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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东: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基于政治领导力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1-02-28 11:33:22
作者: 杨卫东  

  

  

   【内容提要】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并没有显著下降,但美国的政治领导力却在逐渐下降。美国政治领导力下降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由政治极化和否决式政治所导致的美国国家意志无法有效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实力的发挥,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领导力。其二,美国调动本国政治资源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这主要体现为美国对外战略失误以及美国战略信誉的透支。由于美国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政治领导力都在下降,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自然会衰落。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又会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遭受质疑。

   【关键词】 美国霸权衰落;政治领导力;政治极化;否决式政治;战略失误;战略信誉透支

  

   美国“衰落论”是中外学界不断热议的话题。在学术讨论中,占主流观点的是美国“兴盛论”。“兴盛论”认为由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等构成的美国实力在近几十年基本没有下降,故此,美国并没有衰落。本文在承认美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没有明显衰落的前提下,从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政治领导力的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了政治领导力下降所导致的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问题。

  

一、政治领导力: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实力,是国际政治中一个不断被探讨的议题。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具有一定的实力,并不必然会拥有与之相当的权力。就实力本身而言,其概念比较复杂,但影响力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影响力又是以一个国家的实力为依托,在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对外作用力。正是意识到实力的客观属性与主观能动性,作为研究实力的大师级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实力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认为硬实力主要指经济与军事实力,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制度、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故此,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实力,实力在主观层面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Aron)在分析国家实力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雷蒙·阿隆在《和平与战争》一书中指出,实力是一个政治单元将其意志施加于其他政治单元的能力。他认为决定政治单元实力的三大要素应该是环境、资源与集体行动。在雷蒙·阿隆的实力观中,“集体行动”就完全摆脱了硬实力的一面,强调实力的主观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硕风研究员在研究国家实力时,较早地提出了“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按照他的解释,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黄硕风研究员明确提到了国际影响力对于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性。但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学界争议较大。由于对综合国力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依据的数据不同,以及影响因子权重与合成计算方法存在分歧,所以综合国力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方面,美国战略学家雷·克莱因(Ray S. Cline)的观点极富启发性。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克莱因就提出了衡量国力的所谓“克莱因国力公式”,即,Pp=(C+E+M)×(S+W)。用中文表达即为:国家力量=(自然基本力量 + 经济力量 + 军事力量)×(国家战略 + 意志)。克莱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特别强调国家战略与国家意志对于提升国家力量的重要性。按照克莱因的解释,除非将国家战略目标的连贯性与国家意志力这两个无形因素考虑进去,否则,更为具体并可量化的国家实力统计将不存在。克莱因甚至认为,如果缺少连贯的国家战略或者有组织的国家政治意志,国家实力也许会损失殆尽。 鉴于大多数战略学家忽视国家意志研究,克莱因特别指出,国家意志是规划、贯彻国家战略并取得成功的基石,是国家调动其民众就政府在防务与对外政策方面做出决定的能力,是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调动其资源与实力从而贯彻其可预见之国家目标的特质。克莱因认为,国家意志力的构成要素是多层次与多元的,没有一项是绝对必需的,但有些因素在国家意志力构成中常有,例如:一个民族在感情上忠诚于国家的文化整合程度;有效的国家领导力;国民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理解。从克莱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战略与国家意志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研究国家综合国力方面,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思路与克莱因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阎学通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由其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等综合因素叠加而成,即综合国力=(军事实力 + 经济实力 + 文化实力)× 政治实力,也就是 CP=(M+E+C)×P。在阎学通看来,军事、经济与文化等实力属于资源性实力,政治实力是指政府的领导能力,属于操作性实力,政治实力是其他实力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而政治制度与国家战略又是政治实力的核心要素。

   权力的主观层面,即调动客观资源性实力的国家政治领导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本身具有超强的实力,并不意味其综合国力强大,在世界上具有超强的影响力;一个实力较小的中等国家,如果能充分整合国家意志,内外战略得当,也能够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充分地展示在国际舞台上。所以,政治领导力是构成实力主观性属性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操作性实力,对提升与调动资源性实力,乃至综合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其一,国家的国内政治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调动国内政治资源、整合政治资源的能力;其二,国家调动本国政治资源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秩序的能力。这涉及一个国家正确的对外战略、推动全球治理与构建国际秩序的国际信誉与国际担当。

   具体到如何衡量当今美国的霸权地位,从政治领导力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影响力的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美国的资源性实力没有显著下降趋势,但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发展到今天存在着许多制度性瓶颈问题无法解决,其表现形式是政治极化与否决式政治导致美国的国家意志整合受阻,国内政治领导能力下降。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导致成本与收益之间关系的失衡,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近年来不断透支战略信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当美国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政治领导力都在下降的情况下,政治领导力将严重影响与制约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从而最终导致美国在全球霸权地位的衰落。

  

二、政治极化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下降

   政治极化是困扰当今美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美国实行两党制,两党在内政方面分歧不断,但美国政治学家并不认为政党忠诚所导致的政策分歧会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确实,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总体来说以“两党一致”为特色,表现在外交上,两党都认同总统制定的对外政策。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政治极化现象导致这种“一致”开始崩塌,美国战略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希冀的“政治止于水边”的情景很难再现。美国学者史蒂文·赫斯特(Steven Hurst)指出,从 1944 年至 1964 年,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谈及对外政策议题时,对 47% 的议题是有共识的,只在 6% 的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两党分歧日益严重。尽管自由国际主义是两党跨党联合的政治哲学基础,但两党在如何看待国际机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派更多地强调合作与基于同意的一致,主张支持国际组织、对外援助和自由贸易。另一派更多地强调强制性的手段,主张扩大国防预算、打造绝对军事优势、运用武力等。史蒂文将这种政治极化称为“政党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他认为美国第 112 届国会(2011 年至 2013 年)的政治极化现象是 20 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美国学者布赖恩·马歇尔(Bryan C. Marshall)和布兰登·普林斯(Brandon C. Prins)研究了 1953 年至1998 年间总统提交国会的涉及经贸和对外政策的议案后发现,1974 年之前,总统提交的涉及经贸的议案中有 77.4% 获得通过,涉及对外政策的议案有 80.7% 获得通过,但 1974 年之后,这两类议案的通过率分别下降至 38.7% 和 59.6%。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奥巴马上台不久就提出要修复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强调软实力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重要作用,这完全符合民主党的风格。为此,奥巴马希望 2010 年财政年度国会增加 600 亿美元的预算。但是,由于国会众议院中共和党占据多数,奥巴马增加预算的提议遭到否决。在随后的 2011 年与 2012 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美国国会反而从奥巴马的呼吁中分别削减 650 亿和 600 亿美元预算。在美国第 112 届国会期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甚至将奥巴马呼吁向国务院增加预算的要求降到最低。鉴于政治极化严重,有学者甚至感慨,两党都支持总统倡导的对外政策已成为一种例外,而非常态。

   政治极化是困扰美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现实问题,美国前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David Boren)就此问题的反思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博伦曾在致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国人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博伦基于自己过去 30 余年做州议员、州长、联邦参议员、大学校长的经历,认为今天的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处于衰落的危险时期,美国应该进行改革以恢复政治机制的功能。博伦告诫国人,当对党派的忠诚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时,党派忠诚对国家利益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所以,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博伦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再次强调,美国政治机能失调让美国非常难堪,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合作正日益变成一种奇妙的回忆,美国对外政策逐渐被党派政治拖了后腿。民主党与共和党无法在欧洲、中东、中国等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看法,不愿通力合作以促进国家利益。博伦回忆自己 20 世纪 80—90 年代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任职的经历,认为当年两党成员就所有问题的表决几乎都能全票通过,但在他看来,那样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今天,众议院各小组委员会在许多表决中都以党派划线。“政治应该止于水边”这一至理名言已经过时。

   进入 21 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导致美国国家政治资源、国家意志无法有效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实力的发挥,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领导力。2013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与奥巴马行政当局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关门,奥巴马总统被迫取消了参加一系列亚太会议的计划。该事件对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2012 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国内政治对美国规划与贯彻其所扮演的国际角色至关重要。许多美国人都强调美国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政治一致性,以此作为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更具竞争力的手段,但一个分裂的美国社会将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新角色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2017 年上任的特朗普总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此前固有的政治极化,撕裂美国的国内政治。为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分裂的国家》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总统不仅是美国分裂的征兆,也是美国分裂的原因,他固化了美国政治的分裂。 一般而言,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的政治话语与就任之后的政治话语应该有所区别。竞选期间的政治话语用于攻击政治对手,凝聚本党人气,但就任之后的总统一定会尽量缝合分歧,声称自己是全美国人民的总统,而并非某个党派的总统。但特朗普特立独行,在就任之后的公开演讲中,并不承认他代表全体美国人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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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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