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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波: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方法论反省

更新时间:2021-03-20 23:37:46
作者: 孙海波  

   【出处】《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摘要】伴随着法律与社会科学交叉性研究的进展,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都不断对社会科学开放。社会科学主要在案件事实论证领域发挥作用,通常被用以确认裁判性事实,除此之外还可以被用以形成立法性事实或提供社会框架背景。从方法论上来说,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化至少面临三个层面的批判:在法概念论上,坚持一种还原论立场,以外部描述性方法消解法律规范性;在功能属性上,以对专业性和权威性知识经验的垄断,实际上发挥着一种修辞性的功能;在思维方式上,依循一种后果导向的推理思路,极易导向一种超越法律的法外裁判立场。在承认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合理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其应有的限度。司法应坚持教义性规则对案件裁判的根本决定作用,维护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中文关键字】司法裁判;社会科学;事实论证;后果导向;法外裁判

   【全文】

   一、引言:当司法遭遇社会科学

  

   司法作为解决问题和争议的场所,它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在于对各种理由保持开放,即“在开放的场域或体系中论证”。人们都很清楚,在常规、简易案件中,待决案件事实与规范要件事实是对应的,借助于演绎或涵摄模式,便可轻易地推导出可靠的结论。然而,争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有时会呈现出不相适应或形式适应但实质不适应等情形,此时就需要法官能动地从事法律发现。除了法律自身的扩张程度会导致案件疑难之外,有时候案件的社会影响也会制约法律的适用,这在热点或重大影响性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情况下,司法裁判很有可能对法律之外的因素开放出空间,如霍姆斯法官所言,“重大案件之所以重大,并不是因为其在塑造未来法律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在于某些直接的压倒性利益吸引了人们的情感,并扭曲了判断”。社会经验、社会现实利益状况、后果影响、政策乃至政治等诸多要素,很多时候都会装扮成社会科学知识的样貌进入司法过程中,并左右法官的判决。

  

   法学是法律科学(legal science/science of law)的简称,法学与科学之间的亲缘性自不待言。在法律发展史上,人们曾追逐过法律公理之梦,努力模仿着自然科学的样子,将法律体系型构为一个严丝合缝的完美集合。普赫塔通过概念金字塔的逻辑演绎,追求“科学”意义上的体系思想,“当最顶端确立了一个最普遍的概念,其余所有概念都居于其下时,亦即其他类概念和种概念都能纳入其下时,这一逻辑体系的思想就臻于完结;人们因此可以从金字塔底部的任一点出发,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逐步放弃特殊性的东西,以此方式最终也能攀升至最高点”。公理之梦的破灭让人们开始理性地审视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法学中充斥着不确定、谬误、情感,而自然科学则关心自然的、绝对的、永恒的东西,细微之处亦有理有据、求真务实。虽然不能将法学与自然科学等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放弃法学的科学性,只不过由于法学所追求的是一种“弱科学性”,故而我们退而求其次,将法学安置于社会科学范畴之下。

  

   社会科学囊括研究人类社会的诸多科目,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囿于论题,本文集中关注与司法审判较为密切的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尽管它们各自有其独特的研究进路,但在内部均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将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引入裁判过程,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其中有些差异非常具有直观性:“科学是理性的,而法律是非理性的;科学是抽象的,而法律是具体的;法律生产个别性的知识,而科学生产普遍性的知识;法律发现以确定性和排除合理怀疑为基础,而社会科学发现则立基于或然性和归纳;法律是规范性和规定性的,描述人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社会科学则是价值中立的、实际的和描述性的,描述人们事实上如何行为。”简要来说,社会科学更多是一种经验性活动,而裁判在本质上是规范性活动。那么,打破二者之间的藩篱,实现有效转译,就是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核心所在,也就是本文关心的核心议题。

  

   由于法律与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的研究在美国起步较早,司法对社会科学的开放性程度较高。这一方面与法学发展有关,自法律现实主义打破形式主义的神话之后,美国法学的整体面貌是反理论的,高度关注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倡导经验重于逻辑,这为经验性科学资料和证据进入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在法理论的观照下,司法更加面向未来,不只是恪守法律条文和先例,而是根据社会利益的现实需求,可超越法律裁判。故而美国有不少讨论社会科学在司法中应用的著述。比如,有的从一般理论角度梳理法律或司法中的社会科学。有的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司法裁判对心理学的吸收和应用。有的研究社会实证数据能否作为证据,以及如何影响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认定。有的研究社会科学在劳动法、婚姻法、宪法、刑法、侵权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我们权且将社会科学对司法的渗透及其运用称为“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化”,以上种种研究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科学在司法中运用的现状与前景,同时还会从更重要的侧面展示出这种现象的内在局限,对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不加限制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消解裁判的法律属性,将价值判断还原为事实判断,最终放弃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早在1908年发生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中,此种立场就曾显现。该案的争议问题是俄勒冈州通过的一项将女工每天工时限定在10小时内的法案是否合宪。当时作为律师的布兰代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力图为该法案的合宪性进行辩护,其向法院提供了长达百余页的意见书,该意见书被后世称为“布兰代斯意见书”(Brandeis Brief)。他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找到大量经验性数据,证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身体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对于女性给予特殊的工时保护立法是正当的。至此之后,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在美国以论辩意见或其它形式进入司法过程开始变得司空见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审理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以下简称布朗案)也直截了当地引入了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先前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了“隔离但平等”原则,辩护了隔离的正当性,而在布朗案中,为推翻先例中的原则,上诉人及其律师竭力从社会科学中寻找有力证据来证明隔离对黑人孩子会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具体来说,在采取隔离的南方学校的黑人学生中开展了一项“玩具娃娃测试”(Doll test),摆在黑人学童面前的分别是一只黑色玩偶和白色玩偶,当询问他们哪一个玩偶漂亮以及自己更喜欢哪一个时,绝大多数孩童都直言不讳地回答自己喜欢白色玩偶。这个心理学实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证实了种族隔离会给黑人孩童带来巨大的心理影响和认知偏见,因此种族隔离从一开始就会带来伤害并制造不平等。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吸收了社会科学的论据,并据以推翻了自己五十年前确立的先例,但是,争议仍然继续,不少论者针对布朗案中运用社会科学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比如,有观点认为,态度性研究很难在各种变量因素中锁定何者是最关键变量,言外之意是怀疑能否将这种态度性变化归因于学校的隔离。又比如,一些论者在北方未进行学校隔离的黑人孩童中进行了类似实验,结果发现了类似甚至更明显的态度偏好,这足以解释隔离并不是影响孩童态度偏好的唯一因素。再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布朗案依靠的社会科学知识并不可靠,甚至认为将这种证词称作伪证都不过分。尽管针对这些社会科学知识、发现或结论应否成为妥当的证据资料尚存争议,但在实然的层面上,它们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司法裁判。

  

   相比之下,在我国,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司法实践来说,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问题都才刚起步。法教义学或法条主义强调法官思维应以规范作为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根据推导案件结论。与之不同,社科法学者反对法律中心主义,主张法官在司法场域中面对的不只是法律,除法律之外,事实及事实判断也很重要,更极端者会趋向于承诺一种事实中心主义。社科法学者不仅主张在学术理论研究中贯彻社会科学的方法,同时还倡导让这些东西深入到实践中去影响法官的判断。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紧张关系:一方面,社会科学能为司法裁判提供信息参照和辅助;另一方面,法官对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十分有限,从社会科学到法律话语之间的转化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当然,本文关心的仍然是中国问题,即中国法官如何面对以及运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并不统一,社科法学发展水平有限,司法职业化程度不高及法官专业化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冒然引进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极有可能会干扰甚至扭曲法官的判断,使得正义的法官、法律之下的法官沦为法律之外的“民科法官”。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我们需要思考社会科学在进入司法裁判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障碍和困难,从方法论上对其加以澄清。这不仅有助于摆正社会科学在法律和司法中的位置,同时对于维护法官的规范性思维以及捍卫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亦有重要的价值。

  

   二、法概念上的还原论立场

  

   社科法学阵营的学者是倡导社会科学在法律领域中应用的坚定辩护者,他们的主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层面,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剖析法律现象,提出不同于传统法教义学的判断和结论。另一个是实践层面,以社会科学的发现和结论来影响法律实践,比如,利用成本收益方法来进行立法评估,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划定行政罚款之标准,以政策的形式影响法院之判决,等等。近几年,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人们可以在法教义学的著述中找到很多针对社科法学的一般性批评,其中,从方法论角度所展开的攻击较为彻底。例如,陈景辉教授指出,社科法学关于“中国”问题、客观且全面地描述法律实践背后的影响要素以及存在即为有效这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均存在严重缺陷,从而使得社科法学理论最终只能走向破产,“法律与社会科学正在上演的,不过是一出没有事先声明的魔术表演而已”。就本文所关心的论题(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影响司法决策过程)而言,以上批评自然可以适用于下文的讨论,然而它们更多地指向的还是理论层面的社科法学,本文将聚焦于社会科学在司法层面应用中可能面临的难题。笔者先来剖析社科法学论者在法概念的问题上所普遍持有的一种还原论立场。

  

   人们对于“法律是什么”持有的观点、立场或态度,被称为“法概念论”,简而言之,就是人们眼中的法是什么样的。说到底,这就是法概念的问题,对于法律是什么的不同想象势必影响到裁判中对于法源的选择,进而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裁判立场。法概念是形成法律推理之前提的核心要素,不同的法概念主张会形成不同的裁判后果。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面对同一个案件,尤其是在争议案件或疑难案件中,不同的法官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有时完全截然相对的结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眼中的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位持有自然法立场的法官眼中的法是更宽泛的,除了实在法之外,还包括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司法裁判具有鲜明的实质主义取向。相比之下,作为实证主义者的法官则将法牢牢限定在实在法之内,司法裁判折射出更强的形式主义色彩。

  

从法哲学角度来看,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其一是决定论,认为有什么样的法概念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裁判理论。其二是非决定论,主张在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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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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