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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2020:疫情下的中美关系与美国政治

更新时间:2021-02-28 11:30:17
作者: 谢韬  

  

  

至少我完全没想到,整整一年过去了,新冠疫情还在继续。

   还记得2020年1月初和家人计划如何过春节,先打算去澳洲,但没想到申请签证的人太多,年前来不及,只能放弃了。我的一个同事因为事先办好了签证,倒是带着孩子过去了,但因为疫情直到现在还滞留在墨尔本。澳洲去不了,又说去看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名城泉州,行程都定好了,却因为月底疫情爆发而不得不取消。2021年春节,年前部分地区疫情反复,各地都出台了比较严密的疫情防控政策,遂再次留在北京过年。

   我没有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当时在国外求学——因此新冠疫情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疫情在其他国家的先后爆发,它迅速演变成了一场百年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几十亿人的日常生活,也对国际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2020年是一场戏,新冠疫情就是唯一的主角。

   当中美关系遇上疫情

   谁也未曾料到,中美关系会成为疫情的第一个重大受害者。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7月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本已让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但在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1月15日,双方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让很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度过了严冬。然而疫情爆发后,先是特朗普本人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别有用心,之后美国国内爆发大规模疫情,抗疫不力的特朗普政府又频频“甩锅”中国。2020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之年,疫情和选情叠加使得中美关系跌入了双方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不过,即使没有特朗普当选、竞选连任或者新冠疫情等负面影响,中美关系也会因为其他因素陷入低谷,尤其是由于美国的国家认同和中美相对实力的显著变化。美国的国家认同可以概括为民主至上、白人至上、美国至上,而美国至上就是永远称霸全球。无论是《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1941年提出的“美国世纪”、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在2011年提出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抑或是拜登在2020年竞选期间发表的“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领导世界”,都充分体现了唯美国独尊的霸主心态。

   在现实外交政策中,这种霸主心态则表现为通过各种手段防止任何国家挑战或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飞速增长,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相对实力明显衰落,因此日益强大的中国被视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明显转变——“亚太再平衡”即为佐证——以至于在2015已经有美国学者警告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临界点(tipping point)。更重要的是,由于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天壤之别,中国不仅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更是被视为对美国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所谓“全社会”和“全政府”的方式进行应对。在这种思维的驱使下,特朗普政府后期的对华政策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高度相似,表现出强烈的偏执风格(paranoid style),即把中国臆想为无所不在的威胁,进而制裁中国高科技公司、限制人文交流、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馆、对华人或华裔学者发起调查、强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退市等。

   虽然特朗普已经离任,但拜登就任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在短期内实现大逆转。只要美国的霸主心态不变,只要美国的相对实力继续衰落,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当前的发展速度,只要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得不到缓和,中美关系将在长期内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即使如拜登所言,美国将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与中国进行合作。2020年总统选举已经结束,疫情也终将过去,但中美战略竞争才刚刚开始。换言之,选情和疫情都是偶然,但中美战略竞争是必然。对两国决策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则是如何避免战略竞争引发灾难(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从疫情看美国的政治生态

   新冠疫情在美国大爆发的时候,正好赶上2020年总统选举的初选。因此2020年的美国就两件大事:疫情和选情。

   疫情对选情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家令等疫情防控措施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失业率在4月份曾高达14.7%,创下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记录。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大选结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选举年宏观经济表现越好,在任总统所属政党的候选人获胜几率越大,反之则失败几率越大。

   二是为了防止现场投票导致相互感染,几乎各州都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选民注册(只有注册后才能投票)和投票,从而大大降低了投票成本,导致投票率大大提升:在具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投票率高达66.7%,创下了120年来的记录。由于社会经济底层的选民(如少数族裔和工薪阶层)对投票成本最为敏感(没有时间或者不愿意去现场注册或投票),因此疫情带来的投票成本下降导致这个群体的投票率激增,而他们中很多人往往支持民主党。

   这两个方面都对特朗普非常不利,因此疫情让特朗普的败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要知道,从1992年以来,他是唯一未能连任的总统。不过败选并不意味着已经74岁高龄的特朗普会从此解甲归田、不问政事。相反,选举结束后他一直宣称邮寄投票中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并以此为由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他还多次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试图改变选举结果。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魅力一部分源自其真人秀性质的执政风格,包括自我推销、口无遮拦、推特治国等。不过要在选民中具有长期和强烈的吸引力,还需要其他因素。在2020年出版的《推特治国》(Let Them Eat Tweets)一书中,两位美国学者(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详细分析了共和党的竞选策略。他们认为,在贫富差距特别严重的时候(如今天的美国),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往往会利用非经济议题来动员选民,而在所有的非经济议题中,身份政治类议题(如种族、宗教、移民等)的动员效果则最好,因为这类议题涉及到某个群体共有的忠诚和威胁。他们指出,动员依赖于强度(intensity),而强度往往取决于威胁感知——“一旦有威胁,人们就会响应”。他们指出,共和党通过煽动憎恨(resentment)和议题种族化(racialization)这两大法宝来提升选民的威胁感知,从而实现动员的目的。回头看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策略完全符合他们的分析:以劳苦大众的代表自居,高举反建制、反政治正确、反非法移民的大旗,煽动其支持者对民主党人的憎恨,并通过犯罪、法律和秩序、社会福利等话语把社会议题种族化。总之,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在富人治国(plutocracy)的时代,聚焦身份政治议题是代表少数富人的共和党赢得大多数穷人的选票的最佳策略。

   这种策略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就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一点在疫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的支持者强烈反对居家令和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并为此在很多州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些示威者的理由总结起来就是:宁可因新冠而死,也不愿因新冠而失去自由(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Covid)。然而他们说的自由并非政治自由,而是去上班挣钱以养家糊口的经济自由。换言之,他们用自己的政治自由去争取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的代价则可能是感染新冠病的并因此而失去生命。不过富裕阶层不会因为暂时的疫情防控措施而陷入贫困潦倒以至于挨饿,因此反对这些措施最强烈的群体其实是普通工薪阶层——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从经济利益上来说,他们本应该支持民主党,却被共和党的动员策略所“忽悠”,义无反顾地拥护特朗普。所有的政治都是建构的。共和党精英通过身份政治把民主党建构为威胁,并借此有效地动员了其选民基础。同理,美国的国家认同——什么是美国?谁是美国人?——也是一代又一代美国政治精英建构的结果。

   延伸到中美关系,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可以和平共处的竞争对手抑或是生死存亡的威胁,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两国政治精英的建构。因此,两国之间能否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或许不仅是经贸往来、人文交流、高层次对话,而是两国政治精英如何建构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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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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