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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展望一种文化伦理

更新时间:2021-03-04 06:36:52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我是一个泛神论者;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是一个多神论者;右在我的伦理生活中,我是一个一神论者。

   ——歌德:《格言与反思》第807则

  

   当代文化是如此紧密地融合于生活世界,是如此全面地具有经济性质并引领产业升级,是如此内在地依赖于科学技术并层出不穷地产生新业态,是如此深刻地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缠在一起,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化产业是文化史的一次深刻而巨大的转型。20世纪太复杂、太令人费解了,几乎人类努力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进步,社会革命,世界战争,福利国家,全球竞争,从前的希望、追求乃至神话、幻想等都成为现实,但人类并不满意。19世纪的人们曾对20世上纪寄予了无数殷切的希望,但20世纪对19世纪来说,不过是谎言的破灭。1920年,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诗云:

  

   盘旋盘旋在渐渐广阔的锥体中,

   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

   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

   世界散布着一派狼藉,

   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

   把纯真礼俗吞噬;

   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

   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1]

  

   价值已被瓦解,文化已无中心,世界不再有序,生活失去方向……叶芝所表达的这种破碎感、危机感并不只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它一直延伸到当代并构成当代文化论说的核心观念。因此“可以说,这种存在着文化危机,我们需要‘对我们时代下一个诊断’的感觉,长期以来一直为文化专业者(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间人)所频频提及。”[2]对于这一现象,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另有新解:与其说是文化危机,不如说是那些有能力垄断学术产品的供给并受严格控制的机构,已经被一个去垄断化的时代所取代,这给外部群体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机会,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文化专业者、文化中间人以及各种各样文化产品迅速膨胀的受众的行为,是文化产业兴起、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趋势。在考虑到今天的一切都是文化的、文化已经超越了社会等后现代主张后,费瑟斯通指出:“如果我们来考虑文化去中心化(decentring of culture)这个概念,可把它看做一个反论:文化其实并没有被去中心化,相反,它是被再中心化(recentred)了。如果我们想一下学术生活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正在显著增长,那么此言就果真不虚。长期处于社会科学领域边缘的文化,如今已经被移置中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更为一般性的去中心化与碎片化其实是有学术生活的内部的文化再中心化与之形影相随。”[3]换言之,不是文化的危机或碎片化,而是文化的扩张与弥散化。21世纪的文化发展和价值重建,就必须有新的视野和价值观。

  

   1、文化价值及其效益冲突

  

   关于文化价值,古今中外有过无数的讨论和研究。全面说明文化价值,那几乎等于写一本文化史。我们从中国学者王国维谈起。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反思性分析: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4]

  

   王国维的判断蕴涵两点:其一,古中国的文化人(哲学家、文学艺术家)不认为其文化产品有独立的价值,它必须依托于政治、伦理才有存在的资格。这一观点在现代中国的许多文学批评史、艺术史和美学史中都有阐释。当然也有例外,在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时论就多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而且在无数艺术家的论述中,文学艺术的审美的、形式的意义也得到充分阐释。但王国维之论,仍然是正确的:就正统儒家观念而言,就是文艺历来受到政治和伦理的严厉束缚而言,古中国文艺确无独立之价值。其二,文化应当有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 ”。这一观点取自西方现代美学并由康德、席勒(Johann Friedrich Schiller)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等人深入阐释。王国维以极为尊崇的语气的写道:“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暂之别也。”[5]在西方文化史上,艺术自由、审美独立、文化自主的观念源自现代性的价值分化,本书第一章在介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时已有详论。对于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王国维来说,哲学与艺术等文化活动及其产品神圣而无用、无用而神圣,此论一反中国传统观念,把艺术/文化从现实社会的各种利害关系提升出来,并具此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

   王国维的观点来自中/西、古/今的比较分析,其论指出了有关文化价值的两个传统:传统文化依附于政治伦理,现代文化有其自身价值。如果我们结合到文化产业兴起之后文化经济价值的突显,则文化包含三种价值:首先是政治、伦理价值,然后是文化自身的价值,再后是经济价值,而此三种价值又都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文化还应有社会价值。随着生态文明的兴起,文化又有生态效益。

   文化价值:历史记录、美感、艺术体验、自我表现、精神愉悦等。

   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权力表征、领导权、软实力、国家形象等。

   经济价值:文化产业、艺术品市场、广告、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等。

   社会价值:共同价值观、伦理规范、认同/区隔、多元主义等。

   生态价值:绿色生产、敬畏自然、维护生命、培养新的发展观等。

   文化史的演变也许可以理解为文化价值的持续展开。但迄今为止的文化论述主要还是围绕上述4种价值展开。它们都属于广义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也是指“文化”的价值之一,因此这里单列出来的“文化价值”是指文化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等价值的狭义的价值。同理,文化是社会现象,5种价值都是社会性的价值,因而单列出来的“社会价值”是指相对于政治等价值的狭义的、偏重于伦理道德的价值。

   中文“价值”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词,一为“价值”、“价值观”(value),一为“效应”或“影响”(impact or implication)。“文化价值”(value, i.e., cultural values)是指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无论在何谓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包含哪些等问题上有多少争论,但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存在着相对独立、相对自主的文化价值,它蕴含于各种文化产品、活动、服务之中,使文化与非文化区分开来。文化价值当然有其特定的效益,即文化效益,但文化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产生的“效应”、“影响”、“功能”等,即为其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区分文化“价值”与“效益”,既是为了维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可以解释文化的多种效益。

   文化有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和内涵,但其诸效益之间却是不连贯的、不和谐的,相反,诸效益之间长期存在着冲突。这里有4 种情形。1、坚持文化效益可能无视其他效益。如对市侩主义的拒绝,对流行价值观的批判以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2、独尊政治价效益能无视其他效益。文化为政治服务,其极端或者是“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或者是不顾社会价值(权力制定标准),或者蔑视文化价值(把文化仅仅等同于意识形态和宣传,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3、追求经济效益可能导致唯利是图,从而突破政治制约、社会规范、文化特性和环境限制。4、注重社会效益可能对抗政治控制、轻视经济效益、压迫个性创造。5、固执生态效益可能妨碍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诸种效益之中,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比较和谐,甚至同一。任何一个熟悉文化史的人,都会赞同美国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om)的这一段话: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人类性,它几乎等同于人民或民族,譬如说法国文化、德国文化、伊朗文化,第二是指艺术、音乐、文学、教育电视节目、某些种类的电影等,简言之,一切可以鼓舞精神、陶冶情操的东西,它与商业活动相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文化使高层次上的丰富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社会塑造了民族、他们的习俗、风格、兴趣、节庆、礼仪和神明——所有这一切把个人联结为有共同根基的群体,联结为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有共同的思想和意愿,民族是一个道德统一体,而个人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文化是艺术的产物,其中的美术表达着崇高的境界。”“作为艺术的文化,是人的创造力的最高体现,是人冲破自然的狭隘束缚的能力。从而摆脱现代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对人的贬低性解释。文化确立了人的尊严。文化作为共同体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关系网络,置身其中的自我得到了多彩多姿而又细腻的表现。它是自我的家,也是自我的产物。它比只管人们的肉体需要、逐渐退化为纯粹经济的现代国家更为深厚。”[6]不太严格地说,文化效益主要就是社会效益,只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分化发展,诸效益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才突显出来。

   在理想的意义上,文化必须兼顾各种效益,追求诸效益之间的动态平衡,但这是一个乌托邦,实际存在的文化一般都偏重于某一效益。古希腊的柏拉图指控史诗、悲剧、音乐和绘画等各种文化形式,因为它们不符合他所期待的教育宗旨和政治/伦理准则;亚里士多德为悲剧辩护,认为它有“净化”(katharsis)效果,其立论基础也是伦理的。文艺复兴以来,政教分离为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加剧了传统伦理的解体与人性的解放,文艺摆脱了政治、宗教、伦理的直接控制。文化现代性,说到底就是文化的自主性、独立性。当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指控文明与道德的二律悖反时,他表达并不只是对古罗马德行的怀旧,而是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当康德以“三大批判”分别处理真善美时,他强调的是审美自律与文化独立。当伟大的托尔斯泰(Lev Tolstoy)以宗教、道德为文学的指导时,他所表达的也不只是一个宗教徒的信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部分地表明文化现代性所导致的形式与内容、审美与道德、自由与责任、个性风格与整体和谐等多方面的紧张和冲突。贯穿中外文化史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审查、文化管理,其基本理由之一,就是鉴于文化艺术的非道德性。如此等等,对不同效益的追求,不但推动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风格的形成,也形塑了不同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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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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