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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田:民法理念与著作权法修改

更新时间:2021-03-17 00:45:35
作者: 刘春田  

   【出处】《版权理论与实务》2021年第1期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民法典;著作权;市场经济

   【全文】

   2020年颁布《民法典》,并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标志着包括著作权在内的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从此在制度上结束了与民法若即若离,却试图自行其是的局面,全面进入民法体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转变的结果,是知识产权法律回归民法体系的制度母体,知识产权理念回归民法的精神家园。从此,在制度上提供了一种工具,即著作权法从理论到实践,将全面的确立和贯彻民法理念,将会在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民法理念

  

   《民法典》价值的精髓在于民法理念。理念不同于精神层面的概念,“理念不只是实体和普遍性,而是概念和体现概念的实在的二者的统一......理念如果没有现实存在而外在于现实存在,也就不是真实的理念。因此,理念必须进一步变成现实”(【德】黑格尔 著《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第1版,第184—185页)。其间,制度是概念与实践的纽带、桥梁。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纵容市场自由发展也会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因此,需要法治。法治既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创新与扩张的本能,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保障其健康发展。也可以通过构建秩序,以理性的力量,有效节制市场的负面作用。《民法典》就担负着这个角色。

   《民法典》篇幅庞大,是中国社会民事权利关系的系统总汇。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百科全书。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单行法律是《民法典》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法典》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法律,其功能远远超出民法体系自身。它辐射全部法律体系,为包括公、私权在内的其他各种法律规范的制定和适用明确了指导思想,确定了原则,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设定了界限和范围。法治社会,民法理念是每一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理念,是现代社会的国民教育常识。民法理念,就是民法的思想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

   民法的思想性,就是民法自觉的、系统性的价值观。它落实宪法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最高权力设计,把“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人民的利益至上”的政治宣示转化为基本法律层级上的系统的行为规则,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被置于基础性法律的重要地位。民法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并被总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基本精神就是保障私权、自由、平等、和法治的观念。

   其一、私权。私权的基础是财产权。“财产权是支撑市场体系的核心规范”(【美】苏珊·K·塞尔 著《私权、公法—知识产权的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24页)。

   市场经济下,私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私,就是个体。个体是一个由自然人的生命体为主宰的物质与精神合一的客观存在。自人类社会产生,自从以自然人个体为基础,结为家庭、部落、社会组织、国家、国际机构等组织以来,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发展变化,自然人作为它们的细胞,都是一个永恒的、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自人类进入法治社会,作为客观实在的,包括人格、财产在内的个体利益,为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形态所承认、所重视,并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在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把个体利益抬高到神圣地位。在我国,“人民的利益至上”是国家的最高价值观。而人民的利益必须转变为个体权利与安全的保障,转变为有遵循的途径、有操作的方法、能救济的制度、可执行的国家机器,才能变为现实。《民法典》就是这个原则的集中而系统的体现。个体利益的法律表达就是私权。私权基于人性。人性是人的社会感情和正常需求。它以生命、自由、财产和人身安全为基础,包括喜、怒、哀、乐、悲、恐、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思考、表达、创造、劳动、休闲、运动、娱乐等等。其中大部分内容属于基本人权,也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范的权利。根据《民法典》,在我国,自然人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民事主体。私权是最原始、最基础、最正当的权利。

   文明伊始,个体和集体的差别就成为一个固有的客观存在。自财产制度发生以来,就存在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体利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国家与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个体利益的差别。除了国家机器,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等作为公权力机构外,其余社会主体,无论企业、社会组织和自然人,都属于民事法律上的个体。这些个体的权利就是私权。

   此外,当国家机关从事市场即民事活动时,它也属于私权主体,也要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遵循市场规则。我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几乎都是在市场法则的基础上,围绕着个体的利益和行为特征提炼形成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私权仍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与核心。私权观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欠缺私权传统,习惯上漠视、抹杀,甚至一度妖魔化私权的国度,尤其重要。市场经济下,私权是交易的法律前提。经济史说明,交易促进了技术创新,促进了分工,从原始到现代,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交易始终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原始和根本动力。以交易为经济发展动力的经济形态,被称作市场经济。它绵延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为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经济所不可或缺。同商品交易所派生出来的货币制度一样,是文明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通用设备”。

   可见,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律体系、法律“设备”、法律观念,同样不可或缺。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没有私权,就没有交易,也就没有财产。没有适度并完备的私权制度保障,不可能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就无法造成经济的繁荣。作为第一财产权的“知识产权是资本主义核心规范的一部分。它们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资本主义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且来源于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纵深的体系”(同上书,同页码)。基于市场经济,知识产权制度也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或缺。

   其二、自由。法治国家通过法律赋予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广泛的自由,《民法典》予以充分有效的法律保障。私权主体根据自然法则、经济规律和个人需求,出于意思自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以自由的意愿,决定其选择何种生活方式。而私权是自由的物质保障。

   其三、平等。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自由权是平等的法律前提。法律地位平等是交易的基本原则。平等的核心精神是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分高下、没有命令与服从、没有任性、没有强制、没有暴力,因而排除特权,排除超经济的力量。私权主体根据个体的判断,个体的意愿,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决断,不是由权力,而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其四、法治。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法治,就是规则之治。规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它既可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可使得经济活动具有可预期性,可实施性,是交易安全的保障。

   总之,私权、自由、平等、法治原则,构成了民法的基本价值观,是民法理念的核心要素,也是民法思想的精髓和民法的灵魂。民法的规范性。《民法典》是依法治国的制度保障和基本遵循。民法的规范性通过具体的文本实现制度的价值,使依法治国的纲领性和民法的思想原则转变成为可适用的行为规则。民法的功能在于它的适用性,而适用性是凭借条文化的制度实现的。民法的思想性是民法的灵魂,是民法的软件。没有灵魂的制度文本是词语堆砌的皮囊,是空有硬盘的电脑。

   反之,如果没有分解为具体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行为规则,借由实现“假定、处理、制裁”的法律逻辑,民法精神就如同没有实体附着的幽灵,无法转变为现实生活。例如,仅有1979年1月和7月中美相继签订的科技协定和贸易协定,尽管中美之间协定承诺相互保护,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倘若不通过各自的国内法律系统落实,法律承诺就成空话。因此,系统制定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诸法律,既是美国,也是中国在各自实践承诺,履行国际法上的义务,而非外力无故加之。有种说法称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是西方压力下的产物,这种观点并不客观。因此,《民法典》的规范价值在于它的实用功能。没有《民法典》事无巨细、严格精致的系统制度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人民的利益至上”等令人鼓舞的政治宣示,私权、自由、平等、法治的民法原则,私权作为财产所具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就形同虚设,就如同没有真材实料充斥的空麻袋,不能为权利主体行使和享受。法治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发展也成为一句空话。民法的实践性。一种规则,只有被事实上被遵循,并由国家的有组织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保证其有效地实施,成为普遍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使之具备实践性,才能实现它作为法的价值。秦孝公变法,所谓“商鞅立木”的典故,就是法律的实践性的教科书式的范例。

   作为一种应然的存在,法律的实践性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法治与政治、道德规范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虽然也属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它们只具有引领性、倡导性,不具有强制力保障的可预期的实践性。法治则是思想、制度化的规范和实施机构的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法治是既具有纲领性、指导性、规范性,又有国家机器以强制执行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则。因此,法治按照体系化的制度建立的与之匹配的系统的组织机构,来保障法律规则的实践性。其二、法律的执业者资质是有门槛的。法律规则的制定者和适用者是一个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构成的职业共同体。包括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构成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是有资质、有门槛的。惟其如此,才可能担当起法律机构的职责,以保障规则在实践中标准的统一性。我国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资质和职业条件订有明确的规范,又有法院、检察院和律师组织,为有效的实践民法准备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条件。

   《民法典》的问世,是知识产权法在形式上回归民法的标志。本文之所以称《民法典》是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度母体和精神家园,一方面,是因为它实现了和民法的有机衔接,作为民法的有机构成部分,实质上融入了《民法典》。

   《民法典》颁布伊始,有知识产权学者为了说明《民法典》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经归纳,提出《民法典》有50多个条文与知识产权有关。这种计算方法显然欠缺民法的理念。事实上,在《民法典》1260个条文中,规范所到,几乎全面覆盖了知识产权制度。仅以“总则”为例,该编共十章二百零四条,从“基本规定”到“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计算”,除去屈指可数的人格权和物权几条条文之外,其余近二百条,以及其余六编,物权、合同、人格、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各编的绝大多数制度和条文,都适用于知识产权。即便人格权编中的有些制度也必须被适用于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民法典》集中表达了知识产权的精神、宗旨、原则和思维。除此之外,知识产权制度没有自己的特殊精神、宗旨和原则和思维。一言以蔽之,《民法典》是民事法律的大脑、心脏、血液、骨骼、肌体,知识产权制度只是民法体系的一个脏器,它的存在,以及在它担负其功能的全过程,无时无刻不仰仗大脑、心脏、血液、骨骼和肌体的指引、滋养、支持、规范和联络。离开《民法典》,知识产权制度将形神俱失,寸步难行。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中,已经可以看到《民法典》的影子。例如,遵照《民法典》有关民事主体的规定,将著作权法第二条等6条条文中多年惯用的“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将多处条文中的“公民”修改为“自然人”等。当然,《民法典》并非没有遗憾。按照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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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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