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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禹阶: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

更新时间:2021-03-11 14:26:57
作者: 李禹阶  

   在能够确定为女性墓主的大汶口墓葬中,则很少发现象牙琮、龟壳、龟甲等宗教祭祀用品。值得注意的是晚期男女合葬墓1。该墓中的男子埋葬位置居中,环绕周身的随葬品丰富,除了工具、武器外,在其右腰部佩一龟甲,头部左侧有石笄、骨笄、鼎、豆各一件。而女性墓主则葬于男子墓主右边拓展出的一小坑内,其随葬品仅颈部佩一玉管,右腰部佩一龟甲。从随葬品及墓葬位置看,该女子显然地位卑微,并附属该男性墓主。而在男女腰间分别放置一龟甲,推测该男性墓主系这个部落的首领兼巫师,旁边小坑内的女子则可能系其妻子。(14)它除了说明当时的男子地位高于女子外,还可看出其时以父系为核心的家长为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兼首领的情形。

   弗雷泽曾把早期巫术分为“个体巫术”和“公众巫术”两方面。在他看来,“个体巫术”属于驱邪避魅的法术范围,而“公众巫术”则是一种关系氏族、部落整体祸福、吉凶的法术与禁忌。所以,早期社会的“公众巫师占据着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位置”。(15)史前中国社会亦是如此。随着史前分层社会的发展,史前巫师群体也开始了分化进程,即作为整个聚落群的首领,有的是具有王者身份的大巫,也有的是其下属各聚落的军事酋长兼巫师,甚或还有专门从事巫职的僚属。这种情况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聚落墓葬中已表现得十分突出。距今5500-5300年的凌家滩史前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一处具有代表意义的大型祭坛遗址。发掘者认为,祭坛遗址的红陶土块的建筑可能是当时的神庙遗址。(16)在凌家滩遗址中,墓地、祭坛均处于该区域最高位置,象征着它们在该祭祀区域的极高地位。祭坛是祭祀神灵的专用场所,分布在祭坛周围的墓葬,以及随葬如此多的玉礼器,说明该墓地中埋葬的基本是贵族性质的人物。而从随葬的诸多钺、锛、斧等武器、工具及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玉礼器之间的组合关系看,这些墓主很可能是当时聚落群落的男性巫师兼军事首领。

   凌家滩遗址墓葬充分显现了那些巫师兼首领的权贵人物不同的身份、等级,以及在家族或氏族组织中的不同地位。例如在整个墓葬群中,排在第一排的87M4是一个典型的随葬重玉礼器及石制精美武器、工具的大墓。该墓发现玉器103件,包括玉龟、玉版、玉钺、玉斧、玉玦、玉璜、人头冠形器件等。一些玉器绘有图像。例如在玉龟的腹甲、背甲之间夹着的一块玉版上,刻画着由大圆、小圆等组成的类似于八卦的图形。研究者多认为这些玉版、龟甲代表了“天圆地方”“四极八方”的宇宙观,或是“日行中道”宗教观念的图示,是用于八卦、占卜的法器或测天、祭祀用具。(17)该墓还出土了当时极其少见的制作精美的“钺王”“斧王”“锛王”。发掘者认为:“墓中随葬的重要玉器如玉版(刻划原始八卦图)、玉龟、玉勺、玉三角形饰、玉扣形饰、玉砭石、人头冠形饰和菌状饰,这些重礼器应属于工具类,可能与占卜巫师类人物有关。”(18)

   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中的07M23,是位于凌家滩墓地核心区域即南墓地祭坛附近的墓地。07M23中的随葬品大多数为玉器,器物以钺、环、镯、璧、锛、凿等重礼器及武器、工具为主。(19)在墓主腰部正中发现1件玉龟及2件玉龟状扁圆形器。这三件器物在墓主腰部呈扇形放置,应为一套组合器物。在玉龟腹腔内各放置一两件玉签。这些物件应是作为整套占卜工具来使用的。这些发现表明凌家滩时代的占卜、原始八卦已普遍运用。墓中发现玉镯38件,其中在墓主双手臂位置,各有10件一组的玉镯对称放置,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人物的形象。(20)此外,从该墓中出土的2件玉钺与53件石钺,以及数量众多的斧、锛、凿等典型的男性使用的武器、工具看,该墓主应是酋长、大巫师之类的男性“王巫”一类人物。

   凌家滩墓葬中的层级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例如在第一、二、三次发掘的墓葬群中,从南到北分为8排,其中重玉礼器主要分布在第一、二排。例如除了87M4外,87M15、98M29、98M16等大墓,均出土大型祭祀礼器与象征权力的钺等器物,说明这些墓主仍然是具有很高辈分及家族地位的军事首领兼巫师一类的人物。(21)如98M29中,发现随葬品86件,其中玉器52件。玉器包括玉人、鹰、璜、璧等;石器包括钺、戈、锛。从其发现的数量较多的钺、戈、锛等看,该墓主应系男性。而随葬的玉人、鹰则与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有密切关系。在87M1中,出土玉器11件,其中有玉人3件。这3件玉人与98M29中发现的玉人在形体与特征上大致相同,应该都与宗教祭祀有关。参照其他随葬品,说明这两个墓主可能就是以祭祀为主要职业的巫师。

   如果我们从凌家滩遗址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关系来探讨墓主性别,可以看到,拥有女性的随葬典型器纺轮的墓葬,往往随葬品规格较低。例如在44座墓葬中,有7座发现石、陶纺轮8件(石1,陶7),这些墓葬除了87M11由于被上层墓葬打乱无法窥其全貌,87M13墓主据发掘者推测可能为未成年人外,其中98M32中随葬品仅陶器9件,无一件玉、石制品;98M19随葬玉器9件,陶器9件(包括纺轮2件),无石器,其墓坑位置和随葬品等级、数量明显低于其他墓。比较特殊的是87M9,墓葬中发现随葬品82件,包括璜、镯、玦、坠饰、丫形器等玉器60件,“推测墓主人生前虽不具有军事或政治、宗教地位的官职,但身份较高,生前地位也较高”,(22)可能系贵族家族的富有女性。(23)

   花厅遗址是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黄淮地区重要的史前遗址,典型反映了北方大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的交汇融合。在花厅遗址北区墓地发掘墓葬62座,其中大型墓10座,中型墓葬32座。10个大墓中共发现8例人殉现象,反映了这10座大墓系部落里的重要人物。花厅墓地出土的玉器如兽面纹玉琮、玉琮形管、刻简化兽面纹的玉锥形器、大型玉锛、双孔大玉钺等,在形制、玉质、纹饰上均与良渚文化宗教祭祀玉器相同。故发掘者认为其“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既可代表王权,又能沟通天地鬼神,是地位高下与贵贱等级的象征物”。而其人骨经鉴定大都为男性。例如大墓M50,墓主经鉴定为一25岁左右的强壮男子。该墓葬大量随葬品,其中有玉琮、玉锥、玉锛、玉管、玉珠、玉斧等,其精美的镯式琮和长条形有段大玉锛、双孔玉钺放置在墓主的腹部及腿部。墓主脚后殉葬2具少儿骨架。整个墓葬气势宏大,随葬器物壮观。再如大墓M60,墓主经鉴定为一个30岁左右的男性,墓主胸部发现由24件斑斓缤纷的鸟纹玉佩、半圆形玉璜和玉环、玉坠组成的特大型项饰,左右手臂上戴有环形玉镯,显然是从事宗教祭祀的器具。而在花厅墓地发现的其他大墓,其随葬品种类、规格则显然要少而低。它说明虽然同葬一处墓地,但其等级地位已存在差异。(24)

   距今5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包括方圆数十里的“坛、庙、冢”,并建有大型祭坛,规模巨大,气势恢宏,十分明显是祭天及礼祭那些手握神权与政权的上层贵族人物的。红山文化有着“唯玉为葬”的传统,“玉器作为积石冢墓葬主要甚至唯一的随葬品,也是祭祀址中与人的关系最近的物品,它们的功能应主要与通神有关”。我们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中心大墓和大型土圹石棺墓中,可看出这些身份显赫的墓主均为男性,且具有巫师的通天媚神及占卜的职能。如N2Z1M21,墓主经鉴定为男性,约30多岁。墓中发现随葬玉器20件,包括玉兽面牌饰1件,玉璧10件,玉镯1件,玉璧形饰1件,被钻龟甲等,是随葬品最多的大墓。这些玉璧、玉兽面牌饰、龟甲,应该系祭祀、占卜之用。大墓N5Z1M1,墓主经鉴定为50多岁的老年男性。墓葬中发现随葬玉器7件,包括璧、鳖、鼓形箍、镯、勾云形器等,鳖分别放置于遗体左右手部位。该墓葬地层还发现玉珠、玉联璧、玉蚕、石斧、石锛等,墓主显然系身份显赫的大巫师兼部落军事首领。N16M4系成年男性墓,随葬玉器6件,绿松石坠饰2件。玉器中有凤1件,玉人1件,镯1件,环2件,分置于墓主的头、胸、腰腹部位,均保存完好。从随葬的凤、玉人来看,均具有通神敬天的功能,“寓上下贯通的玉巫人,更是通神作法时的具体形象;双手各握玉龟应与表现神权有关”。(25)而N2Z1M23,墓主疑为成年男性,墓中发现龙凤佩1件,钺形壁1件,镯1件,绿松石坠1件,其随葬品的规格、数量显然与前述墓葬有着区别,其生前地位应在N2Z1M21、N5Z1M1等之下。这种情形,既表明红山文化主持宗教祭祀的巫师基本为男性,也表明巫师群体中已有等级差异。

   因此,在距今5000年前后,由于大型或超大型聚落群的出现,史前巫师的地位、角色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说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巫师主要还是在单个或小型聚落群中通过实用性、经验式的“权威”获得先民尊崇的个体巫者;那么这一时期巫师的权威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权威既有着早期巫术、巫师的实用、经验的特点,也有着分层社会中神权与军权结合的“公众”式首领人物的属性。这种属性表现在史前各大型、超大型聚落群中的“王巫”与不同级别的军事首领兼巫师等身份上,甚至也表现在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的“祭司”性质的“巫臣”“巫僚”身上。

   在良渚文化墓葬中,这种属性十分明显。良渚古城西北方坐落着良渚文化最高级别的贵族坟山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共有11座墓葬,出土成组成件的璧(125件)、琮(21件)、钺(5组),以及璜、镯、三叉形冠饰、圆牌形饰、龟、蝉等玉制礼器、饰品数十种。反山墓地的第一台阶上有9座墓。其中最显赫的M12大墓中,发现随葬玉礼器、饰品达647件。这些随葬玉器包括大玉琮、大玉钺、镶嵌玉件的彩绘漆盘和漆杯、完整的神人兽面“神徽”等,从大玉琮、大玉钺、神人兽面“神徽”等看,墓主应该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神权的男性首领即“王巫”。而在M12大墓两侧,分列着M14、M16、M17、M20等几座墓葬,墓中均有数量较多随葬品。从随葬品种类看,这5座墓均系男性贵族墓,但是其随葬品规格、种类、数量与M12相差很多,可见M12与这些分列两侧的墓主,其等级、地位有很大差别。在这5座大墓之外,M22、M23系女性墓,从其墓葬位置及随葬品看,应系M12、M14墓主的配偶。而M15、M18则位于墓地西并稍远,墓穴相比较浅,随葬品规格、种类相比前述5墓明显更差一些。但是,从这两个墓主“有资格入葬反山土台,亦随葬有琮、雕琢神人纹的冠状器等数十件玉器,应为等级较低的贵族,似属以M12为中心的上层贵族的‘臣僚’、‘巫觋’一级的人物”,(26)而“其中M12、14、16、17、20的墓主人更可能是身兼酋长、巫师的人物”。(27)

   在良渚古城的瑶山祭坛及墓葬群中,所有墓葬分成南北两排。各排墓葬有6座,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该墓群南排6座墓,各出土1件玉钺和1件三叉形器,而北边墓葬出土较为典型的是玉璜、圆牌、纺轮等器物,“斧、钺在我国史前墓葬中一般是男性墓葬的随葬品,所以,判断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男性大概无误。而在北行墓列的6座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中没有玉(石)钺,玉器组合中主要为璜和圆牌,包括纺轮,所以,判断北行墓列的墓主人为女性也在情理之中”。(28)而南部墓葬中琮、三叉形器等祭祀礼器与象征军权的钺的发现,说明当时男性是拥有军权(钺)和祭祀权力(琮)的巫师兼军事首领一类人物。尤其在南部男性大墓M2中出土一戴冠羽的神人兽面像的冠状饰,该神人张开双臂,似乎拥抱苍天,显然具有通天地、明神灵的象征,说明墓主生前即是这种戴冠羽神人的大巫或“巫王”的角色。(29)

20世纪中期西方新进化论学者如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莫顿·弗里德等,认为在原始平等社会与早期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中介型政治组织形式,并用“酋邦”来指代这种组织。塞维斯认为前国家阶段中,“酋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其统治权力主要是依靠酋长们非强制性质的“权威”,而非强制性的军事权力。酋长们的这种“权威”主要来自部落逐渐强大的宗教神权和这些酋长的生产、生活、战争经验。莫顿·弗里德也提出了由原始的平等社会到阶等社会,再到分层社会,并最终演变为早期国家的阶段发展说。这些西方新进化论学说普遍注重酋邦组织中“权威”的建立及其本质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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