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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美国的文化认同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性

——种族矛盾的文化与社会源流

更新时间:2021-03-28 09:46:19
作者: 魏南枝  

   这种构建需要将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作为美国“文化大熔炉”的基础,但“美国信念”构建历程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根据“文化大熔炉”的社会同化目标,理论上要求无论是定居者还是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种族和宗教等的移民都应当放弃原生文化、转而认同代表“美国信念”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也就是追求不同族裔都具有文化认同的同质性和“美国信念”的统一性,以符合“美国例外论”的要求。

   在实践层面,这种追求同质性的社会同化目标却变成了种种社会排他性规定,产生了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建国初期移民主要来自北欧和西欧国家,与英格兰文化差异不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开始大量来自南欧、东欧和亚洲的移民涌入美国,非洲裔奴隶逐步得到解放等,使得美国社会的文化异质性或文化多元性迅速增强。

   于是,以“同化”为名的各种排斥有色人种的制度性安排层出不穷,非洲裔、亚裔和拉美裔等遭受过各种制度性歧视与排斥。例如美国立国之初宪法里的五分之三条款、南北战争之后的“黑人法典”、19世纪末颁布的《排华法案》等;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也曾经被视为最下等的欧洲人,遭受18世纪末《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规定的种种限制。

   20世纪初强调“盎格鲁一致性”的“美利坚化运动”被称为是“文化大熔炉”主张者的一场“文化战争”,其目的是使19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从东欧、南欧涌入的移民遵循盎格鲁—新教文化而迅速转变为美国人。这场运动被一些人视为美国得以“统一民族国家”身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基础,但实际上却因为“文化大熔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并未被当时大量涌入的移民所接受、也未能成功地将大部分移民及其后代作为个体吸收进“美利坚”社会结构。

   这种“文化大熔炉”理论与实践的悖论,构成了今天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思想渊源,也奠定了今天“美国信念”论(白人至上主义认为自己代表“美国信念”)与文化多元主义二者对立的历史性基础。

  

二、文化沙拉碗:精神内核的不确定性

   作为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社会包容性不足的缺憾,各种排斥性或歧视性的法案与规定不利于有色人种和部分欧洲白人移民(主要指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融入主流文化。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这些被歧视的有色人种追求社会平等的历程本质上是有色人种主张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向白人看齐”)的斗争史。

   例如非洲裔美国人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网络,但他们并没有对非洲文化的认同感、没有自己独立的宗教而是大都信仰新教。所以“黑—白”二元社会结构是美国白人主体族裔的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等所构建出来的、而不是由非洲裔美国人基于自己独特的族群文化认同所主动推动的。他们非但不否定“美国信念”、还希望在实现种族平等之后,能够突破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制度性障碍而平等地成为美国公民,并且有权利享有“美国信念”。也就是说,被美国主流社会排斥的少数族裔缺乏冲击盎格鲁—新教文化主体地位的意愿与诉求,追求对主流文化的融入而非社会对抗是后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的“平权”二字的真实意思。

   但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客观上需要有大量移民,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来源越来越丰富,各种排斥性或歧视性的法案与规定迫使他们不得不保持对原生文化的认同。因此,美国社会结构客观上越来越朝“文化沙拉碗”或“文化织锦”(tapestry)的方向发展,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多族群拼成的一幅镶嵌图画或多元文化并存已经是美国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换句话说,“在文化多元主义还没有成为一个理论之前,它在美国社会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这变相证明了之前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锚的“文化大熔炉”的失败。

   文化性歧视是抽象的、而制度性歧视与排斥是具体的。既然结构意义上美国社会已经是“文化沙拉碗”,为了赢得文化层面的正式承认,首要的是不同族裔赢得法律意义的平等。于是,基于盎格鲁—新教文化主体地位的系列歧视性法规成为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争取公民资格和平等公民权的社会与政治权益斗争所向。

   美国的少数族裔追求平等公民权的曲折斗争过程、特别是反击严酷的“美利坚化”运动的各种理论宣言等,反过来强化了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的排他性形象、弱化了其试图实现的“统一化”或“同质性”作用,为文化多元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后来赢得“政治正确”主导地位提供了思想和社会基础。因此,在这样的较量过程中,“排他”还是“融合”成为美国政治正确性标准的争议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声称自己是西方文明的领袖和捍卫者,后来又宣称自己是全球社会的领袖和捍卫者。为此,客观上需要融合长期被排斥和歧视的少数族裔。并且,冷战期间美苏竞争等外部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从制度上兑现“平等”和“自由”等口号,少数族裔第一次得以利用道义和政治的力量对美国的法律和立法过程施加影响。

   基于少数族裔自身抗争努力和冷战期间美国政治的客观需要,从南北战争到平权运动,经历了对“白人、男性、新教和异性恋”等盎格鲁—新教文化信条的系统反思和“文化大熔炉”实践的种种挫败之后,保护弱者和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文化与行为规范逐渐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即文化多元主义开始得到正式承认。

   文化多元主义者致力于促进文化多元与推动各族群平等,例如取消种族歧视的《1965年移民法》和提升有色人种政治影响力的《1965年投票权法》等,各族裔实现了公民普选权。此后,美国公民身份不再是一种特权、而是试图以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作为新的文化认同基石,也就是说消减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等都属于“政治正确”的范畴。

   随着新的“政治正确”的逐步推进,尽管美国仍以来自世界各国移民的“文化大熔炉”自居,盎格鲁—新教文化继续被视为美国多元文化的核心所在,但“对外来移民的整套美国化措施”也就是“同化”措施早已趋于弱化,各种亚民族的、双重国籍的和跨国的身份与特性等迅速蔓延,并逐渐对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的主体地位形成威胁。然而,新“政治正确”标准的建立不意味着信奉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传统保守群体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屈从,二者在逻辑上和政治上长期相互竞争和相互纠缠。这种竞争和纠缠使得曾经答案确定的美国社会的自身性质或者精神内核这个问题开始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的经济转型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增强了这种不确定性。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向经济金融化转型,同时推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美国经济中的增量部分主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与经济全球化。于是,早期美国梦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失去了平衡,即“经济冲动力”(追求物质财富的发财梦)吃重;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即“宗教冲动力”(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的宗教自由梦)已经相当程度上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耗能量而趋于走衰。

   如果说19世纪以降美国少数族裔围绕公民权利等进行的斗争是追求“平等”,即寻求与传统美国白人同等的公民身份、融入盎格鲁—新教主流社会,其结果是将多元文化性构建为“政治正确”标准,客观上冲击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那么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高科技产业和生产自动化等致力于促进资金、信息、商品、货物和劳动力本身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就是追求“自由”,构建起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政治正确性话语体系(政策和舆论)和制度体系(法律和规则),主观上需要在美国国内通过强化文化多元主义来削弱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

   经济全球化带动各种资源和大量人口的跨国流动,处于经济全球化中心的美国所经历的上述经济结构性变化决定了美国前所未有地需要引进大量移民进入美国,例如高科技行业需要引进工程师和熟练技术工人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又如低端服务行业等需要引进低端劳工(或黑工)来降低劳动成本。其结果不仅是国籍观念和国界作用的淡化,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对盎格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构成挑战、盎格鲁—新教文化对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力趋于萎缩,美国作为政治国家已经无力对膨胀的跨国资本力量进行有效监管等。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族裔平等”“文化多元”“自由市场”等,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实上日益不平等的“资本—劳动关系”。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所分析的,美国已经进入世袭资本主义时代,“赢者通吃”规则已经垄断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美国收入顶端1%人群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0年的8%上升到了2015年的18.39%,包括资本收益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更是高达22.03%。从家庭数量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已经从1971年的61%萎缩为2015年的略低于50%,已经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低层阶级家庭比重从25%上升到29%,而上层阶级家庭比重从14%上升到21%。

   与美国的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同时存在的是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美国占GDP比重最大的行业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业务,其次为专业与商业服务,二者都属于高端服务业,占全美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即使是制造业也主要集中在附加值高和科技含量高的高端制造业,例如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医疗器械等。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具有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的特点,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但由于智力要素密集度高、对劳动力的实际吸纳能力小,因此美国就业市场所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在日渐萎缩,对低学历者的吸纳能力更趋于缩减。

   奥巴马在结束其总统任期前分析认为:“1953年,25到54岁的男性中只有3%找不到工作;如今(2016年),这一比例是12%。1999年,23%的青壮年女性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这一比例是26%。”过去30多年来,美国内部因失业、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等多种因素,出现大量陷入固化境地的底层阶级,其中包括长期底层化的非洲裔、拉美裔群体,更重要的是逐渐出现自认为是社会主体族裔却被底层化了的白人工人阶级群体。

   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赋予了资本极大的自由,却又前所未有地削弱了美国中低层劳动者们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等的族裔差别。因为在资本谋求“最低的成本、最少的监管和最高的利润”的利益诉求面前,无论肤色、宗教和性别的差异如何,都必须服从于资本收益最大化原则而“被平等化”地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包括欧洲裔白人在内的各族群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剧,白人工人阶级从曾经的中产阶级陷入困顿之中。

   这些白人工人阶级要么因长期失业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要么即使有工作但低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运行。当付出努力却因为失去了基本的机会公平、没有可能向上的时候,从曾经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变成了和中低层移民一样深受阶层固化之苦。如霍克希尔德所发现的,“这些工人阶级对联邦政府也充满愤怒,因为民主党所掌控的联邦政府不断颁布各种法令来允许移民等合法‘插队’,这对辛勤工作的白人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种不公平感让信奉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愤怒日益膨胀,他们受勤劳致富、歧视穷人的新教文化传统影响,视因失业或贫穷而依赖社会福利为耻辱。尽管1990年以来美国富裕阶层的中年人死亡率持续下滑,但是学历为高中或者更低的欧洲裔白人中年男性因自杀、药物过量和酒精中毒等而非正常死亡的比率经历了持续的增长:从1999年非正常死亡率比非洲裔低30%、迅速增长为2015年比非洲裔高3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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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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