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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江:朝贡之外: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

更新时间:2021-03-04 17:08:58
作者: 魏志江  

   [摘 要]日本自遣唐使废止后,不再派遣官方朝贡使节到中国,中日官方外交几乎中断。随着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结束,北宋积极展开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赋予日本入宋僧仅次于正式朝贡使节的待遇和地位,对先后渡宋巡礼访问的入宋僧,通过诏命其入朝觐见皇帝、赐予宋朝编纂的《大藏经》和新译经典、赐紫衣、大师号以及官方护佑巡礼五台山等厚遇,表明北宋试图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在正式朝贡关系之外,将日本纳入以大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入宋僧的渡航来华使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民间外交得以维系,而日本官方则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脱离出来,从而实现其对华外交的转型,并与宋朝进行佛教文化的交流。因此,虽然北宋与日本没有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但是却始终维持了以入宋僧为纽带、以佛教文化交流为特色、持续进行的、民间友好的外交关系。

   [关键词]北宋;日本;佛教文化;民间外交;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委托项目

  

  

日本自遣唐使废止后,不再派遣官方朝贡使节到中国,中日官方外交几乎中断。随着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结束,北宋积极展开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赋予日本入宋僧仅次于正式朝贡使节的待遇和地位,表明宋朝试图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在正式朝贡关系之外,将日本纳入以大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由于日本认同佛教文化,日僧奝然、寂照和成寻等或以日本天皇和贵族授意,或通过“密航”等形式前往中国,于佛教圣地五台山或天台山、阿育王山等地巡礼和求法。入宋僧的渡航来华使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民间外交得以维系,而日本官方朝廷则从以大宋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脱离出来,从而实现其对华外交的转型,即不再将自己作为宋朝东亚朝贡体系的一员,开始体现出其东亚孤立主义外交的特征。入宋僧与中日关系的研究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学术界对入宋僧在中日关系史上地位和意义的探讨,无疑较为薄弱。而宋朝在构筑其东亚朝贡秩序的过程中,注重以中日佛教文化的共同认知和交流为纽带,不拘泥官方朝贡外交的形式,努力拓展与日本的民间外交关系,亦是学术界应该重视的研究课题。本文不揣浅陋,试以日本入宋僧来华巡礼和求法为案例,对北宋与日本入宋僧的佛教文化外交进行论述,同时,进一步探讨日本天皇和朝廷对入宋僧的官方立场和政策,以分析北宋时期中日关系转型新的时代特征。

  

   一、北宋的佛教文化外交政策

  

   北宋完成五代十国的统一后,对佛教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北宋对东亚朝贡体系的构筑,佛教开始成为北宋对外战略的外交手段,成为构筑以北宋为中心的东亚朝贡秩序的重要环节。北宋通过对印度、西域佛经的翻译、雕版印刷、赐予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以佛教经典《大藏经》等赐予入宋僧,由皇帝亲自接见入宋僧,向其赐予紫衣、大师号,并以皇帝旨意命各州府地方官沿途护送入宋僧巡礼五台山事宜等,表示对诸国入宋僧之厚遇。由于佛教作为东亚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北宋时的佛教文化也成为包括日本、高丽等周边有关国家在内共同的文化形态,所以,北宋朝廷一开始就通过《开宝藏》等佛经的雕版印刷和颁赐诸国,努力构建以佛教文化为纽带、以宋朝皇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北宋从宋太宗到宋神宗统治时期,先后多次接待来自日本、高丽、印度和西域诸国的入宋僧,并将入宋僧作为准朝贡使节加以接待,纳入宋朝的僧侣管理体制。

   首先,北宋从太祖建国迄太宗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宋朝的统一开始,就积极派遣使节赴周边诸国宣示大宋的国威,并招揽周边国家派使节向宋朝朝贡,其中派遣僧侣外交成为宋朝建构天下朝贡体系的重要举措。宋太祖建隆四年(963)“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伽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然而,日本自遣唐使废止以后,虽然仍断续地向中国江南吴越国等政权派遣佛教僧侣求法和巡礼名山大川,但是,由于中国中原战乱,且大唐的文字、律令制度等已经被日本引进吸收,故日本平安朝廷不再以官方名义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北宋王朝为了维系与日本的朝贡关系,也积极招揽日本遣使宋朝,或通过往来日本与宋朝之间的商人,向日本颁赐国书,然多遭日本朝廷奉还或拒绝。在此背景下,北宋对于日本渡海来访的入宋僧遂展开积极的外交笼络政策,先后多次赐予《大藏经》和其他新译的佛经。如奝然入宋:“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大藏经》亦作《一切经》,为以经、律、论为主的大规模佛教经典集成。北宋以前《大藏经》均为抄本,至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始派张从信到益州雕版刻印全部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亦称蜀版《大藏经》或开宝《大藏经》。奝然所求之《大藏经》,即开宝《大藏经》,此为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流入日本之始。奝然,日本平安中期三论宗僧,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率弟子入宋,两度受到宋太宗召见,并受赐“法济大师”号,后又蒙宋太宗敕准巡礼天台山、五台山等地。986年,奝然携新印《大藏经》5000余卷、释迦像及十六罗汉像归国,后任奈良东大寺别当。后来的日本入宋僧在北宋亦多求购佛教、儒学以及医药等典籍,关于宋日之书籍交流,王勇尝有专著加以论述,此不赘述。

   其次,北宋对日本入宋僧的外交政策还体现在宋太宗、宋真宗和宋神宗三位皇帝先后接见以日本入宋僧奝然、寂照和成寻为代表的渡海僧侣使团。如“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日本高僧寂照入宋,《宋史》载:“其国僧寂照等八人来朝,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通大师,赐紫方袍。”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国僧成寻“密航”入宋,亦受到宋神宗的召见,《宋史》载:“有僧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是后连供方物,而来者皆僧也。”赐紫衣、大师号为宋朝廷管理僧侣的重要政策,亦为将佛教纳入宋朝世俗权力管理的重要环节。其渊源沿革据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记载:“先是,开宝至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许四海僧入殿廷,乞比试三学,下开封府功德使差僧,证经律论议,十条全通赐紫衣,……自此,每遇皇帝诞节,亲王、宰辅、节度使至刺史,得上表荐所知。僧道紫衣、师号,为两街僧录、道录所见得入内。”

   日僧诚寻,亦作成寻,日本平安后期天台宗高僧,宋熙宁五年,其与弟子赖缘、快宗、圣秀等八人“密航”渡宋,抵杭州,巡礼天台国清寺后应诏赴京,朝觐宋神宗。宋神宗赐其紫衣、锦帛,并敕准其入住京城开封太平兴国寺传法院,后又令地方官府保护其巡礼五台山。虽然没有日本朝廷的国书,但是,北宋朝廷一直将入宋僧作为日本朝贡使节加以接待。因此,当成寻弟子赖缘等五人于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后准备回国时,宋神宗将赠送日本国王的礼物托付给他们以转交,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载:延久五年二月一日,“申时,以入内内侍东头供奉官张士良为使臣,下赐被志献日本皇帝金泥《法华经》、锦二十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明州言:‘得日本国太宰府牒称:附使人孙忠遣僧仲回等进绢二百匹、水银五千两。’”由此可见,日方以“太宰府”之名义返答宋朝国书,并回赠织绢、水银礼物。学者王丽萍认为成寻记载宋神宗御笔文书是可信的,并赞同木宫泰彦所云:“宋帝所赠的御笔文书,与其说是正式国书,毋宁说不过是赠送日本礼物时所附简单的清单而已。”在两国无正式官方外交的情况下,宋神宗御笔文书送达日本,无疑是宋朝利用入宋僧积极展开对日外交的重要一环。

   最后,入宋僧渡海访问宋朝,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赴五台山和天台山等佛教圣地巡礼,以瞻礼供养佛教圣迹,消除所谓“罪业”。北宋通过入宋僧的朝觐,赐予其巡礼五台山的便利和路次保护,赋予入宋僧朝贡使节以政治意义。如日僧成寻朝觐宋神宗后,宋神宗即诏命敕许成寻一行参访五台山,并令州府予以沿途供给。如宋熙宁五年(1072,日延久四年),《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是年十一月“使臣并三司官人来,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三司官人与老僧。文云:‘三司,日本国僧成寻等,差殿直刘铎,引伴成寻等,赴五台烧香讫,却引伴赴阙。日本国僧八人,每人各米三胜,面一斤三两二分,油一两九钱八分,盐一两二分,醋三合,炭一斤一十二两,柴七斤。商客通事一名,每日支口劵米二胜。右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依近降驿令供给,往来则利其券,并沿路批勘文,历候四日,缴纳赴省。’”

   北宋朝廷并非将所有的入宋僧都作为正式的朝贡使节加以对待,因为入宋僧也并非日本派遣的具有正、副使职能的外交使节,只有当入宋僧有助于建立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时,才这样做。因此,南宋时,虽有大量日本的高僧入宋求法,但是并无朝廷接待日本入宋僧朝觐或赐予物品等,盖南宋朝廷已经丧失或不再具有构筑东亚国际秩序的动力和国家能力。

  

   二、日本对入宋僧渡航政策的变化

  

天皇和摄关政治下的权门贵族为了得到宋朝的文物即所谓“唐物”和佛教典籍等,尽管不能再以日本朝廷的名义遣使宋朝,却通过奝然、寂照和成寻等高僧以私人渡宋的名义,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继续维系与北宋的民间交流,并以入宋僧的朝觐取代国家正式外交使节的朝贡,以避免被正式纳入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因而其对宋外交实际上采取了一方面游离于“朝贡”之外独立自主的孤立主义立场;另一方面,采取以“佛教外交”的形态,以僧侣私人渡宋的名义维系与宋朝的民间文化交流,以大量吸收宋朝的佛教文化及社会信息。因此,也正是通过入宋僧奝然等日本朝廷向宋朝传达了“脱华”和拒绝接受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及日本是独立国家、其天皇王室万世一系的理念。因此,奝然的渡宋是采取了官方批准的方式,并被赋予了外交使节的职能。如日本永观元年(983),奝然得到天皇允许宣旨的文书入宋,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引进宋朝文物和佛教经典的公使职能。宽和二年(986),奝然回国时,日本太宰府特出动搬运人夫300人,沿途演奏《高丽乐》《大唐乐》等,将奝然和宋朝赐予的雕版《大藏经》和新译经典以及白檀释迦如来像、舍利塔等佛教经卷文物浩浩荡荡运送到京城。奝然在宋朝的活动,尤其是蒙受宋太宗召见赐对时,以日本《职员令》和《王年代记》阐述日本的官职体系和天皇王室的万世一系,也极有可能是受到日本天皇和朝廷的授意,向宋朝表明日本具有与宋朝对等的独立国家之地位。奝然所携的《职员令》是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颁布的《养老令》中的第2篇,共80余条,在大宝元年(701)施行的《大宝律令》中称为《官员令》。其分为神祇官1条、太政官1条、各省8条、各竂17条、各司31条、各府4条、各库2条、各职4条、大上中下国4条、大上中下小郡5条、弹正台1条、军团1条、国博士医师1条。载录官名、人数和职掌。另在《养老律令》的第3至第5篇中,又有《后宫职员令》18条、《东宫职员令》11条、《家令职员令》8条,格式皆同《职员令》,此为日本之律令制度。《宋史·日本传》记载了自日本所谓神武天皇始,历神武天皇至守平天皇所谓“凡六十四世”的天皇世系以及国内郡县山川之行政区域。《王年代记》为一部日本皇室的谱系,据江静考证,《宋史·日本传》所载《王年代记》引文并非是日本《王年代记》原貌,而是《宋史》编纂者据日本《王年代记》和《奝然表启》两部书加以改编而成。此外,奝然进一步向宋太宗说明日本之郡县山川行政区域及其赋税征收制度,以日本独立的天皇世系和郡县山川之行政区域向宋朝表明日本独立外交国家之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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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第139-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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