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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龑:国家统一义务的法理与实践

更新时间:2021-03-31 09:35:13
作者: 张龑  
一种是精神与身体相互结合、历代养成的连属关系。连属关系对应的是家律法,它具体包含三个法则:一是阴阳相生的生生法则,二是历代养成的连属法则,三是返本开新的继承法则。[16] 历史在自由关系和连属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张弛有度地展开,自由律法与家律法共同塑造了国家这一空间秩序形式。

   当谈及如何理解“中国”,便不能只谈主权国家而不谈祖国,不能只提不受外部干涉的自由和独立,却不提主权意志与祖国大地之间的连属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反分裂法》第2条里的中国因此就不能只是理解为主权国家,“中国”应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既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当代中国人民的祖国,而且还是一个内含天下的祖国[17]。近代以来,中国从古代的天下收缩为一个民族国家。这一民族国家作为祖国,意味着在民族国家这个小空间内又包含了一个天下空间。一旦条件具备,天下空间必然要冲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因此,中国作为祖国的统一命题就不只是两种国家表述的问题,而是两种天下秩序——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西方国际秩序观与经历过西方洗礼的远东天下观——之间竞争的问题。[18] 也就是说,中国若要继往开来,既实现统一又走向世界,就必须思考,中国如何成为可将自由意志与连属关系兼收并蓄的空间秩序单位。

  

   二、法秩序与空间:符号关系与连属关系

   空间之有意义在于人的介入,现实世界中的国家法秩序莫不是符号与空间的历史统一。如前述,中国这一概念包含了三套符号体系,一是从西方继受过来的人民主权的精神秩序,二是历经革命之后仍然保留至今的传统社会符号系统,三是建国七十年来的社会自我生成的符号系统。国家统一的命题就嵌在这三套符号系统当中。从西方继受过来的符号系统移植到中国,并非移植到一块可以直接在 上面书写概念的白板,而是有着丰肥肌体的历史文化。过去七十年来的社会成长,更是为中国法律秩序的自我诠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按照德国法学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的国家定义,每个国家都由三个要素组成:主权、人口和领土。国家领土是合法性的空间边界,在领土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内,国家强力和干涉都是合法的,一旦超出这个空间,国家强力和干涉便不再具有合法性。人口一般不被认为是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福柯将之上升到生命政治的高度[19],它其实表达的是生生法则。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口,领土空间往往是无意义的[20]。主权是国家的灵魂,同主权相连的是人民意志,但人民主权所能证成的是确定空间的合法性,对于不确定的空间则不然。所以,人民为合法性基础的秩序与空间的关系要从两种不同的关系类型进行考察:一种是意志关系,一种是连属关系。

   (一)整体人民与空间割据

   历史上,国家形态众多,但无外乎都是以国内制度形态为标准划分国家类型。[21] 从法与空间的关系观察,国家是对内合法使用强制力和对外排除他国干涉的基本单位。博丹提出的主权观念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揭示了人与空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主权关系,这就为人从上帝手里接过空间的统治权铺平了道路。即便空间及其秩序由上帝所创,却不是教会可独占治理的,世俗国家同样可以独占治理。卢梭为了主权的正当性而加持了人民及其公意,一方面赋予了主权以民主合法性,另一方面,人民的历史经验类型——民族——为主权国家设定了空间边界。[22]由此,卢梭为世俗政治提供人民主权这一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实践断裂。代表整体人民的公意若不能扎根于历史经验类型的民族生活当中,形成同质性,反而会成为空间霸凌和空间割据的工具。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23],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此为民主政治的根本法,但这都属于应然性陈述。现实中,若以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世界这一标准衡量,当下的世界其实并非世界。[24]各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共同构成了内在充满断裂的世界人民。当问道,满足什么条件,一个空间内的人群可以称之为人民,从而成为主权者,得到的往往是循环论证:一个地区的人对自己所在空间拥有主权,这群人的整体就是人民,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所以这群人对这个空间拥有主权。[25]可是,不是每个地区的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如在卢梭看来,人群成为人民必须要经过一次结合。[26]就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地球上,这些人就构成了地球人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并非每个地区的人群都可以主张公投决断,否则最多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若是让少数服从多数的公投生效,必须要预设历史上第一次的缔约。[27]因此,任何涉及空间独立的公投都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公投的主体不能简单等同于本地区的人群;二是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第一次缔约。

   相比起其他各国宪法,我国宪法的特色之一就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叙事。宪法序言中首先使用的是“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具体时间点的表述则有1840年、1911年和1949年。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作为一个历史存在至少是从1840年开始的[28]。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就同宪法序言中的三项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当且仅当以这三项任务为己任的时候,也即具有连属关系的时候,任何人或组织就是中国或中国人民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独立存在的台湾人民,只有作为中国人民一份子的台湾人民。如果台湾当权者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民这一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它便不属于台湾这个空间的主权者。

   (二)秩序的意志关系与连属关系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国家,在近代的秩序建构上有两种颇为不同的历史叙事。在政治秩序建构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始终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在法治建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程度上属于来自西方的法律移植。法律移植是指将西方法律秩序这一套符号体系移植到具有另外一套历史叙事的空间,这些法律通过国家法定程序之后径直成为具有效力的法律。政治秩序的话语符号经过中国化就为中国赢得了独立的政治空间,法律秩序的建构则是在政治空间取得之后,从国外引进的话语体系直接成为具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可是,这些具有形式效力的法律(符号)体系同“中国化”的政治空间之间产生了阻断与冲突,也就很难为两岸统一提供话语和理论。事实上,在“台独”兴起之前,两岸统一问题的实质是谁有资格代表中国的问题。[29] 历史实践表明,代表资格竞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外来的符号体系能否实现中国化。

   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沃格林在《新政治科学》中区分了初级代表和存在代表。初级代表是说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是符号指代关系或者说意志关系,如一国宪法文本“甚至写得相当漂亮,上面规定的制度总的来说可归入初级型之下”。[30] 在初级代表意义上,人民主权只是社会的一个符号,一个国家宪法之中规定了人民主权并不等于人民就对国家拥有了主权。就好比一个人的名字叫“善人”,并不代表这个人的行为就是良善的。存在代表是指代表与被代表之间是连属关系。在某个空间内的人们可“将自身组织成为一个有力行动的社会”[31],就是秩序与空间的连属关系。人民与其代表之间的连属关系是说,人民通过其代表——政党或政府——能够为社会而行动,他们的行为不是归责到政党或政府,而是可以归责到整个社会。“一个政府要想成为代表,只成为宪法意义(我们的初级型的代表制)上的代表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促成建制的理念之实现的存在意义上的代表。”[32]

   人民是现代共和国的主人,这一符号取代了此前的教会与皇帝,但它本身就具有二元性。一是人民本身是一种符号代表,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秩序合法性基础,它在西方国家是扎根自身社会的存在性代表,但到了中国,还只是一种初级代表。二是人民这个秩序符号又需要具有方向引导和整合社会的人民代表,才能实现主权国家与祖国之间的连属化。就第一种初级代表关系来说,革命胜利之后,只需在立宪时刻做一意志决断,并将其实证化到宪法文本,这一代表关系就算完成了。可是,如此一来必然形成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人民这个西方符号所代表的实定法体系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具体表现在:(1)一个权力只要享有代表者的权威,就能制定实证法。在初级代表意义上,实证法体系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2)在存在意义上,人民代表通过革命拥有的权力先于实证法体系,法律渊源不能只在当下的实证法体系中寻找;(3)谁代表中国人民,就必须能在西方符号“中国化”的纷争之局中胜出。因此,初级代表所选择的法秩序只是一种符号秩序,在意志决断之后,不同的符号秩序需要在实践中证成自己,这时代表中国法秩序的就是存在性代表。[33]存在性代表是“一个中国”的真正代表,它代表的不只是权力与意志的符号关系,还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历代养成的连属关系。

   (三)从灵知主义的人民观转向历史存在的人民观

   中国是一个具有旧文明秩序的空间。旧文明秩序的符号系统已经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革命而失效,但在实际生活中,“打断骨头连着筋”,符号与社会之间的连属关系并没有完全失效。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将一套新的符号秩序话语体系引入中国的时候,这套符号体系并没有在社会选择和竞争中完全胜出,而要实现新符号同社会的连属关系,就不能只执着于符号和符号的内容,还要将连属关系纳入到人民主权秩序的内涵当中。

   如前述,来自西方的人民观念同基督教塑造而成的欧洲社会秩序密切相关。“西方基督教社会因此连属为属灵的秩序与属世的秩序。”[34] 这种连属关系远远超出了政治与法律范畴,还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观。欧洲历史不再是欧洲这一空间的历史存在本身,而是变成了属灵秩序的一部分,成为全体人类的历史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西方引进人民民主的秩序体系时,必须看到这一秩序背后的属灵符号与历史叙事逻辑的整体性和连属性,也即在欧洲形成的灵知主义秩序的历史偶然性,才能明白西方的符号系统同中国社会之间的断裂,才能有意识的重建西方符号系统与中国社会的连属性。显然,人民自决权等流行于台湾政界的话语正是出自灵知主义的人民观。这种人民观早在圣奥古斯丁的时候就已形成,“人民是以对一种正义秩序和利益团契的同意而联合的民众”[35]。然而,这在英国法学家福蒂斯丘看来只是一种神学思维的产物,这样的人民只是一种没有头颅的躯壳。在《英格兰法律赞》中,福蒂斯丘通过将王国的创生与身体脱离胚胎相类比展现了他的历史存在的人民观。人民肇兴而成为一个新生的王国,人民通过鼎革而从旧的文明秩序中解放出来成长为一个新文明秩序,从王权专制的国家变成政治家的国家。[36] 综合来说就是,人民这一符号同所在空间连属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人民的出生,即“肇兴”;二是人民的成长,即“鼎革”;三是人民秩序的成熟,人民化身为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个社会行动的细节里都映射出人民的存在。

   回到中国,从帝制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辛亥革命只是标志着人民的肇兴,辛亥革命以来的无数次革命和改革,则是人民的鼎革。中华民国政府只是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肇兴,却没有自觉意识推动人民主权的符号体系同中国社会的连属化,没有承担起反帝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新中国以来,人民主权的符号秩序在一系列的中国化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就[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日益成熟。因此,在代表权斗争之后,如中美建交公报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38]但是,两岸关系仍然嵌在灵知主义主导的霸权世界秩序中,统一还是分裂的命题本质上就是“灵知主义的人民观”与“历史存在的人民观”之争。完成统一的历史大业,并非完全否定属灵的意志理论,而是要构建可包容意志理论的连属关系理论。

  

三、国家统一中的连属关系构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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