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更新时间:2021-04-01 09:18:30
作者: 潘岳  
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参见:《魏书?食货志》。]。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取乡人强谨者。”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八。],负责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参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6页。]。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参见:《魏书·地形志》总序。]。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起于东汉的察举制,产生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由于东晋政权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场景。到东晋南朝时还产生了一个奇观,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虽然江南经济依然繁荣,但“自孙吴至陈亡的六个王朝,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因为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没在官府登记,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数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税赋。门阀政治倡导清谈,产生了最优雅的魏晋风度和玄学思辨,社会衰颓与艺术高峰同时发生。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还开创了科举制。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参见: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4页。]。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1000年,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4)汉化与罗马化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与“汉化”类似的概念是“罗马化”。古罗马制度虽由罗马人发明,却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拉丁文已经不是“罗马人的文字”,而是欧洲古典文明的载体[从8到9世纪,欧洲各王国尽管产生了各自方言的书面文字。然而,直到中世纪末期,拉丁语一直是官方、记录与教会语言,而书面日耳曼语只是辅助工具。参见:彼得?伯克著,李霄翔、李鲁、杨豫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当诸多日耳曼蛮族王国抛弃了拉丁语口语,当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与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国不同语言后,以拉丁文为载体的古罗马文明从此淹没于蛮荒洪流与普世教权之下,直到12世纪初罗马法才开始复兴[公元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引发了“罗马法复兴运动”。],直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才重新发现了“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学说。参见:[意大利]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页。]。而这个“重新发现”的源头不在欧洲本土。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古希腊古罗马手稿,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翻译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欧洲就难以发生文艺复兴,也就不会有启蒙运动。可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周边族群与本地居民共同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

  

   第二章 蛮族入侵

  

   (1)一族一地王国

   蛮族不是突然降临罗马的。如同汉人总是将远方族群称为“夷狄”一样,罗马人也将莱茵河、多瑙河外的异族部落称为“蛮族”,后来又泛称为“日耳曼人”。和汉朝一样,罗马沿着两河边境修筑了一道“日耳曼长城”,与日耳曼诸族勉强相安。而当北匈奴从东边一路挤压,在匈人王的“鞭笞”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冲破了这道脆弱的长城。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夺杀戮,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等产粮区和银矿区。罗马帝国的人口、税基、军队不断衰弱。到420年,西罗马核心地区只剩下9万野战军能用于防御[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直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剩余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主要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各蛮族纷纷占地建国,苏维汇人占领了西班牙西北部(409年),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439年),勃艮第人占领了法国东北部(457年),盎格鲁-萨克逊人占据了不列颠(449年)。

   上述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国,真正建立起“大王国”的,是哥特人与法兰克人。东西哥特王国占领了整个南欧(西班牙、意大利与法国南部)[西哥特人占领法国南部和西班牙(419年),东哥特人(493年)占据了意大利。],法兰克人则征服了西欧大部。

   史家统计,参与476年灭亡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只有12万人[参见:彼得·希瑟著,向俊译,《罗马帝国的陨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32页。]。后来进占北非的有8万汪达尔人,进入高卢的有10万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有30万东哥特人。由此估计,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当在75万到100万之间[根据Tim O’Neill,阿拉里克时期的西哥特人可能包含2万名战士,总人口可能不超过20万,洗劫罗马的盖萨里克手下的汪达尔臣民也是近似数量,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可能不超过10万,总和在75万至100万。]。

   相比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应远远低于罗马人,应比五胡更容易“罗马化”,罗马文明应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如哥特人建国,就刻意与被征服的罗马人分开居住,一般选择在城外建立城堡。乡村中耸立的一个个独立城堡,犹如一座座孤岛,成为今日欧洲乡村城堡风貌的起源。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腐蚀,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蛮族建国初期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二元制的体制,即罗马残存体制与蛮族传统习惯的混合。其中,东哥特的罗马化程度最高,其次是西哥特。罗马化的消失有一个过程,西哥特的二元体制直到7世纪中期才消失。参见:[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向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03页。]。在治理上,哥特人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军事,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励哥特人学习罗马拉丁语与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罗马人信奉基督教,哥特人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派。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参见:佩里?安德森著,郭方、刘健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2)走不通的融合

   日耳曼诸王国中,唯一一个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他虽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却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价值的一个蛮族国王。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如同刘渊一样,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受教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悉。但和刘渊精通《左传》《尚书》不一样,他虽然语言交流无碍,却不喜欢希腊文与拉丁文,为了不签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个“记号”来刻章[“他经常到学院接受明师的教导,但是对希腊的艺术并不重视,始终停留在科学的入门课程,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无知,以至于用一个粗俗的记号来代表签名,让人认为他是大字不识的意大利国王。”参见:[英]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全译罗马帝国衰亡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狄奥多里克拿下西罗马自立为意大利国王,虽然不让哥特人与罗马人混居,但他却保留了西罗马的文官制度,罗马依然由执政官、财务官、国务大臣们管理。他下令罗马人当官,哥特人当兵。哥特士兵能获得的唯一好处,是从罗马乡村地主们手里索要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这是所有蛮族占领军中拿地最少的。

   狄奥多里克很仁厚,在他治下,罗马人完全保留着自己的服装、语言、法律和习俗。甚至对宗教,狄奥多里克也十分宽容。尽管自己信奉阿里乌斯教派,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基督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奥多里克特别保留了罗马遗老们的权力。最受重用的大贵族波爱修斯,是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教会哲学家。他翻译注解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科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柏拉图的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82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