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在情感意义上的价值感应才是可能的。作为存在的感应，是“无”和“有”之间的感应关系，不是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我们情感之间的价值感应，而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存在的感应关系，个体与世界通过存在的感应而具有了同体性，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论基础。

　　 由此可见，阳明的主体性哲学不是西方式的主体建构方式，不是从“我就是我”的自我同一性出发建构“我思故我在”的“我”。“良知”的主体其实是容纳了整个世界的，是通过存在的感应不断创生着的主体，它不是个人主义主体的起点，不是西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它是中国文明的价值原理在一个现代个体身上的展现，它充满了情义，充满了对世界感应的情感，是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意义上的主体。

　　 我们有无可能设想一种以“良知”为基础的社会？阳明晚年在《拔本塞源论》里提出了他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是在《礼运·大同篇》、朱子《大学章句》序的基础之上引申发挥而来，在“良知”的基础之上，更深刻也更全面地表达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首先是在“德”与“才”之间加以区别，“良知”的发现就是把德性看成是与人的有限性相伴随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分阶层，是人人平等具有的能力。德性的平等，不是抽象的平等主义，而是个体相对之际彼此尊重意义上的“对等”——即使你的良知没有展现出来，我也深信你有良知。当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大小的差别，但差别反而是合作互助的前提，社会的构成是“同心一德，集谋并力”的结果。这是阳明学一个深入人心的观点，而且是导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价值方向。德性得到尊重，才是个体真正得到尊重，能够尊重德性的社会才是好社会，一个好社会应该是能够激发人的“向上一机”的，这是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理想。

　　 因而，我们说“良知”的发现不仅是王阳明个人思想的意义，而是具有文明史的意义；它所揭示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华文明面向世界的新的自我创造。

　　

　　 注释：

　　 [1] 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页。

　　 [2] 李洵:《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原文刊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