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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西方文化理论的三种类型

更新时间:2021-03-05 06:51:53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说明:在西方世界,狭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产业”同时兴起。“理论”多起源于哲学、社会理论和语言学,具有自觉的批判精神,而文化产业研究则更多与各种类型的实证主义相联系,前者属于“人文学”,后者更属于“社会科学”。所以我们只能在比较抽象的“理论”层次,才能把文化理论与文化产业理论打通起来。文化产业加剧了社会和世界的文化化,也推动了各个学科与研究领域中的“文化转向”,举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得以更新、丰富甚至改变。因为文化产业研究无法形成一个界限分明、议题确定的学术领域,文化产业不可能形成一套“理论”,而只能有诸多论域和话语的集合,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系统性重建和组织。20世纪中叶以来,与文化相关的“理论”特别茂盛,我们既需要理论来分析处理当代文化,也需要警惕理论遮蔽我们对文化的感知和认知。

  

   20世纪中叶以来,与文化相关的“理论”极为丰富多样。比如在“文化研究”这个旗帜下,就有近百种次/亚研究领域。鉴于理论的泛滥,当代学界多有“理论终结”、“理论之后”、“理论的危机”、“后理论时代”之说。但美国批评家文森特·里奇(Vincent B.Leitch)认为:“如果理论指的是后结构主义,或者是所有当代思潮与学派,或者是后现代话语,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历史意义上的消逝,一个结束。然而,这样的理论的某些特征会毫无疑问地继续生存下去。……对某人来讲,如此谈论理论的消逝暗含了一种希望理论消亡的愿望,而对另一些人来讲,则是对理论令人兴奋陶醉的早期时光已经逝去而发出的怀旧的哀叹。……悼念理论既表达了对其早期某些例证的辩护,又表达了在当前因为前途未卜而焦虑的时候对更好时光的斯盼。”[1]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理论旅行的加速和中国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化理论也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兴学科。我们需要理论来分析处理经验,无论是理论的概念、问题和争论的历史,还是其对有效方法和实用规矩的探索,或者是经久不衰的理论文本的影响力,或者是对相邻学科的借鉴,或者是对现状的批判,都是不可缺少的。同样不可缺少的是,我们需要对“理论”保持必要的警觉,以防它们格式化我们的经验并在我们与文化现实之间形成阻隔。但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是文化理论?

  

   一、当代“理论”

  

   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谓“理论”,通常是指那些可以作为普遍规律的代表的观念和论说。如19世纪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美国“现代化理论”等,它们大多是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20世纪中期以来,“理论”更多是指可以覆盖不止一项经验的或历史事件的任一种解释模型。比如人们可以谈论一项关于革命的理论或关于工业化的理论,这类理论的目标是从通常的意义上解释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但不能将之化约为一个单一的例子,如法国革命或日本工业化。[2]

   目前学术界所说的“文化理论”,主要是指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一种思潮,其兴起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两个趋势直接相关。

   一是“文化转向”(culture turn),它不但横扫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囊括了从意义生产到商品消费等各种形式的人为行为。简言之,就是世界“文化化”——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资本主义等等。20世纪60年代后,文化概念的地位在学术系统中不断上升,在大量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如果说传统的、狭义的“文化”(艺术)理论主要是美学、艺术理论的话,那么在“文化转向”之后,文化理论所讨论的文化已经包括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文化理论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是对各种文化形式的研究,也是对种种现象的“文化研究”。这一点,由英国学者西蒙·冈恩(Simon Gunn)点明:“‘文化的’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就它的实践者们把文化形式,如文本、宗教仪式、实践,以及最重要的形式——语言,视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而言,它是‘文化的’。但是,就其强调解释学,研究解释问题以及意义生成问题,以及它同时具备的对于实证主义的或者‘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传统的批判而言,它也是‘文化的’。”[3]后一种作为方法的文化理论,与批判理论相通;而前一种研究诸种文化形式的理论,也多取一种批判视角。

   这就要说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另一个趋势,即“理论”的独立。这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有关,一旦人们意识到概念、思想和知识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时,“理论”便开始排挤原来的哲学、批评和各科体系。比如,在文学中,理论原是为了理解文本而建立起来的,因为文本不能充分自我解释,它如何被解释取决于理论上的选择。这样一来,理论的重要性就显示了出来。在哲学中,分析哲学的一个共识是,哲学不应再致力于描述世界,而是描述我们用来对世界加以分门别时使用的概念。因此“哲学可以视为某种高层次的谈论或谈论的谈论。简言之,哲学思考的是思考方式,哲学谈论的是谈论的方式。”“对我们使用的种种概念进行分析,归根结底又是对我们所在的世界的分析。只要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对其意义的分析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分析。”[4]不同于以体系性和严密性为特征的19世纪理论,当代理论不但无休止地追求创新,而且表现为日益强烈的反思取向,对权威性和合法性,尤其是对各种意识形态内容的各种阐释形式的溯源和批判。“这就是说,理论——作为一种伴随唯物论者的语言而降临的术语——将涉及一种类似语言警察的事务,它是一个无情的搜索,以及对于我们语言实践中那些未经证明的意识形态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摧毁的任务。”[5]一方面,语言独立,意味着艺术语言独立于它所指称的对象而自有其意义结构,意味着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元科学”,意味着最狭义的“理论”就是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意味着此前的种种文化论说必须经过语言学的转向才能获得当代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语言独立并不意味着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脱节,相反,“理论”的目的正是分析社会如何建构、文本如何生产、又如何实施的过程。因此,1960年代以来,“理论”这个词已经成了各式文学社会批评、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后结构主义、流行文化研究等的同义词,文化理论更需要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文本和实践,而是马克思、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这样的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

   在“文化转向”与理论独立的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谈论当代“理论”。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一直到最近几年,还存在着这种难以理解的事情,即围绕着什么叫做‘理论’而打转。它没有理解到文化理论是何种理论。因为文化理论‘是’与方法有关的,那方法将把作品的各种特性与并非作品的那些结构联系起来,那就是文化理论”。具体地说,“在作品的细节中,去发现某种社会结构、某种历史如何揭示它自身,是一项非常漫长而艰难的工作。这并不是对作品所作的任何歪曲。它正是要发现各种形式和构成按非常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途径。”[6]把作品、文本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的理论,就是“文化理论”,其目的是通过作品、文本来揭示社会历史的构成。易言之,文化理论就是通过文本谈论社会与历史,谈论社会、历史是如何构成和如何再现的。重要的是,“文化理论”虽与社会、历史相关,但并不是外在性的关于“文化”的社会研究,而毋宁说是从文化研究社会,它在分析上以文化与社会结构脱钩为起点,以便对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进行文本性理解。

   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是原来的“文学理论”的扩张。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文学界盛行的是脱离语境地研究文学,把文学研究从其他学科(特别是语言学、历史学与哲学)区分开来以建立独立的文学学科,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的时尚则是重新建立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威廉斯所说的“把作品的各种特性与并非作品的那些结构联系起来”,由此导致“理论话话”的全面增生。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化的重要线索。美国史学托尼·朱特(Tony Judt)在分析当时的文化时特别指出:

  

   20世纪60年代是理论的伟大时代。有必要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指当时在生化、天文物理或基因学上的那些创造性突破,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同时也不是指欧洲社会思潮的复兴:20世纪中期没有产生像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穆勒、韦伯或涂尔干那样的社会学理论家。“理论”也不是指哲学:当时最广为人知的西欧哲学家……不是死了、老了,就是已经做别的事情,而东欧的思想领袖,……在其国门之外仍鲜为人知。至于在1934年前曾一度蜚声中欧的一帮有朝气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理论家,大部分幸存者都已永久移居到了美国、英国或大洋洲,……

   “理论”一词的时髦用法是另外一番含义,主要是指拷问学术领域的方法与目的:首先是社会科学,……同时也包括人文科学,甚至在后来也包括了实验科学。在大学迅速扩张的年代,各种期刊、杂志和讲师们迫切搜罗“本子”,各种“理论”都有市场——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改进而产生的,而是被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催生的。[7]

  

易言之,“理论”就是批判理论。在政治上,“理论”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特别是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种种理论。20世纪充斥着暴力、灾荒和大规模战争的时代,也是科技进步、民主化和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时代,通过媒体的报道,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感受到它们的实际形式,传统的断裂、习惯的脱节和以及基于各种理由的对现存秩序的挑战,深刻地动摇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基础。英国学者彼得·巴里(Peter Barry)在总结当代理论时指出:“二战之后,批评理论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浪潮’,每隔十年都会出现某个浪潮,而所有浪潮的共同敌人就是我在上面已经阐述的自由人文主义。”[8]所谓“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就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它是“理论”兴起之前主流文学批评的概称:“这个称谓中的‘自由’一词往往意味着不采取激进的政治立场,故而在政治问题上往往言辞闪烁、立场模糊。‘人文主义’的含义也大致相近,往往指向一系列负面特征,如‘非马克思主义’、‘非女性主义’、‘非理论化’,等等。此外,还有一层含义,自由人文主义者大多相信‘人类天性’,视其为永恒不变,而伟大的文学表现出这种永恒不变的‘人类天性’。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所谓的自由人文主义者并不用这个名称称呼自己。不过,正如一个颇具影响的思想派别所言,如果你干的是文学批评,却不肯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主义者,那你八九不离十就是个自由人文主义者。至于你自己承认不承认,已不再重要。”[9]作为1960年代“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诸种“理论”不但激烈批判现存社会秩序,也坚决解构“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优秀作品具有永恒意义,作品有其自身价值,理解作品必须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先决条件,延续文化传统要比变革文化传统更有意义,文学表现人物特有的个性,文学的目的是美化生活,内容与形式统一为有机整体,文学形式的有机性体现在文学的“诚挚”(经验的真实、对自我的诚实、广博的同情心和感受力等),文学要避免解说或直言,批评的任务是阐释文本,充当文本与读者的媒介,以及传统的精英化的等级观念与体制,等等,都受到诸种“理论”的攻击。诸种“理论”尤其谴责艺术与人文学科将艺术孤立、丰碑化和神圣化的实践,谴责文化特别是文艺中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寂静主义,转而寻求对文本的社会基础、体制参数和意识形态效应的查证和勘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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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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