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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没有帝国的帝国史

——《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推荐序

更新时间:2021-03-26 23:22:58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但他强调的不是这三种帝国的区别,而是以三者共同面临的统治难题来刻意抹杀这种区别,他也并没有用这个三种帝国模式来分析他所提出的“欧亚革命”。而我们唯有从帝国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古今东西的差异,才能真正理解“欧亚革命”或“大分流”的起源及其影响。

   三

   本书可以被看作作者组织的一场全球史研究与帝国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一方面他试图用“新帝国史”的立场来批判全球史中从沃勒斯坦到弗兰克的左翼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将帝国看作一种普遍的全球历史现象,从而解构霍布森和列宁所开创的“帝国主义”批判传统。而他对全球帝国史的理解直接获益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一方面,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早就提出要从全球视角来看待欧亚关系,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学本身就服务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和全球争霸战略,而这种地缘争霸战略的中心就是达尔文所关注的“欧亚大陆”。达尔文认为,在18世纪之前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亚大陆上的几大帝国势均力敌,但直到18世纪之后,欧洲帝国才全面崛起对亚洲的东方诸帝国构成了压倒性优势,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亚力量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分流”呢?达尔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欧亚革命”。他认为由于发生了地缘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文明论”)相互交织的三场革命,才形成了东西方“大分流”的“欧亚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经典理论所普遍强调的,那么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就是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引人全球帝国史研究中,强调“欧亚革命”的基础乃是“地缘政治革命”(第四章第一节的小标题)。

   正是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达尔文一方面强调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导致“欧洲”的版图和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东部的俄罗斯到美洲和大洋洲所有的欧洲人殖民地都纳人整个“大欧洲”,其中“大西洋世界”的兴起使得欧洲人可以利用美洲的白银“勉强地搭上了亚洲经济的列车”(弗兰克语),从而加入东方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打破了欧洲内部诸帝国的地缘力量平衡,导致处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帝国和作为海洋帝国的大英帝国放手在全球展开扩张,二者分别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对欧亚大陆形成南北夹击,共同挤压、蚕食和占领东方诸帝国的地缘空间。正是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在围绕欧亚大陆不断扩张并形成对峙和竞争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大博弈”中,大英帝国占领印度将其变为殖民地从而获得征服东亚的跳板。从此,英国进入了独霸海洋世界的局面,也顺势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而要通过贸易手段战胜最后的东方帝国——中国,就必须依靠物美价廉的产品,英国的“工业革命”由此而来。由此,“大欧洲”的形成推动了全球地缘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推动经济领域中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而经济发展的差异推动了欧洲人在文化领域中以“文明”面目来拯救落后“野蛮”的文化革命,“东方主义”笔下的东方“停滞”形象也由此诞生。这三场革命交织在一起,推动欧亚大陆上欧洲超越亚洲并决定了亚洲衰落的命运。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大分流”无疑具有洞见,然而,达尔文对“欧亚革命”的解释恰恰忽略了全球帝国史中的两个根本问题。其一乃是全球史中的“郑和之谜”,即明代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全球大航海,甚至郑和已经发现了“非洲”,可为什么中国放弃了主宰全球的机会而将其拱手送给后来的欧洲人呢?其二乃是“大航海之谜”,即为什么欧洲人要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进行全球大航海呢?我们唯有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大分流”的地缘政治基础及其影响下的经济、文化起源。

   虽然达尔文强调麦金德的影响,但他忽略了麦金德将全球划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内新月地带)和海洋岛屿地带(外新月地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长期冲击,导致地处大陆边缘的中国始终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为首要任务,由此,中国地缘战略的重心始终是与大陆心脏地带争夺“内亚地带”(拉铁摩尔语),这种长期的地缘战略重心塑造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的品格,导致海洋从未成为中国关注的重点。因此,“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目的就不是海洋世界的商业贸易,即使发现新大陆,这些不毛之地对于富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与北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较量中,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人中原,在文化上被汉化,从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以至于形成一种作为世界中心的自我认知。这种文化自信发展为傲慢,窒息了中国人对外界变化的感知,以至于中国在16、17世纪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对于西方新兴的科学知识缺乏关注和兴趣。而欧洲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刚好是中国王朝进人衰落的时期,这种历史的“因缘际会”加速了这种“欧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大陆帝国的强大,还是缺乏海洋意识以及对西方的文化封闭和傲慢,都是因为在地缘政治上与大陆心脏地带长期互动的结果。同样,西方崛起不仅源于地中海提供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偶然发现了新大陆。这才是真正的“因缘际会”。

   要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进行大航海,首先就要从地缘政治上诉诸地中海世界的影响。欧洲文明始终是围绕地中海的争夺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商业贸易和航海之于欧洲人,就像农业耕种和骑马之于中国人,乃是长期地理环境塑造而成的文化基因。更重要的是,欧洲文明长期被东方文明打败,希腊文明被东方帝国摧毁,罗马帝国崛起后又被东方的基督教所降伏,而基督教的欧洲差点被蒙古人摧毁(欧洲人对“黄祸”恐惧的根源)。“帖木儿之死”对于欧洲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欧洲人幸存下来,但更为长远的影响却是蒙古帝国解体导致沟通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断绝,而此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垄断了地中海与东方的贸易,对欧洲的不断攻势将欧洲人压迫到西欧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而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并没有文化优势,“十字军东征”不过是西欧在绝望中的努力且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中,大航海来自欧洲人的求生本能,除了寻找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约翰王来建立包围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联盟,更重要的是通过海上找到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贸易的渠道,因为后者不仅是欧亚世界的财富中心,其知识、价值和生活方式也意义非凡。且不说“四大发明”对欧洲崛起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欧洲人大航海时代所需要的天文学知识、舆图知识、航海知识等也是从东方传播而来,东方的棉布制造、茶叶种植技术、工程技术等今天可以理解为工业知识产权的大量发明创造也无偿地输人欧洲。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16一17世纪掀起了热潮,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然而,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崛起后如何向东方进行知识传播,而全书对西方崛起前如何从东方获取知识只字不提,书中甚至连“四大发明”这个词都没有出现。可见,达尔文的“新帝国史”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只不过是让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变得更为隐蔽而已。

   四

   从工业革命的“大分流”问题上溯到更早的“郑和之谜”,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显而易见,但其根源则众说纷纭。这成为从18、19世纪欧洲的经典社会理论到当代全球史研究中始终绕不开的问题。若从“帝国”的视角看,我们或许可以从不同文明传统发展起来的不同帝国形态中给出相应的解释。遗憾的是,在这本帝国史著作中,达尔文并没有关注这种古今中西的帝国形态差异,以至于未能看到不同的帝国形态对“欧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达尔文叙述大英帝国历史的《帝国筹划》的书名就来自亚当·斯密,那就让我们从18世纪亚当·斯密对于“大分流”问题的解释开始。

   在“大分流”问题上,达尔文援引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而这个问题首先来自亚当·斯密的洞见。亚当·斯密敏锐地观察到,人类历史发展出两条工业化道路。一条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现代化道路,即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商业贸易的道路。另一条是以欧洲为典型的“反自然、倒退的”现代化道路,即从商业到制造业再到农业的道路。欧洲道路的根源在于封建制遏制了农业的改良和发展,而最先摧毁封建制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将释放出来的自由民投人到地中海商业贸易领域中,而地理大发现推动全球商业贸易必须要求体积小而价值高昂的商品。这就迫使欧洲从早期奢侈品贸易发展到工业品贸易,由此推动欧洲率先进行工业革命。

   亚当·斯密的洞见不仅在于看到了东西方“大分流”的地缘环境影响下的经济根源,更重要的是看到欧洲这条“反自然”的商业贸易主导的发展道路推动了欧洲形成“军事-财政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商品贸易的利润取决于销售市场,为了打开市场欧洲国家不断发动战争。战争推动了金融兴起,通过发行债券使得欧洲国家的战争规模和能力大幅度提升。战争开辟的广大市场又刺激着制造业的发展以提供更多的廉价商品。由此,在这条“反自然”现代化道路上推动贸易一战争一金融一工业这四个因素相互促进,从而形成“军事-财政国家”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因此,欧洲崛起不仅是商业贸易的全球化和工业化,更是金融和战争机器的全球化。这种“军事-财政国家”的新型政治组织将人性中最野蛮的力量释放出来,从根本上颠倒了人类文明已形成的文明与野蛮的标准。这就是达尔文所理解的“现代性”,即如何统一调动“人力”和“物力”,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组织成为一种“力”(第485页)。

   如果说“文明”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约束,那么“现代”则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释放,达尔文所说的“文化革命”就是这场古今之争中将欲望/自由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野蛮力量作为新的“文明”尺度:科学技术、工商业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体的主权国家建构等,而“现代性”的最高原则最终通过战争暴力展现出来。由此,“欧亚革命”推动“大分流”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基于自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儒家天下主义,始终坚持以道德来约束暴力,而欧洲为了加入东方的世界体系走了一条“反自然”的现代化道路,率先完成了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革命,构建起一种完全不同于东方古典帝国的新型帝国形态。由此,推动“欧亚革命”的全球帝国史也是“文明的野蛮人”的成长史,是东方古典帝国向现代欧洲帝国转型的历史,是欧洲主权国家崛起并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国的历史,是全球最黑暗的奴隶贸易史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史,更是帝国主义不断发起全球大战的战争史。达尔文有意无意地抹杀古今帝国形态的差异,恰恰遮蔽了欧洲崛起所建构的现代帝国形态的野蛮性。直至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欧洲人造就的野蛮人的世界中,人类重返动物化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贯穿全球化时代的潜在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不断加剧全球地缘不平等的同时,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网络战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常态。

若从帝国史的角度看,欧洲崛起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帝国构造。欧洲帝国首先建构出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核,它基于现代性原则形成一个小型的、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内部凝聚力的实体,我们通常称之为“军事财政国”、“宪制国家”或“民族国家”等,都是强调这个帝国核心的凝聚力,可以说主权国家乃是新型帝国的发动机。正是依赖帝国核心的强大力量,欧洲小小的主权国家就可以征服亚洲或者新大陆上的庞大帝国,从而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因此,“殖民帝国”乃至“殖民主义”这些概念都强调欧洲主权国家对殖民地经济剥削、暴力统治和军事征服。然而,在“新帝国史”叙述中,普遍强调欧洲殖民帝国并非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起来,而是大航海以来全球商业贸易无心插柳的结果。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往往是商人和冒险家从政府获得特许状,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新帝国史”书写中,特别强调这种由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移民基于商业贸易的利益所建立的碎片化的、形形色色符合殖民地不同情况的多样化治理模式,这些殖民地在名义上效忠于英国国王,而实际上形成了“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这样的帝国不同于古典帝国的领土征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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