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何谓“中国哲学的机遇” ——试论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3 次 更新时间:2021-03-12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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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  

叶秀山先生的遗著《哲学的希望》一书于2019年初出版了。这部书是叶先生离世前五年开始写作的,原本是以《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为题申请的国家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这部书可以视作是叶秀山先生一生哲学探索的晚年定论。虽然叶先生的离世非常突然,但本书的主题作为叶先生的晚年定论其实也不为过,如果不是突然离世,叶先生的学与思当然会无尽的绵延下去,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家,最后以“中国哲学的机遇”作为对“中国哲学”的期待和呼唤,让我们感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或者说是一种使命的完结感。一

那么,叶先生所谓的“中国哲学的机遇”究竟何所指呢?

叶先生在该书结语中自述说:“‘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简称‘机遇’)旨在研究 ‘欧洲哲学’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直至20世纪(包括‘后现代’)诸家在理论上出现的 ‘困境’,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机遇’。中国哲学理应很好地‘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吸取众长,补充自己,创造出哲学的新天地,为哲学做出应做的贡献,这也是完成哲学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使命。”

根据这段自述,所谓“中国哲学的机遇”,在于“欧洲哲学”在历史发展中遇到了“困境”,而这种“困境”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机遇”。这一机遇,一方面是中国哲学具有了为“欧洲哲学”的困境提供解决之道的机遇,而更重要的是,这更是“中国哲学”完成“哲学历史发展”的机遇。或许可以进一步说,中国哲学的机遇,也恰恰是哲学历史发展的机遇,哲学在中国哲学中有了突破困境继续发展的机遇。中国哲学需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创造出哲学的新天地”。不仅于此,叶先生的“中国哲学机遇”说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这一机遇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发展自己的机遇,中国哲学必定发挥其“‘兼容并蓄’、‘融会贯通’ 之能力,将西方哲学之精髓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从而也必有一番新的面貌,发扬光大,庶几无愧于先贤圣哲,而不取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的态度。”“中国哲学”也在解决“哲学历史发展”的问题中赢得发展自己的机遇。

从这段自述当中我们也可以意识到,叶先生所谓的“中国哲学的机遇”,其实是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下成立的,这个前提就是叶先生所谓的“哲学历史发展”。无论是“欧洲哲学”的困境,还是“中国哲学”的机遇,其实都是就“哲学历史发展”而言的,是“哲学历史发展”中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机遇。困境和机遇,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一个统一的哲学运动内部的互动关系,或者用叶先生的话说,是“相互‘运动-推动’的过程-进程”,这一过程-进程中的互动关系,“不是直线的,而是复杂曲折的”。所谓“欧洲哲学的困境”和“中国哲学的机遇”,从根本上说是哲学的困境和哲学的机遇而已,不过是分别展现于欧洲和中国而已。

在本书的导论中,也是叶先生较早集中阐述“中国哲学的机遇”说的《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一文中,他曾用“‘东方’的‘朝霞’”和“‘西方’的‘落日’”的比喻来形容这一关系。这一比喻当然出自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说世界文明起于东方之日出,而终于西方之日落。不过,叶先生对东西之间日出日落的比喻,却更着眼于日出-日落的轮回。黑格尔的日出-日落仅仅描绘了太阳在东西方之间一昼夜间的起落,而叶先生则更着眼于从日落到日出的又一循环。叶先生指出,“‘日落’并不意味着世界之‘泯灭’,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日落’一切归于‘黑暗’,此时人们把‘世界’吸纳到‘内在’中来,加以‘反思’,‘日落’将‘世界’‘内在化’。”因此,“落日”其实并非“没落”,尽管西方常常以 “没落”来自况,但“没落”如果是“落日-日落”的意义,则其实是将阳气收摄于玄暗当中,将世界吸纳到内在中来,是所谓世界的内在化。如果再进一步引申叶先生的说法,东方的日出或朝霞,其实是从玄暗的黑夜当中,从内在化的世界当中,最初的外在化开显。“‘外化’为‘开显’,‘日出’使‘万物-世界’开显出来,而‘日落’则为‘内化-内在化’,把‘世界-万物’吸收到思想中来。日落为西方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而不会永久陷于‘外化’的现象中。‘内在化’的‘反思’‘思考’世界-事物’之本质。”叶先生进一步论证说,“所谓‘日落’,即世界归于‘黑暗’,而在黑暗中,世界-万物反倒得以‘本质’地‘存在’。”因此,内在化就是深化。也因此,“欧洲哲学正是从积极方面利用了‘日落’这个机遇,化腐朽为神奇,将自己的哲学传统推进了一大步。”因此,欧洲哲学的所谓困境,不过是暂时堕入玄黑的暗夜,深化于内在性当中积蓄能量,而东方可能的朝霞,或者说中国哲学的所谓机遇,则是又一次从内在性的玄暗当中发生的外化-开显。叶先生对黑格尔日出日落说的发挥运用,更深入地说明了困境与机遇的辩证运动关系。应该说,叶先生一方面运用了黑格尔的模式,但却颠倒了黑格尔模式的内容,而这种颠倒恰恰是对黑格尔的深化,也是对黑格尔的再诠释。

叶先生对黑格尔的颠倒运用和深化诠释,应该说是以海德格尔开启的现代存在论对黑格尔的再诠释。所谓日落的“黑暗”,正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描述,列维纳斯就曾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暗的,存在-ilya似乎是一种创世之前的混沌状态。而这种混沌状态正是时间性-历史性。叶先生认为,黑格尔所谓的内在化也恰恰是万物-事物之本质,是世界之真在-真实,也就是作为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作为内在化了的概念世界是超外在时空的,因而是真正的时间性的世界,亦即历史性的世界。在叶先生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时间性和历史性似乎牢牢地跟黑格尔的‘暗中’‘内在化’思路‘吸’在了一起。”于是,日出日落问题,或者说明暗问题,就与内在-外在问题以及时空问题结合了起来,就是与存在和非存在、存在和存在者的问题结合了起来。一方面,作为内在性的时间性外化-开显出了空间以及空间化的时间,开显出了存在者的世界,一个有如正午般明亮的世界,阳光普照,万物清晰呈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才会有古代希腊的“理念”和“存在”概念,才会有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才会有科学的理论和理论的科学。“阳光乃是一切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就连‘神’也是先有光,然后再有其他”;而另一方面,则是内在的时间性吸收了空间,将空间内在化,将空间的必然性内在化为时间,将空间变成储存时间的空间,成为“历史性”,从而将空间的必然性转化为历史性的自由的内在意义,同时也将在存在与非存在或者说在有与无的关系当中看待“存在者”,也就是将“存在者”与 “非存在者”集于一身的意义上来把握“存在”,也就是在无的意义上把握有。这实际上就是在“变者”的意义上,在辩证的意义上把握“存在”,将“存在者”纳入到历史性的维度当中来把握,也就是在历史性的意义上把握存在者。黑格尔的思辨概念,就是用来把握这种存在者的概念,就其是思想与感觉的统一的意义上,就其是对变者或矛盾者的辩证把握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玄思,也可以称之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 “在世界中存在”的总体性领悟。“思”之所以“玄”,之所以是“暗的”,“乃在于其‘内在’‘时间’之‘自由性’”,“乃在于变者为矛盾体”,“时间为自由,亦为矛盾,时间吸收空间是为历史,历史亦为一矛盾体,对矛盾体之思,故为玄思。玄思为辩证之思,历史的思,也是自由的思,而不是形式必然的推论之思。”叶先生用海德格尔改造了黑格尔,从而重建了明暗内外的关系,从而也用明暗内外关系重建了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关系。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属于正午时刻,是对阳光下的万物、对存在者的确定性的知性把握,是理论的科学和科学的理论,现代的形而上学则属于暗夜时刻,是玄思中对存在、对历史、对时间、对人之为人的意义领悟。

正是在现代形而上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在正午的太阳逐渐收敛光芒之际,中国哲学迎来了自己的机遇。过去,关于中国哲学缺乏古希腊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缺陷,甚至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主旨就是探讨中国有没有哲学,特别是有没有希腊意义上的哲学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基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传统来审视中国哲学,那么哲学在中国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实无名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哲学,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与哲学之间是圆凿方枘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把哲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哲学运动来把握,中国哲学则与日落时分的欧洲哲学,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形而上学之间却存在着深刻地暗合关系,中国虽无哲学之名,但却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其对哲学问题的深刻理解,说明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有待自觉的自在的哲学传统,需要哲学的运动去将其纳入统一的进程当中。叶先生曾经特别深入地揭示了《老子》的形而上学思考,他认为《老子》的道为指示性标志,说的就是那个尚不是什么的是,因为尚无什么,所以为无,为空,为虚,为静,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的见识十分接近。而儒家思想讲仁者爱人,仁是二人,不需要第三者,我、你、他只讲你我,只讲你我关系,或者说爱人的道理,这与列维纳斯关于伦理学先于物理学成为物理学之前的第一哲学的说法异曲同工。叶先生关于巫史合一的哲学分析,也对中国的历史思维中的历史性做了透彻的解析,面对未来的巫与记录过去的史的合一,正说明了历史活在人心之中,而历史也因为人心对未来、对未存在的想象而不断地赋予意义,从而构成一个过去未来与现在的连续体。历史存于人的心量,是心量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整体。正因此,叶先生认为,中国的哲学没有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同时也避免了由这个传统带来的弊病,而中国传统在哲学问题上的说法,在西方突破了形而上学传统之后,恰恰是最值得重视的。正是基于统一的哲学运动的运动-推动关系,才会产生关于中国哲学机遇的认识。中国哲学的机遇也必须基于这一统一的哲学运动才能最终获致理解。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统一的哲学运动呢?或者说如何理解叶先生所谓的“哲学历史发展”呢?换言之,作为统一的哲学运动的“哲学历史发展”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叶先生颇具特色的哲学观。

在出版于2003年的《西方哲学史》第一卷《总论》中,叶先生提出了一个贯穿哲学历史发展的线索,一个统摄传统哲学其他范畴的中心观念,那就是“混沌-崩裂”的观念。他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探讨的就是“混沌-崩裂”和“和谐-宇宙”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叶先生关于“混沌-崩裂”的看法,可能受到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什么是哲学?》中提出的混沌基质(chaoide)概念的启发。不过,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更多地得自于《庄子》中关于“混沌”的寓言。

“混沌”的哲学含义就是合而未分的状态。“合”是“混沌”,“分”则为“万物”。“混沌”就是“合-混” 而不是“分-开”的状态。这个意思中西皆然。古希腊赫西俄的神谱中的chaos与《庄子》中的中央之帝 “混沌”的意思都是合混未分,也可以说是将分未分之际。那么,所有不可分的状态都可以看作是“混沌”。古希腊的原子亦即不可分(atom),原子也可以说就是“混沌”,“不可分”就是“一”,可分则是“二”,原子是“一”,混沌是“一”。古希腊所有关于万物始基(arche)的认识,其实都是不可分的“一”,“水”和“存在”都是“一”。因此,叶先生推论说,古希腊早期哲学所寻求的竟然都是不可分解的“混沌”。“混沌” 就是万物的始基。万物皆可分解,始基不可分解,不可分解因而不灭,于是,“混沌”不灭、不可分解、是一、是永恒。“混沌”既然不可分解,因此也就不可认识,而只可思想、可感悟,恍兮惚兮,有如康德的“物自体”,可思而不可知。“混沌”虽不可知,但人却必须要认识“混沌”,“混沌”必须被“开显”出来,“混沌” 必须被“分解”,“混沌”必须“开窍”。人必须将“混沌”开显为“宇宙-秩序”,一种可以认识的宇宙秩序。混沌开显为本质和现象,开显为世界。这个世界是具有logos的世界,一个具有和谐-规则-合理的世界。开显需要动力,那么混沌开显自己的动力何来?混沌必须是自动的,混沌自身具备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纯粹的动”,这说明混沌自身一定具有着内部的矛盾,成为推动其自动的纯粹的动。黑格尔绝对精神也具有相同的意义,理智只有具有了内部的矛盾才可以自身能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混沌”也就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太极,一种内部包含着阴阳两仪的太极。

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就是对混沌的秩序化的理解,以一种高于一般经验科学的理智-理性来把握混沌,并创立了一门神圣的学问,“哲学”,或第一哲学。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尝试给予混沌以秩序化理解的“哲学”之后,混沌具有了理智-理性的面貌,而丧失了其不合理-神秘性的本体-混沌状态。由于哲学的产生,混沌问题却被长期遮蔽了。这正是哲学的内在矛盾,也正是推动哲学自动的力量。哲学在尝试开显混沌中不断遮蔽着混沌。这正是欧洲哲学逻辑中心主义的危机所在,对混沌的遮蔽就是对存在的遗忘。这也正是欧洲哲学的“困境”。

被遮蔽的混沌以各种变形的形式在欧洲哲学史上不断地表现着自己。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是对混沌问题最全面的遮蔽,但黑格尔的绝对哲学也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彻底地彰显了混沌的可能性。黑格尔在矛盾的名义下保留了混沌问题,而矛盾就是混沌的另一种说法。混沌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现代存在论里得到了更好地呈现,混沌作为矛盾,其实也正是时间性本身。Dasein不是把时间归约为空间,将时间空间化,而是把空间归约为时间,将空间时间化。“在空间的开显-显现中把握时间-混沌的潜流,把握住空间中存放的时间,不将其遗忘”。围绕混沌的浑然一体的矛盾动力状态来把握时间性的潜流,从而去积极的存在,这就是对存在遗忘的拯救,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欧洲哲学危机的克服。

叶先生通过混沌将哲学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运动,将不同的哲学形态理解为对混沌的不同开显-遮蔽的方式,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的互动恰恰构成为对混沌遮蔽的彼此开显和混沌开显的彼此遮蔽。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开显与遮蔽的互动,才构成为哲学的统一的运动。同时,这种互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混沌内部矛盾推动下的自动展开。混沌问题使哲学成为一个统一的运动,也使得哲学的不同形态成为可以具有哲学自身的历史发展的意义。

混沌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就是太极问题。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中国哲学对混沌问题非常精妙地表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

无极与太极的关系,正是现代存在论意义上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无极意义上的太极就是混沌持留于自身而未分解、未开显的状态。太极内部蕴含着阴阳一对矛盾,矛盾推动了太极的运动,有如太阳创造了万物,在阳光下万物毕现,这是一个空间化的世界。动极而静,进入落日时分,万物收摄于内在性当中,收摄于玄暗当中,再次具有了混沌的混沌性、回到了时间性的本然状态。静极复动,则是再次迎来日出朝霞时刻,从时间性当中再次开显出空间化的世界。动静之间是互为其根,彼此互相推动,建立起了完整的世界,空间化和时间性既相互分化又相互容摄的世界。五行是生成万物的元素,五行的本质为阴阳所统摄,而阴阳则又统摄于太极。时间性的混沌作为太极始终贯穿于阴阳五行,将阴阳五行、将明与暗的世界、将内在化和外在化统摄于时间性的混沌当中,统摄于太极,统摄于无极意义上的太极当中,从而再次获得创造开显的动力。太极的翕辟开合,混沌的开展与收纳,成为哲学不同形态的历史性展开,并最终共同容摄于太极-混沌,构成为一个统一的哲学。

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作为朝霞与落日,其实也是一个阴阳的循环,最终统摄于混沌-太极当中,成为混沌-太极开显的两种互动形态,而这种互动将随着无极而太极的自动,而不断相互推动下去。这正是困境与机遇的循环。

叶先生的哲学观念既深刻地扎根于欧洲哲学传统,但同时又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最恰当的表述形式。这也正说明了哲学运动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也正是哲学具有历史性的根据。不同哲学的形态正是哲学对混沌-太极的历史性开显方式,哲学的历史性所开显的混沌-时间性又是这种历史性的不同形态具有统一性的前提。中国哲学之所以可以成为克服欧洲哲学困境的机遇,正是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共同构成了统一的哲学运动,都是对混沌-太极问题的开显而已,只是开显的方式有着历史性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使得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互动成为可能,也使得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在互动中共同推动哲学的统一运动展开成为可能。

那么,这种统一的哲学运动观,或者说统一的哲学观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具有何种启示性意义呢?

在中国的中国哲学界,自从中国哲学学科在上世纪20-30年代创立开始,就始终存在着“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争论。由于哲学(philosophy)这一个出自和制汉语的译名的非中国性,使得中国哲学成为一个具有着内在矛盾性的概念。中国有没有哲学(philosophy)就被分解为中国有没有希腊意义上的philosophy,以及中国有没有自己的不同于希腊的“哲学”这样两个问题。中国当然没有希腊意义上的philosophy,但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希腊哲学的方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发现类似的因素,并将其系统化地加以重构?这也就是说中国其实是有着类似于希腊哲学的因素,但却没有希腊哲学的系统,或者说中国其实存在希腊哲学的实质性内容,但却缺乏希腊哲学的形式系统。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成为一个哲学的建构,一个利用固有的具有希腊哲学意味的因素而构造的系统哲学。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当然是一个现代的产物。那么,中国有没有不同于希腊哲学的哲学呢?中国当然具有强大的不同于希腊的传统,但这种不同的传统是否是哲学性的,则另当别论。我们也可以将就哲学的名义将这种传统称之为中国哲学,例如我们把中国的义理学传统也称之中国哲学,那么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还是哲学(philosophy)吗?当然不是。

因此,我们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作为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必须既回到希腊,又突破希腊的限制来理解哲学的含义。现代欧洲的现代形而上学对古代形而上学传统,也就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哲学的内涵。现代形而上学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对形而上学的重构。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观同样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深入到混沌-太极的层次上把握哲学问题,那么无疑中国和欧洲都始终围绕这一问题在展开自己追本溯源的学与思。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追问和思考,及其所达到的彻底性的深度,中国和欧洲应该是伯仲之间。如果我们把对这一问题的追问看成是哲学的本来含义的话,那么无疑中国具有着自己的哲学,尽管是经由欧洲的哲学(philosophy)之名义而得到彰显的,但这并不重要,中国虽无哲学之名但却有哲学之实,就可以说明中国有哲学,而且自成系统。不过,这种哲学不是希腊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而是更接近现代形而上学。于是,我们不必在中国重建一种希腊意义上形而上学,同时也不必直接把中国自身的学问方式也称之为哲学,而是可以围绕混沌-太极的根本问题而整理出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这种意义上哲学传统恰恰构成了哲学的统一运动的必要的历史性展开,成为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既非中国思想传统的代名词,更非“哲学在中国”,而是在中国发现的哲学,在中国发现的中国哲学,是作为统一的哲学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形态意义上的中国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中国形态是哲学的哲学形态的一种开显方式,它的存在因而圆满了哲学的世界形态;作为哲学的一种开显形式,它是自身圆满地成为世界哲学本身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可以在哲学问题当中得以会通,更可以在统一的哲学运动当中相互推动和彼此沟通。

这正是叶秀山先生哲学观的时代意义,叶先生的哲学观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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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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