。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

   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国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最终还是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第一章 五胡入华

  

   (1)南迁之战

   中国与罗马的命运,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而改变。

   经此一战,北匈奴西迁欧洲,成为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的重要推手[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演变尚存在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北匈奴与后来的匈人有直接关系。清朝末年历史学家洪均在《元史译文补正》中指出,西方古籍提到的"匈人"和匈奴人的形象非常类似。18世纪,法国学者德·揆尼找到匈牙利人和匈奴的共同之处,在《匈人通史》提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北匈奴的说法。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用此说,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同这一观点。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参见:[日]内田吟风等译注:《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有大汉情结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欢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真实历史是,南匈奴单于首先侦测到北匈奴的内部动乱,主动向汉朝建议出兵[章和二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上言:“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2页。]。窦宪率领的4.6万骑兵里,3万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万中还有一半是羌人[“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窦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可以说,是汉朝率领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迁的。

   这一幕,后世也屡屡重现。国际突厥学者列为始祖文物的《阙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伤抱怨:为什么回纥要与唐朝合作而围攻自己,为什么草原族群总是要迁徙到中原去生活[“南方唐家世为吾敌,北方之敌,则为Baz可汗及九姓回鹘;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及Tatabi,皆吾敌也”“噫,吾突厥民众,彼恶人者将从而施其煽诱,曰:‘其远居者,彼等予以恶赠品,其居近者,予以佳物。’彼等如此诱惑之。愚人为此言所动,遂南迁与之接近,尔辈中在彼沦亡者,何可胜数。”参见:韩儒林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铅印本,1935年版。]。

   这是游牧社会不团结吗?不是。从地理气候上说,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参见:费孝通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与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发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与中原融合。他们与中原共享着北中国经济交通网络,更容易在荒年获得粮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进行贸易,从而多次形成经济社会共同体。久而久之,从地理到经济,从民俗到语言,从文化到制度,1500年后,一个囊括东北亚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

   燕然山之战后,南匈奴深入汉土,在北方边郡游牧生息。由于汉朝怀柔远人的政策,他们不缴税赋,但要接受郡县制的人口管理[参见:《晋书·四夷列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8页。]。今天在宁夏、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发现南匈奴墓地,既有汉式墓穴,又有草原的头蹄葬,青海还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领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骆纽铜印[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纽。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族群首领的一种封号。],胡汉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其中,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参见:朱大渭《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考》,《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参见:[美]海伦·麦吉尔·休斯编:《种族和民族关系》(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波士顿,霍尔布鲁克出版公司,1970年,第117—119页。]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根据江统《徙戎论》的说法,关中地区胡汉人口比例是一比一,东北地区胡人人口比例更高。],完全可以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汉人,但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2)汉化之路

   汉化之路,由南匈奴开启。

   五胡中第一个建立王朝并灭亡西晋的,是南匈奴人刘渊。他是南匈奴羌渠单于之曾孙,因汉匈和亲而改为刘姓。作为贵族子弟,刘渊曾在晋朝宫廷中游学,他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他割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恢复匈奴的北方故业,而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为此,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为了说明“汉代之甥”与“兄亡弟继”的合法性,他竟将“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也设个牌位祭拜起来。

   但刘渊的政权并未延续,被羯人石勒所灭。羯人“高鼻多须”,属于塞种人,曾依附匈奴为“别部”“杂胡”。石勒的出身与刘渊不同。刘渊是游牧贵族,混迹于宫廷;石勒是雇农奴隶,流浪于民间。但石勒也一样喜爱汉文化。他不识字,却“雅好文学”,爱听人给他念《汉书》。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变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没有成功,统一北方的基业被残暴的后代败光。从后赵的废墟里,又诞生出了慕容鲜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政权中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前秦发家于秦之关中故地,领土一度“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但没几年,就因仓促伐晋而败亡。在前秦的“残躯”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鲜卑的后燕、匈奴赫连的大夏。

   混战中,拓跋鲜卑从蒙古草原一路打来,力破群雄,定国号为魏。经过三代人励精图治,终于统一北方百余年。北魏随后分别演变成了北周和北齐,再由北周统一北方并开出了一统天下的隋唐。

   前秦与北魏,这两个最接近一统天下的政权,汉化程度最高,汉化态度也最坚决。

   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每月亲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他打服西域,却送回汗血宝马,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兴灭继绝”的周政。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安排慕容暐与慕容垂君臣入朝为官。无数人劝他消除隐患,他却非要树立以德服人的榜样[“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他刚在淝水战败,鲜卑豪杰们果然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苻坚对“仁义”的偏执程度,曾被讥讽成“不肯半渡而击”的宋襄公。

   有人说前秦亡于“过于汉化”,但之后的拓跋北魏统一北方后,却比前秦更加彻底地推行“汉化”。道武帝拓跋珪说“为国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把河西学者迁到首都,鲜卑子弟都得跟着学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孝文帝拓跋宏更是“体制性汉化”。他迁都洛阳,仿照两晋南朝官制;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自己带头并让弟弟们和汉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认为,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与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不尽然。因为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

   (3)再造一统

   西晋崩溃后,天灾人祸,基层政权完全崩坏。北方遍布“坞堡”,百姓依附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战乱导致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其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与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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