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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到来

更新时间:2021-03-31 22:46:28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同学们,大家好。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我要祝贺你们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七代知识分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在你们这一代人实现。在北大上课时,我经常跟学生们说,我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第六代知识分子。第一代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以后推行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一代。第二代是甲午战争后推行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那一代。第三代是一次世界大战后推行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那一代。第四代是五四运动后进入大学,毕业后投身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第五代是建国以后进入大学,大学毕业后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一代。第六代则是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改革开放的那一代。我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大学读研究生。一代人大概是30年,所以从2009~2010年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包括各位都属于鸦片战争以后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第七代知识分子。你们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在你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经由你们的贡献而实现。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两千多年前,西方是罗马盛世,中国则是汉朝盛世。西方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中世纪;而中国则继续保持着文明的昌盛,领先了世界一千多年。经济是文明的基础,按照历史学家的研究,在1820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但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正如我前面谈到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曾国藩、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希望让中国富强起来,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继续下滑。到1870年,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经济规模由原来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进一步下滑到占世界的17.1%。后来虽然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到1949年社会主义建国时我国的经济只占全世界的4.2%,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说是江河日下,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建国以后才开始扭转这个颓势。但是直到1978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也不过提升为4.9%,只有到了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为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取得了年均9.2%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到过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在这样的高速增长下,2010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还是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样的亮丽成绩之下,2016年12月12日,庆祝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讲,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你们作为第七代知识分子是最幸运的,因为我相信,在前面六代人的努力之下,只要你们继续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可以在你们有生之年实现。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是基础,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经济是关键。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按照当时的汇率,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这是什么概念?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称为“黑非洲”的地区,在1978年时,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当时我们连这些国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但是美国的人均GDP达到六万五千美元,我们还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追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现在是最接近,但还没有实现。是否能实现,一个关键就是中国的经济能否比美国更快速的发展,只有如此我国才能赶上美国。作为一名研究经济的学者,我们知道,经济水平的提高主要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收入水平的提高的一个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就要在现有的产业经由技术创新提升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是有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力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这是让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提高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这两个办法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高,代表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他们所用的技术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所在的产业已经是世界上附加值最高的产业,正因如此,才能够在收入水平上在世界排名靠前。但也因此,由于其技术、产业已经是最先进的,他们要想取得经济的提升,就只能自己的努力来研发新的技术和产业。但是这种投资非常大,风险也非常高,如果成功的话,有专利的保护,可以说是一本万利。但是绝大多数在前沿技术和产业方面的研发是失败的,用中国的一句古语来说,研发活动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取得成功,要付出成千上万倍的代价。依靠自己的发明,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表明平均的经济增长是3%左右。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有优势的,这是由于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代表技术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不是世界上附加值最高的。而所谓创新,是指在下一个阶段的使用的技术比目前阶段使用的技术更好;所谓产业升级,就是下一期的生产的产业比目前的产业的附加值更高。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代表技术和产业附加值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就有了一个“后来者优势”,即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上的差距,引进、消化、吸收和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本国创新的动力和资源。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那么该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就会比发达国家要低,利用好这个优势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正如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3%左右,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后则连续42年以每年平均9.2%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发展,利用的正是这种“后来者优势”。

  

   各位可能会问,我国已经利用这种优势长达42年了,这种优势还有多大呢?这就决定于我国现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还有多大。衡量这一差距的一项很好的指标就是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因为这个差距代表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平均技术和产业附加值的差距。2010年时,我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水平计算是美国的19.2%,相当于1953年日本和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也相当于新加坡在1970年、我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的差距。这些东亚经济体在二战以后利用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来加速他们的经济增长,日本从1953年以后连续20年实现每年平均9.3%的增长,新加坡从1970开始连续20年实现每年平均8.4%的增长,我国台湾从1971年开始连续20年实现每年平均8.9%的增长,韩国从1980开始连续20年实现每年平均8.4%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像我国一样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连续20年平均每年8.4%—9.3%的增长,他们能实现的代表我国有从2010年开始连续20年实现平均每年增长8%的可能,也就是从2020或者2021年开始到203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潜力每年还有8%。

  

   同时我国较这些经济体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有许多新兴产业,它们有一个特点,产品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人力资本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后天的教育,一个是先天的聪明才智。后天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这一方面我国同发达国家差距很小;而就先天聪明才智来讲,一个国家的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人口的聪明才智会有同样的常态分布,天才的比例会一样,但就发明而言,只要有一个人发明出来,就叫做发明。我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教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但是人口多,具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天才”就会多,在一些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产业,如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软件等的研发上,就会有一个先天的优势,而且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可以为这些发明创造提供相应的硬件支持。所以在新工业革命上,我国和发达国家比有很大的优势,具体表现在新兴产业上有许多“独角兽”企业,也就是那些成立不到十年,市场估值已经达到十亿美元的企业。在2019,全世界有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2020年,全世界共有586家“独角兽企业”,中国有227家,美国233家,中国和美国不相上下。

  

   从传统产业的后来者优势以及新兴产业的换道超车优势,我国从2020年到2030年还有8%的增长的潜力,只要努努力,我国应该可以游刃有余地实现每年6%的增长。从2030到2040年,我国应该有每年6%的增长潜力,也应该可以实现每年5%左右的增长;从2040年到2050年,应该有每年5%的增长潜力,可以实现每年4%左右的经济增长。如果我国把这个增长潜力挖掘出来,实现前述的实际经济增长,到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正如今天的韩国和美国的差距一样。但是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如果人均GDP能够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总量将会是美国的两倍。而且当中京津沪和东部沿海五省加起来总人口有4亿多,他们的人均GDP能够达到和美国相同的水平,也就是我国这一部分经济的技术和产业会和美国在同一水平上,另外,我国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人均GDP大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规模和美国也相当,还有后来者优势,可以比美国增长的更快。到那个时候,中国一定会成为经济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希望的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你们现在正是17、8岁,到2049年时,还不到50岁,正值黄金岁月。正如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最终是你们的”,所以我祝贺各位。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是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相信那时中国也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中国也会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国家。关心经济学的同学们一定知道,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才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从亚当·斯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像亚当·斯密、凯恩斯、马歇尔,包括马克思也是在英国工作的。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世界上的经济学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像弗里德曼、科斯、海耶克等,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虽然也有,但只是凤毛麟角。

  

为什么一个时代引领经济学新思潮的大师在时空上会集中分布在一个国家呢?实际上,这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本质决定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是解释一种现象的因果逻辑,而且逻辑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决定一个理论的重要性?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就越重要,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重要的经济学家。重要的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在解释一个国家的现象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英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那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近水楼台先得月,提出理论解释英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一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将近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同样,解释这种现象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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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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