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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 陈晓菡:论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构成[1]

更新时间:2021-03-04 06:23:57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文化与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问题,是当代文化理论与政策的中心议题。但相关的学术研究极为贫乏。我们首先要厘清“社会效益”的涵义,然后才能回答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如何坚持社会优先等问题。广义的社会效益包括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等,狭义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指文化在增进知识、培育道德、美化生活和整合群体四部分所发挥的效果。结合中外文化史和当代文化现状来看,所有文化产品都有社会效益,但并非所有文化产品都有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益。进而,文化的社会效益与产品本身相关,但也与社会环境、时代气氛、受众接受有关。如何确保文化产业实现其正效益,需要另外的研究。

  

   Abstract: The social benefit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industry is the central issue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theory and policy. But the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is very poor. We must first clarify the meaning of "social benefit", and then we can answer why we must give priority to social benefit and how to give priority to society. The social benefits in a broad sense includ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enefits. The narrow sense of social benefits mainly refers to the effect of culture in the four parts of promoting knowledge, cultivating morality, beautifying life and integrating groups.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atus, all cultural products have social benefits, but not all cultural products have positive positive social benefits. Furthermore, the social benefit of culture is related to the product itself, but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audience. Ano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cultural industry achieves its positive results.

  

   关键词: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知识,道德,审美,凝聚力

   Key words: cultural products, social benefits, knowledge, morality, aesthetics, cohesion

  

   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集中表现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社会效益。分析评论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首先要明确“社会”的涵义。广义上说,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所以文化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等都是社会效益的一部分。比如在我国,政治内涵、意识形态倾向等就是社会效益的首要内容。狭义上的“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相并列的概念,如伦理关系、道德实践、人际交往、群体融合等。尽管我们的论述也会涉及到政治方面,但本文的所说的“社会效益”主要是一种狭义的概念。根据我们的认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主要由四方面构成。

  

   1、生产另一种知识

  

   文化产业所生产和提供的是符号性产品。符号之为符号,在其由“能指”与“所指”构成,即每个“能指”均有其“所指”。这个“所指”,就是符号所蕴含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广义的文化包括科技、文教、伦理等的活动与产品,这些活动与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本身即是知识性产品。我们这里要论述的,主要是不以知识为主要目的艺术性活动与产品,它们构成文化产业的主体。

   在日常语言中,“文化”通常与“知识”相联,“文化知识”几乎是一个固定词汇。这不是偶然的。各种文化艺术都包含着不同性质与类型的知识,文艺的知识性,很早就是论者们的共识。孔子在要人学《诗》时,其理由就是:“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观群怨中的“观”即是指《诗》的认识功能。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他们两位都认为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因此通过诗歌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的政治的得失。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说通过诗,我们可以获得有关自然的知识。当然,文学艺术所提供的“知识”,主要不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是与人、社会相关的知识。

   首先,文艺生产社会知识。中外大量文化遗产,都是当代社会生活、人间世象的记录,都是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有“采诗”的传统,如“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孔丛子·巡狩篇》)“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通过诗歌、音乐来认识社会政治状况,进而调整政策,是古中国政治的特点之一。《礼记·乐记》还总结出一套由文艺认识社会的规律:“……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乐记》)由音知政的逻辑是:艺术语言—情感形式—社会状态—政治得失。根据这一逻辑,所有文化产品都内含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真实情状,对欣赏者和使用者来说,这就是一种知识形式。因此,即使在各门社会科学相对独立的现代,文化产品也仍然有不可取代的认知作用。胡适认为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17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17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17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2]陈寅恪丰富扩展了“诗史互证”的学术传统;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等书以小说为由分析传统社会;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从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中得到不少材料;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多引小说、谚语为据;黄仁宇的《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尹伊君的《红楼梦的法律世界》等均以小说为论史之凭借和资料。法学家朱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一书,以中国的一些传统戏剧为材料,分析法律的或与法律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以《赵氏孤儿》为例,分析复仇制度的兴衰以及与复仇制度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梁祝》为例,对古代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进行分析,探讨制度变迁中个人力量的渺小和珍贵;以《窦娥冤》为例,对法律制度的道德主义研究和分析进路的批判,从科学技术、制度能力和制度角色以及清官局限等方面,强调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分工的重要性,降低信息成本、减轻裁判者和决策者的个人责任、提高审判效率。[3]丰富的中国文化,不但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主要资源,也是中国社会科学赶超世界的优势所在。

   文艺作为一种“社会知识”,其特点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写诗这种活动经写历史更富 有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为什么诗所叙述的事更具普遍性呢?这是因为诗不是在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4]诗的普遍性不是逻辑的普遍性,也不是统计学的普遍性,而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又是这种普遍性又蕴含在个别之中。正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具体阐释说:“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这种真理就是它自身的证据,给予它所呈诉的法庭以承认和信赖,而又从这个法庭得到承认和信赖。”更重要的是,“诗人作诗只有一个限制,即是,他必须直接给一个人以愉快,这个人只须具有一个人的知识就够了,用不着具有律师、医生、航海家、天文学家或自然科学家的知识。”[5]在文艺作品中,我们直接看到的,往往是个体的生命、生活和遭遇,是所有社会科学所不具有的具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6]确实,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统计学家,他们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19世纪上半叶巴黎所发生的事件、经济发展状态及其与经济有关的全部数据,但他们无法也无意告诉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人是如何参与到当时的事件和经济过程中的。只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外省单纯的青年是如何被巴黎改造为成功人士的,我们看到了金钱是如何主导着巴黎生活并使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交换关系的,我也看到在资本主义进程中的各色人物的悲欢离合……总之,巴尔扎克的小说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当时巴黎社会的真实情形,体验到巴黎人的生活遭遇。这是任何历史著作和经济学成果所不能提供的。

   其次,文艺是一种“人学”,它呈现人的精神世界、探索生活的逻辑、表达人性的希望,是我们理解人性和人的生活的主要凭借。17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认为: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可以搜集出来整套的公民和家庭的智慧”。[7]即使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我们也要从伟大的宗教、文学和哲学的经典中获得到对人、对生活的理解。当代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极端地表达出来:“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世界是否有三维,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全不在话下,都是些儿戏罢了。”[8] 科学不能回答人是否值得活下云的问题,但宗教、文学、哲学至少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越来越增进我们对生命、生活的意义的体验和理解。以近年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重要资源的古典诗歌为例,就包含了种种高明的生存智慧、生活知识,增加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再次,文艺与“现代科学”也有内在关联。我们现在说的“知识”,主要是指科学知识,是可以系统陈述、甚至公式化、数字化的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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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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