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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中: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1-03-05 18:05:51
作者: 吴怀中  
当今的大国竞争是一种综合博弈,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与科技领域,因为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成功和科技领先。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需要改进政府治理能力,实施更明智的经济治国之道,其中,日本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第一个实际改变其核心安全决策部门机能,使其专门关注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协调的国家。

   除了政策文件修订外,日本政府还加快修法以配合这一战略调整进程。2020年6月7日,《外汇与外贸法》修正案生效,该修正案旨在构建围绕外国投资的经济安全措施——例如扩大需要预先审批的企业范围、加强国家对投资流入的控制等,以增强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为此,日本政府大幅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必须通过的最低股份门槛,即从10%降至仅1%[15]。自2019年秋天以来,日本一直在加强对电力、军事装备、软件等十几个关键领域的投资审查制度,疫情则促使其进一步加大相关投入[2]。这种新定义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措施,揭示了日本在疫情大流行下对商业贸易的一种态度,容易使投资者产生极大的挫败感,也可能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负面仿效模板。

   实际上,日本政府也正在继续推进生产链、供应链回归国内,并逐步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度,确保经济上的战略自立性。为此,安倍内阁还专门在2020年度第一次补充预算中安排了促进供应链生产据点重返国内的2 200亿日元补助金预算。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6月表示,日本过于依赖中国,需要扩大供应来源以维持供应稳健和多样化[16]。受此推动,日企在可能范围内考虑将在华生产或供应基地转向国内或东南亚的趋势正在加速。据东京商工研究机构(Tokyo Shoko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20年2月,约有1 000家日本企业放弃了中国供应商,开始分散采购生产所需的零部件[17]。

   (三)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影响中日安全关系

   同时,日本政府在2020春夏之交也开始着手修改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传统内容部分,并力争年内完成。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系列重要影响。从种种动向研判,日本将谋求军事安全政策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

   2020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代表政府宣布,因技术问题取消部署美国2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后,安倍迅速宣布有意修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指导方针,据此,日本NSC将就新的导弹防御方式等领域进行重点讨论。安倍政府推动战略修订的具体指向是,以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停止为由,考虑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即远程打击力量。其思路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近年,日本政府要人及安倍本人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种愿望。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了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攻势作战能力,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大胆发展高精尖武备等硬件。日本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多维联合防卫力量构想,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其追求目标已接近于“正常大国”水准。在此基础上,谋求更进一层的“攻击能力”,其可能选项将有巡航导弹、对地战术弹道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加精确制导炸弹等,其中,巡航导弹(引进美国“战斧”等)的实现可能性较大也较快。

   可以看到,在军事安全方面,讨论中的新战略意图实现重要禁忌事项的明文化、政策化与“正常”化,正面突破“专守防卫”国策。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打压持续发力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允许日本超越日美战略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

   日本推动战略调整,邻国无需对号入座,但这种调整——高度对华、紧密联美,其释放的信息无法忽视。安倍政府提前修改安全战略本身,就被认为意在应对中国。2020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表示中国正加大对地区海域的领土主张力度,甚至利用冠状病毒大流行扩大影响力并取得战略优势,对日本和该地区构成更大威胁,“直接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称要将中国推动的“秩序构建”与“国家竞争” “作为安保领域课题,予以重大关注”[18]。河野太郎还在7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强硬表态:“由于中国现在拥有自己的能力,并试图单方面改变许多地方的现状,我们必须密切了解中国的意图。”[19]同时,此番战略调整之际,日本傍美、日美联动,更是明显。2020年6月23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迎来生效60年,《日经新闻》当日的报道称:由于焦点是应对中国,战略的修改将与美国进行协商,与日美安保体制联动,综合讨论包括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的经济安保等措施。无独有偶,就在安倍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毫无道理地拒绝承认中国的南海相关主张。

  

四、转危为机,续写中日新时代篇章

   尽管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日本对华政策显现一定消极动向,中日关系矛盾摩擦及不确定性有所凸显,但疫情揭示了在一个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任何对国家利益的追求都最好通过国际合作和外交协商来实现,狭隘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并且,中日在全球治理、地区合作和经济共赢等方面,仍存在较多共识与利益对接。此前几年,可以说日本政府踏在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脉动和基线上,这也符合安倍所提“日中协调”精神以及“永远邻居”要义。2020年春夏之季,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面临何去何从的一次重要选择。对照两国良好关系发展指南的“十点共识”,基于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这一目标,以下的政策方向与合作举措值得双方思考与推动。

   (一)以中日韩联手抗疫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次区域合作

   东亚或亚洲地区合作的短板是东北亚次区域,中日韩自贸协定(FTA)在日本的地区经济合作构想顺位中居于最后。经过疫情之前2018年以来尤其2019 年底的三方领导人会议的加热升温,当前中、日、韩三边互动的基本趋势是朝积极方向前行。中、日、韩3国应该继续落实第8次中、日、韩3国领导会议达成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共同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赢、面向未来的关系模式。值此进程,抗疫又成为三方进一步加深对强化区域合作和命运共同体体认的契机。疫情下,中、日、韩3国强化了卫生防疫沟通协调应急机制,在疫情防控、医疗救治、药物疫苗研发等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同时确保三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尽可能降低疫情对务实合作的影响。总之,中、日、韩3国卫生健康领域合作范围广泛,方兴未艾,对于维护本地区非传统安全利益的意义重大,这有助中、日、韩3国凝聚共识,将医疗卫生、应急管理、社会治理纳入到新关系合作范畴,为进一步共同创造东北亚新时代提供了机会之窗。可以预见,中、日、韩围绕疫情的合作将为区域合作创造新的渠道、平台和模式,并有望扩大到其他议程领域,这对中日双边合作也有促进作用。

   (二)加强协作,共同履行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中的大国责任

   克服疫情与经济萧条,世界需要合作与协调,需要更健康更深入的全球化。同样重要的是,当前的疫情要求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多重挑战:从通过更公平地分配抗生素和疫苗,到恢复世贸组织的权威和职能,再到协调努力实现危机后的经济复苏。

   在世界范围内,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欧盟进一步分裂,都乏力应对国内疫情导致的社会危机与对外援助责任。世界或地区大国中,能够承担起国际责任并发挥领导力的国家不多,中日都有意愿和能力进一步发挥这种作用。尽管全球与多边机制可能并不完美,但它们仍然提供了前进的最佳框架,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等。中日面对疫情,必须展示决心,发挥大国责任,克服政治差异,继续推进多边合作,维护合理的全球化进程,完善全球治理进程,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中日可以在不牺牲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来加强区域和人类安全,供给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跨国犯罪到经济金融、从能源资源和环境安全再到国际公共安全及传染病疫情挑战等。这是对西方部分国家借疫情污名化中国乃至东亚的有力回应,也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题中之义。

   (三)深化中日经济合作与融合,夯实“压舱石”作用

   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产业转型、提质升级的进程,刺激医疗康养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除抗疫外,中日两国均面临艰巨的经济民生发展要务。中日均有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及具体合作项目方面的对接部分甚多。日本“印太构想”与中国“一带一路”互利的空间扩大,尤其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合作潜能相当可观。

   中日继续深化经贸合作以共享发展红利的前景看好,如此也可形成对世界经济中的负面脱钩和供应链调整动向的有力对冲。尽管有自力更生和国内制造业回归的言论,但显然日本无法担负由全球价值链带动的整套生产活动。脱钩将要求各国在短期内以同等的投资水平复制目前的供应链,然而,与建造一家富士康工厂或台积电微芯片工厂动辄需要几十亿甚至百亿美元相比,日本政府2 200亿日元的“搬迁奖励”可谓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全球价值链的大规模转移还将需要一支训练有素、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队伍,中国有1亿多的制造业工人——超过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总和。显然,脱钩代价高昂、不切实际,且充满不确定性,中日对此须管理供应链风险,而不是造成和扩大脱钩新风险。中日协作加强区域贸易一体化,使供应链多元化而不是脱钩才是实现经济安全的可靠途径。

   (四)推动区域合作以应对疫情流行及经济增长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疫情之下及之后,亚洲必须同时应对双重挑战:巨大的国际卫生挑战和摆脱危机的经济政策挑战,在这两个方面确定前进道路的任务十分紧迫。中日需要携手引领亚洲迅速采取行动,以协调金融、贸易、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合作行动,避免经济萧条及社会危机。2020年5月举行的东盟+中日韩(10+3)峰会为加快亚洲地区政策行动奠定了基础,来自东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参加了此次峰会,并致力于商讨卫生和经济政策协调。

   中日在管理疫情方面的记录及其经济份量,表明两国可以在与区域其他国家合作应对疫情构成的挑战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帮助引领亚洲经济走出危机,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源泉。中日可联手推动加快制定国际旅行健康认证规程,以快速恢复商业流通、科教交流、劳工流动和人员旅游等。中日还应针对疫情常态化管理新形势,积极发起一项主动议程,推动对传染病及健康卫生管理的数字化治理转型,包括监管连贯性、隐私标准和数据共享等。这对于创新工作方式、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等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中日应推动立即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确保区域贸易团结。15个成员国可尽早达成RCEP,向全球发出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确保供应链和能源资源安全、保持东亚市场开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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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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