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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现代国际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更新时间:2021-03-24 11:56:13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造访了每一块有人居住的土地,而且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尾随其后。但是,虽然他们努力与更强大的东方君主建立外交渠道,却一无所获。⑩

   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归纳,16世纪之前(或“全球化”进程之前)的区域性国际状态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区域性帝国秩序,即区域性帝国主导着与周边的大多数政治单位的关系,要么是区域性无政府状态,即区域内的各政治单位处于相互冲突的均势状态,此消彼长和合纵连横,战争是这种状态中的常态。在这种国际状态中,没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一切都凭靠“武力”(force),有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苏美尔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建立起有限地理范围内的区域性帝国和平,从而成为区域性帝国秩序的世界政治史典范。至于区域性无政府状态,则不胜枚举,史学家们通常会提到的典型例子是古希腊泛城邦世界和15至17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如果把观察世界史的视角放大些来看,那么人们就得说,自苏美尔帝国到罗马帝国的帝国更替以及随后阿拉伯帝国崛起与东西两个罗马帝国的地缘冲突,不过是更大地表范围和更长历史时段的持续无政府状态。“冷战”并非是现代之后的政治语汇,早在14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就出现了。

   蒙古部族在13世纪凭靠马背上的“武力”昙花一现式地扫荡欧亚大陆,就是典型例证。对于蒙古人部落(Aimagh)政体的入侵,即便欧洲人也没法说自己遭受了“侵略”,只有要么血拼、要么媾和。

   截至1241年,蒙古人已经兵分三路,分别抵达西里西亚、匈牙利西部以及亚得里亚海。在李格尼兹战役(the Battle of Liegnitz)中,最后一支有组织的西方军队也被击败了,但是当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得胜的蒙古军队及其将领们匆匆撤退,赶回本部参加继任大汗的遴选。西方各国深惧蒙古军威,在随后的若干年中,由于它们不清楚蒙古人是否还会继续扩张,于是派遣使团前往喀喇昆仑以求媾和。?

   蒙古人凭靠“奉长生天的气力”一度夺取中华帝国的领导权,并建立起一个“世界史上陆地连续面积最大的帝国”,其帝国权力统辖的地表范围“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延伸到东欧,从西伯利亚的莽莽森林到中原以南的亚热带地区”。?

   然而,蒙古统治者虽然“勤政不懈、谨慎守成”,“但在现实政治上,治理中国的行政能力与人才却非其所有。”? 由于将封建制引入中原,以至于“基本上大汗和贵族之间的冲突是常态”,而且没有像辽、金两朝那样,沿用“汉法”行科举取才,或者说“从来没有想过要依赖汉化的统治方式,也从来没有专一支持汉人官员和宗教人士及其文化活动”,蒙古帝国好景不长(鲁大维,页16-17)。

   总之,始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之前,除了东亚地带的中华帝国秩序,整个世界实际上一直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华秩序能够得以赓继,不过是因为自然地缘的阻隔避免了同其他帝国发生冲突。一旦这种阻隔不复存在,中华秩序及其德性品质就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

   古代世界、亚洲和现代欧洲,都没有经历过一个介于均势和帝国之间的持久阶段。地中海的希腊-拉丁文明在经历长期的动荡不安之后,走向了帝国和平。在亚洲,三种伟大的文明在均势和平与帝国和平之间轮回交替。……

   中国在2000多年前实现了帝国的统一,是一国战胜其他对手取得最后胜利的结果;它只是在走向分离与恢复统一之间、在内战与和平(既是国内战争又是帝国战争)的交替时期获得成功。至于说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她在躲在长城后面守成与扩张冲动的倾向之间裹足不前。她先是被蒙古人而后被满洲人征服,从来(19世纪前)就没有进入到一个持久的、平等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阿隆,页148-149)

   阿隆所谓的“帝国和平”即“帝国秩序”,也许他想说:如果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或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成功征服全球地表,那么,整个世界也许就会出现一种亚历山大帝国或罗马帝国式的国际秩序。但这个假设没法用在中华帝国身上,因为,无限扩张并不是古中华帝国的基本特征。

   西方帝国具有两大主要特征,虽然这两大特征并非西方帝国所专有,但它们在其他帝国体制上表现得不如西方明显。第一个特征是“没有界限”,不断扩张边界直至(甚至超出)技术和军事力量所能承受的范围。第二个特征是不仅要对蛮荒之地及其人们进行征税、剥削,还要尽力将之西化,直至与其中一部分人达成合作。?

   按照这种观察,如果在东亚换作是亚历山大或奥古斯都,那么,不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马来半岛也会被纳入其帝国和平。

   如今我们的某些史学人在考察“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时,一开始就祭出马汉上校的“海权论”,然后惋惜中华帝国历代君王都缺乏“海权”意识:

   郑成功之后,中国海军屡战屡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严重缺乏海权意识。19世纪美国海军专家马汉的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从来没有。?

   这类史观好坏不分、善恶莫辨,对“马汉主义”钦慕大英帝国霸权的帝国主义心性毫无意识。? 但这也反过来证明,中华帝国秩序在伦理品质上的确与西方帝国完全不同。

  

   三、现代国际秩序的起源

  

   世界历史展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有一种国际秩序,那么,它必定是由一种帝国权力带来的秩序。问题在于,秩序也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

   如今的全球化现代国际秩序肇端于19世纪,其标志是英国崛起为掌握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帝国。

   19世纪,英国领导塑造了以大国关系、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安排为标记的国际体系。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中,欧洲大国在一整套指导大国关系的规则和预期方面达成了一致。英国和其他大国还在非洲、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经营着帝国。与此同时,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为开端,英国管理着围绕开放贸易、金本位和航海自由建立起来的全球商业体系的扩展。(伊肯伯里,页12-13)

   英国凭靠帝国权力给世界带来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以大国均势为基础,国际关系学教科书几乎一致认为,这一秩序的基本原则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这一和约是基督教欧洲在17世纪经历的一场30年战争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自14世纪以来所经历的300多百年无政府状态的产物。

   换言之,如今的全球化国际状态是基督教欧洲的区域性国际状态的全球化延伸,其历史原因对于我们来说近乎历史常识:随着基督教欧洲大国之间冲突的地表范围扩展到全球,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就成了全球化的国际习惯法原则。

   由此可以理解,如今的美国政治学家们在为美利坚世界秩序辩护时,往往会一再强调“自由的国际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一脉相承:

   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家都试图使自己成为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的主权单位。个人是国家权势管辖的对象,没有资源对抗不道德或非法的国内行为。第一次提出国家需要承担责任的战后计划出现在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中。在保护国家抵御侵略的目标上,《大西洋宪章》肯定了威尔逊主义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一致,同时它向所有人民保证“摆脱恐惧和贫困”,以及“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政府形式”,这些概念标志着思维的革命性转变。?

   “自由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是3项要素:国家主权独立、国家形式自决和追求富裕生活方式的权利。“个人自由”是这种国际原则的原始基因,因此称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原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原则非常符合美国的立国经历。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政治学家会说,

   近代以来,在较深或基础层面上,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一体系是指大国以多极或两极方式组织起来并共享国家主权方面的规范。一直是在这种国家体系中行事的大国[美国],从事着自由秩序的构建。(伊肯伯里,页16)

   若要辨识这些说法的虚实,我们就得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有数。

   如今的我们也言必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很少有人问,所谓“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会不会是英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编织的一个历史传说。

   从教科书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以多边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在实践上第一次肯定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为国际关系准则”,“各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否则将受集体制裁”,以和平方式(谈判、协商、调解或仲裁)“解决有关新的和平秩序的冲突”的模式,允许受损害的国家可以采用武力对付侵略国以便恢复其权利,而其他缔约国有义务对这种正当战争提供军事支持等等等等。? 凡此说法虽然无不来自西方教科书,而且已经进入我国教育部的钦定教材,却没有一条经得起世界政治史的检验。

   既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德意志地区30年战争的产物,它就不可能是以和平方式(谈判、协商、调解或仲裁)解决有关新的和平秩序的冲突的模式,而仅仅是将战争结果制度化以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的模式。任何战后和约都是战争的结果,要么双方打成平手,要么一方战败但又未被吞并,然后签订媾和协定,承认战后格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不例外,它以多边国际会议的形式媾和,不过是因为这场战争有多个国家卷入,不是双边性的国际战争。

   战后和约自古就有,多个政治单位卷入的国际性多边战争同样如此。希腊化时期的罗马人与希腊化帝国以及帕提亚帝国之间的战争,中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以及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国际性多边战争的典型例子。查理帝国分离后的国际性多边战争,更是不胜枚举。

   德意志30年战争,不过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国际格局逐渐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区域性大冲突,从而成为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其结果,铭刻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国际地缘格局变动的结果:法兰西王国崛起,神圣罗马帝国式微。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确包含着某种国际政治原则,在后来的国际政治冲突中,这一原则的确产生了影响,而且“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美国也的确继承了这一原则。问题在于,这一原则与“自由的国际秩序”原则的3项要素(国家主权独立、国家形式自决和追求富裕生活方式的权利)毫不相干。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四、什么是“威斯特伐利亚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共有三个和约文本,《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最重要,后世谈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主要依据这个文本。? 《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第一条宣称,战争双方“应该秉持基督的普遍和平,永恒、真正和诚挚的和睦关系”,并“真挚而热忱地遵守和培育”这种关系(李明倩,页291)。

这一陈述表明,这场战争是西方基督教(亦称拉丁基督教)共同体内部的战争。尽管共同的基督信仰并不能保障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发生战争,毕竟还可以凭此祈盼战争双方在战后“秉持基督的普遍和平”理念捐弃前嫌,谅解战争给双方带来的伤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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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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