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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先园: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历史叙事的法理与功能

更新时间:2021-03-12 15:45:41
作者: 葛先园  

   摘  要:我国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不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事实记载,而是具有坚实法理基础的宪法规范。从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与特定历史事实的关系来看,我国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是制宪权主体担当此在责任、宽恕过去罪恶、期待美好未来的宪法意识综合作用的结果。据此,我国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具有评价宪法正文、证明宪法应具超安定性、指明依宪治国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的功能。

  

   关键词:八二宪法;宪法序言;历史叙事

  

  

   随着“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成为共识,所有法权主体均须努力理解宪法规范的涵义,尊重宪法精神,实施宪法规范,维护宪法权威。然而,宪法规范的高度抽象性往往导致对其理解的聚讼盈庭,莫衷一是。当然,宪法有权解释主体的解释是澄清抽象宪法规范之具体涵义的最终版本,但此之前宪法理论的疏释亦定有所裨益。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因其往往被认为是最没有“法味”的历史事实记载,难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甚至被认为属于可有可无的“赘述”,可以被忽视。由于笔者不敢苟同此类观点,所以不昧浅陋,力图诠释其法理与功能。

  

   宪法序言之中写入的历史事实,就构成了宪法的组成部分,当然与宪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那种质疑其法律效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宪法的法律效力等同于其司法适用性。这方面的论证目前已经比较充分,本文在此没有必要再展开论述。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为什么要写入这些历史事实?写入这些历史事实对于我国宪法的品质乃至宪法的实施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规范宪法学显然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其认为这些陈述性的内容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有可无,甚至在我国2004年修宪之时,有人提出了取消或删除宪法序言的主张。当然,“2004年修正案的高票通过,意味着取消或删除宪法序言主张的破产”。政治宪法学也未能给出这些问题的完满答案,其认为宪法(包括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都是由既成事实的政治权力“政治总决断”而来的。“政治决断论”极易被专制政权所利用,因而很难获得普遍认同。

  

   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对上述问题的无力,归根结底是它们没有能力协调宪法价值与宪法事实之间的冲突。而“宪法社会学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宪法学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原理”,在宪法社会学研究宪法现象的框架中,宪法产生时的社会条件及其与制定宪法的关系,以及立宪时刻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都是宪法社会学考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相应于社会条件的宪法意识,“是评价宪法社会功能的重要内容,构成宪法社会学的心理基础”,其也构成肯认或质疑事实宪法规范的心理基础。以宪法社会学的思维方法来把握立宪时刻制宪权主体宪法意识,进而疏释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的法理,能够柳暗花明,发现比较圆满的答案。

  

   一、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的法理

  

   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的语汇中,反复呈现了中国近代以来“革命”这一历史社会事实,分别是第一自然段的“革命传统”,第三自然段的“辛亥革命”,第四自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次数接近整个宪法中总次数的一半。如果以革命胜利后立宪时刻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来审视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也就是说,把制宪权主体的宪法意识与革命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审视,则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的法理就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随着人民主权学说的兴盛,人民是制宪权主体已无疑义。人民冀望制定什么样的宪法?这与人民的宪法意识有关。人民的宪法意识是法律意识的一种,是立宪时刻人民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环境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追逐的综合心理状态,包括宪法伦理意识、宪法策略意识等。革命洗礼后的人民的宪法意识的输出端,就表现为制宪机关制定的宪法。具体来说,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具有如下三大法理基础:

  

   (一)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是制宪权主体“担当此在责任”宪法意识使然

  

   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往往都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制定的——法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皆不例外。是时虽然革命成功的喜悦充溢心头,但是革命与暴力,乃至与战争的勾连,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的满目疮痍和个人的草芥化,在人民的心灵上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人民在革命初期的热情已经消褪,此时萦绕在心头的首先是彷徨与挣扎,是在感悟“自身时刻牵挂着的世界的非定局性”,尤其是在感悟“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就算是没有战争的政治骤变(譬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颜色革命),其暴力和暴力倾向以及短期内的无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犯罪猖獗、公民基本权利的苍白等,也导致“此在”个人尊严的荡然无存。作为人民一员,“此在”的普通个人,常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助、软弱无力的境地,无论身在何地都觉得自己像是处在人类的边缘。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人民一员,但又觉得人民不是自己。“此在”的每个人都感悟到革命中的个人比“面对国家的个人”更渺小。

  

   困境折磨心灵,也型塑了人的心灵直面困境的态度。人所特有的反思能力告诉自我,彷徨和挣扎不是人的本真存在。历经革命过程的洗礼,人的心灵逐渐自觉,震撼于革命的理想、暴力、洪流和结果。人民心灵的自我反思,天然地指向人民自己要担当作为“此在”的“革命”的后果。“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立宪时刻的人民意识到了历史责任,明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要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当起来,且认识到,当说对自己负责的时候,并不是指仅对自己的个人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立宪时刻人民这种自我担当的意识形态,在人类灵魂中具有久远的基础。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对自己、对朋友、对自己教诲的受众、对自己冒犯的法律担当——慨然赴死。苏格拉底是在对自己的存在负责。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也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原罪”(个人的自由意志)负责。近代哲学家帕斯卡尔更认为,人是为了思想而生的,思想是人的全部的尊严和人的全部的优异;且人的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的那样去思想,去行动,去担当。立宪时刻人民心灵的担当意识,就是要去为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存在”负责。革命开创了新时代,但其毕竟破坏了秩序。何况,革命虽是波澜壮阔的奇观,但“在这一奇观中最夺目的是,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控制事件的进程”。也就是说,革命一旦启动,就会受到“匿名力量”的把持,革命的过程必然有许多盲目的暴力和破坏。因此,革命成功后的立宪时刻,人民的立宪权不仅仅是人民重新创制法秩序的权力,也是人民必须恢复法秩序的义务——人民意识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我国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记载了革命历程的艰苦卓绝和革命成功的历史事实,不是要记录“成王败寇”的陈词滥调,亦不是政治实体或者制宪机关的恣意决断,而是人民“担当此在责任”的宪法意识使然,其目的是要求国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法秩序,且警示制宪机关制定的宪法须是足以构建宪法秩序的宪法。胜任构建宪法秩序的宪法至少要在如下方面有完善的制度化安排: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之间(包括横向与纵向)相互制约;宪法有序发展(即指宪法修改程序、宪法变迁情形等);宪法之根本法地位、国家之法制统一的保障(即指某种形式的违宪审查)。如果制宪机关制定的宪法不能担此大任,则必然不断地被推倒重来。就此而言,就算在制宪权理论的发源地法国也概莫能外。“法国立宪史读来无疑是一部乏味的记录,其中,即便是在革命期间,也是一部宪法接着一部宪法,而那些掌权者无法实施任何革命的法律和法令”。可以说,人民“担当此在责任”的宪法意识要求在宪法序言中必须展开革命历史的叙事,以省思革命、终结革命,而非对革命的狂热和继续。否则,怎么会在宪法中展开历史叙事呢?毕竟,宪法的特质是保守性、安定性,而非持续的革命性。

  

   (二)我国八二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是制宪权主体“宽恕过去罪恶”宪法意识使然

  

   一般而言,通过革命打破旧世界,扫除旧罪恶是人民用尽常规手段但仍无法奏效后而采取的别无他途的手段,是人民行使抵抗权的体现。而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好说明了容忍、宽恕是革命的人民的美德,是人皆有之的美德,只不过任何人的宽恕都有一定的原则和限度而已。从思想史上考察,宽恕在中西传统思想中都是极受珍视的伦理价值。基督教教义不厌其烦地教导人们要有宽恕之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把“恕”与“仁”等值,并把“恕”的方法与“推己及人”的黄金规则联系在一起:“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诸人,此求仁之道”。从哲理上思考,宽恕既是一种功利主义哲学,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宽恕“是一种创生力量,这一创生力量使被恕者从过与罪的萎颓中毅然决然地抽身而返,返至一种中正、至善、洁静的创化中”。雅克·德里达说,“没有一种伦理文化可以脱离与恶、过错、背信的关系”,“因而我们不能只研究道德而不去探讨过错或罪恶,也不能不研究那可能就是构成承认过错及要求得到宽恕的东西”。人类自身的悖论行动构成了宽恕的客观人性基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用只言片语,言简意赅地指明了法国大革命后,制宪权主体宽恕过去罪恶的客观可能性(当然,法国大革命未能把握好这一点)。他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托克维尔当然不是在鼓吹应该选用更加专制的苛政来阻断革命的发生,而是要说明在旧制度罪恶不是特别深重的地方,人民的权利意识更容易觉醒,革命的爆发更有可能。而在旧制度罪恶特别深重的地方,也许会有贫民暴动和农民战争,但却没有近代意义的革命。另外,托克维尔还非常有新意地指出,在大革命爆发的国度,革命成功之后的制宪权主体也最具有宽恕旧罪恶的主观可能性——爆发大革命的国家,人民都很有修养,也都是追求理想的人。他说,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因而法兰西是“在精神上生活的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不管托克维尔此处的论述是否充满了法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此处他提出的两个命题不能说不能成立:其一,过去的罪恶并不一定都是罪大恶极而绝不可赦;其二,人性的修养以及对政治文明的追求,促使制宪权主体宽恕过去的诸多罪恶,形成“宽恕过去罪恶”的宪法意识。

  

阿伦特则以时间和行动的不可逆性来证明革命成功之后的制宪权主体必然要具有宽恕过去罪恶的胸怀。她说,“对于不可逆性,即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摆脱其困境的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为上;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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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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