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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真实经济学的价值、事实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1-02-27 11:32:04
作者: 毛寿龙 (进入专栏)  

  

   现代所流行的教科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该经济学的初级版往往用文字和图表表达,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从经济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物品和服务的稀缺性开始讲起,然后是消费者消费理论、供给者供给理论,接着是局部均衡和一般竞争均衡理论、垄断理论、外部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最终则是宏观经济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高级版的经济学与初级版的经济学相比,其逻辑基本一致,数学表达更多一些,逻辑上的表述更精致,但靠文字和图表更能表达的价值和事实部分,却被大大简化了。

   但我们看到还有一种经济学,它是一种真实的经济学,它基本上都是用浅显的文字表达的经济学。它好像是专门为普罗大众准备的,而不是为熟知数学的高级经济学学生和经济学家准备的。虽然这样的书被认为是经济学入门级的书,但其实其作者都是公认的经济学大家,而且其所揭示经济学的价值、事实与逻辑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是教科书经济学完全无法比拟的。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五本书,我想就是这样的一套书。虽然每本书篇幅不大,也没有深奥的术语和大篇幅的数学推导,但其表述的价值更加丰满,事实更加完整,逻辑更加丰富。

  

   《蜜蜂的寓言》:作为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自私的德性及其脆弱性

   在这里,第一本书《蜜蜂的寓言》,给我们展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即自私的德性。同时,我们从这本书以及同类型书的理论的不彻底性和其他书籍中更为彻底的理论的争议性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实是十分脆弱的。这本书至少让我们反思,为什么让我们的经济持续繁荣、文明持续进步的道德理论,却不为我们所重视,却被称为“恶”,而摧毁经济繁荣、文明进步的道德理论,却被称为“善”?

   多年前,我初次阅读《蜜蜂的寓言》,那时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现在当我再次去阅读《蜜蜂的寓言》时,我的心情开始平静,我开始从逻辑上去思考其内含的价值,并思考它与其他著作之间的关系。这一次,我的思考是: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的特殊性使人类成就了独特的文明。那么,这一文明的根源在哪里,它要如何发展?我们又要如何使文明维持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从而让人摆脱动物性,成为真正自由而文明的生灵?每一个有智慧的人,都能够从自己的经验中利用自己的逻辑和价值给予适当的判断。

   对此,传统的学者显然会认为,是人的美德成就了人类的文明。在此基础上,人们的政策选择在逻辑上也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颂扬美德,谴责恶德。因此而形成的道德秩序,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一秩序排斥自利,排斥企业家,排斥因交易而得利,其结果就是市场秩序没有任何道德空间,而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但有一些学者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发现,公益心和道德感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之果,而私欲的“恶之花”,却结出了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曼德维尔悖论”。曼德维尔悖论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很大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和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他追逐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出处,也是继曼德维尔的“恶之花”之后,再一次有人阐述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不在于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美德,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人的自利。自此,市场秩序就有了道德的空间,人类社会也开始逐步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也因此在这些地方开始出现,一直到现在,世界各地都享受着现代市场秩序的文明成果。

   如果说曼德维尔悖论是曼德维尔的书和其他学者的书之间的悖论,那么亚当·斯密的悖论则是他自己的书之间的悖论,因为他还有一本书,即《道德情操论》,这本书阐述了道德情操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都肯定了自利,但他们肯定的角度其实还是以悖论的形式出现的,即用好结果来证明自利是美德,而不是恶德。所以,他们对于自利的认可,其实在逻辑上并不彻底。实际上,他们的表述表明,他们还是认为,自私自利本身显然是“不道德”的,或者说是“恶德”,他们只是从经验观察上发现,自私自利的后果是好的,因为它导致了经济的繁荣。

   这一不彻底的传统,也为现代教科书经济学家所认可。后来的教科书经济学家,从技术上做了处理,把自利变成了一个经济学逻辑的假设出发点,也就是经济人的理性自利假设。在现代教科书经济学中,经济人的自利不仅会带来好的结果,而且还被认为是理性的。这显然是一个更有力的肯定。但从根本上说,无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是个人主义的假设,其实还是回避了自利是否道德的问题,因为这些经济学家的主张依然只是把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作为一个经济学逻辑的假设前提,或者说只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回避了市场经济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现代教科书经济学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数学上的逻辑推导体系。在这里,合理自利不再是一个价值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学逻辑的起点问题。而且,这些经济学家的进一步推导认为,个人是竞争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和决定者,是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而不是一个个个人的智慧和行为在配置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一书,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道德价值的,因为它就如它同时代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它的确扰乱甚至摧毁了古老的社会道德价值秩序,但它却在扰乱传统道德价值秩序的同时,也为现代市场秩序的道德提供了一个起点,虽然这一起点并不牢靠。为了回避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也只是在方法论和逻辑上给自己设立了一个起点。

   后来则有更多的学者,如哈耶克(他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市场秩序的基础)、安·兰德(她认为自私本身就是美德)和罗斯巴德(他认为私人财产是个人道德的基础)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做出了更加肯定的论述。但这些学者的论述,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因而,在现代社会里,自始至终存在着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脆弱性,人们一方面享受着市场经济的道德成果,另一方面则谴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无时无刻不在摧毁着市场经济,也因此引起了市场经济的不正常的波动,并导致了一起又一起的经济危机。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杰出经济学家的智慧

   巴斯夏是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学家有两种,即杰出经济学家和糟糕经济学家:“糟糕经济学家只能看到那些看得见的影响,而杰出经济学家能同时考虑到那些看得见的和必须预见的影响。”

   在他看来,破窗理论是一个糟糕经济学家的理论。破窗理论认为,如果一个顽童打碎了某店主的玻璃,那么店主就必须去购买新的玻璃,这样玻璃店、玻璃生产厂家以及安装工人等许多人都会从中获利,经济就能得到发展。

   巴斯夏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是糟糕经济学家的理论,是因为它只看到了看得见的部分。实际上,看不见的部分是,如果店主没有支付维修玻璃的费用,那么他本来可能把这些钱用于购买别的商品或服务,这样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前者其实是在进行破坏,破坏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破坏,只有发展。

   巴斯夏还分析了很多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现象。比如,他认为,看似政府官员花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政府官员的钱其实是征税得来的。政府官员征税花钱,实际上是纳税人减少了因为纳税而产生的支出。在这里,政府花钱是看得见的,而纳税人因此减少了支出则是看不见的。因此,财政政策其实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

   政府管制贸易也是一样的。外国的铁比本国的便宜,这样本国厂商的铁就必须以较低的价格来出售,这样本国厂商就会受到损失,国家财富就会减少。如果国家用暴力禁止外国便宜的铁进口,那么本国厂商便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出售铁,国家财富就会增加。巴斯夏认为,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这一推理没有看到本国铁的消费者增加了很多消费成本。如果我们看不到后者,那么似乎暴力管制国际贸易便能够增加本国的财富。但我们如果看到了后者,就会发现暴力管制国际贸易并不能增加本国的财富。巴斯夏写道:“暴力并不促进生产,而会破坏生产。天啊!如果暴力可以促进生产,那么我们法国现在该有多么富裕啊。”

   政府管制市场,从看得见的部分来看,似乎有很多好处,但如果经济学家看到了看不见的部分,他们就会发现,管制和干预市场其实都是无效率的,对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都是破坏性的。主张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家,显然是糟糕经济学家;而主张政府不干预市场经济的企业家,显然是杰出经济学家。

  

   《消失的屋顶》:政府干预让人们住不上房子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施蒂格勒,是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并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经济学家。在《消失的屋顶》一书里,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认为,如果让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即使一个刚刚遭受地震灾害的城市,也不会发生住房短缺问题,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住房不仅不会短缺,而且人人都会有房子住,人均住房面积也会大大增加。人们要买房就会买到房,虽然价格可能会比较贵。人们要租房也会租到房,虽然租金也可能会比较高。

   在这个时候,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发现,住房的稀缺性以及高昂的房价和租金,都会促进政府出台一系列的住房管制政策。政府会管制最高租金,以让租房的人能够以比较便宜的价格租到房子。政府会建造房屋,给人分配住房。当然,政府可能还会给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房贷支持,让他们有能力买得起房子。

   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发现,政府的这些愿望可能是好的,但结果总是与美好的愿望相反。政府管制租金,看起来租金有了天花板,价格比较便宜,其实这不仅没有让人能够以较便宜的价格租到房子,而且使得高价租房的机会都消失了。因为租房市场消失了,租金太低,没人愿意把房子出租,也没人愿意进一步投资盖房或者买房用于出租。

   政府建造房屋,然后给人分配住房,从表面上看,当然也是好办法。但实际情况是,任何政府的建房能力和分配住房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对于这一点,其结果不仅在美国如此,而且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最明显。在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之前,中国公民要在城市里分到一套房子,几乎是奇迹——在城市,一家人挤在狭小房子里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的书没有写政府给买不起房的人以贷款政策支持。对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来说,这在后来是一个比较方便又实用的政策。当经济迅速发展,大家的收入都纷纷提高,而且房产的价格迅速上扬的时候,大家的确会皆大欢喜。但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一旦经济发展下行,失业率提高,工资水平开始下降,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缩水,住房就会变成坏资产,房贷也会变成有毒的金融资产,最坏的情况还会连带导致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讨论了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后果之后,弗里德曼还讨论了毒品的问题。一般认为,毒品问题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因而需要禁毒。但弗里德曼认为,无论是毒品还是其他产品,只要政治机制替代了市场机制,同样的问题都会产生。用政治机制来替代市场机制,会使住房变得稀缺,会没有投资,会导致与房产相关的金融危机。当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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