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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以田野教学为特色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六章)

更新时间:2021-02-27 11:01:08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的对象是农村,方法是调查,进路是制度,引导是实验,思维是实证。这一路径不仅是构建者个人的思路,更重要的是贯穿于人才培养之中。田野政治学的调查、实验和研究的主要力量是学生,田野政治学能否传承在于人才培养。田野政治学以田野作为对象和方法,人才培养的重要特色便是将校园与田园结合起来,强调田野教学,在田野调查和实验中实现教学相长,由此构成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的不同路径。

   一、以学生主体为基础

   田野政治学的主体是从事田野研究的人。从事田野研究的人是在一定环境下生长和培养出来的。教师是人才培养者。只有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其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培养出人才。

   田野政治学得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特色路径并长期坚持,起步于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环境和老师。

   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最初的教学科研单位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特点是宏大理论问题,研究依据是文献。张厚安教授195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是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之后在华中师范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改革开放后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老师,并率先从事政治学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之下成立政治学研究室。1986年以张厚安老师等人为主申报政治学硕士点,并开始指导硕士生。当张厚安老师走向田野时,也将学生带入田野。

   我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担任助理工作。1984年就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硕士生,指导教师是李会滨教授。李老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非常熟悉,治学特别严谨,长期担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是1978年后才建立的一个学科专业。我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全国处于前列。学界流行“北有高放,南有高原”一说。高放即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高原则是我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首创者。正是在高原、杨宏禹、张厚安、李会滨、胡原、徐育苗等一批老师的带领下,我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很早便获得硕士和博士授权点,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良好的育人环境,这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和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学术氛围。

   首先,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宽松的学术环境。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是独立建制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招收研究生。而1980年代的研究生大多年纪较大,思路较成熟。当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特别活跃。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教学特别重视基础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必修课。与此同时,对于学生接受外来思想,老师持开放态度。徐育苗等老师还亲自引领我们1983、1984年级研究生到我国四个特区实地考察。

   其次,对学生的一时偏差持宽容态度。1980年代发生两次学潮。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一是学生多,二是距离政治近,不可避免卷入其中。老师们对于出现一时偏差的学生持宽容态度,以严格教育为主。这一态度经过实践证明对于人才培养是有利的。这些学生进入社会后成为积极的建设者,有的还担任了党政重要职务。

   再次,对学生的学术选择持包容宽厚态度。我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不是指导老师的专长。硕士毕业后,因为承担科研项目,我与政治学专业的张厚安老师较为接近,开始从事农村研究。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虽然分设两个研究室,但相互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正如张厚安老师所回顾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在课程设置上虽然是分开的,但是研究的内容却存在着共同点,二者是相通的。”1993年,已是破格教授的我攻读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仍然是李会滨教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与指导老师的专长距离更远。李老师不仅不加限制,还充分鼓励我大胆探索。正是在李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得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后,我便继续沿着学位论文的方向从事农村研究了。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宽厚大度,我可能不会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

   类似我的情况还有项继权教授。项继权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后来师从徐育苗老师,其博士论文选题是徐老师不擅长的农村政治,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老师营造的以学生为主体,形成宽松、宽容、宽厚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有后来的田野政治学的。

   二、以方向方法为路径

   我是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宽松、宽容和宽厚的氛围里进入学术殿堂的。这种氛围成为我从事人才培养的底色,并在田野调查和研究中形成以方向方法为路径的特色。

   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农村研究的第一个博士,也是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因为年岁已高,张厚安老师没有能够直接担任博士生指导工作。我博士生一毕业,便开始招收博士生。之后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生。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两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一位获得提名奖。

   他们三人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村不熟悉。于同学大学毕业后没有从事学术工作,他是在1990年代中期感觉到农民问题突出而先到我这里做访问学者,后就读博士的。吴同学长期生活在大城市,过往没有农村生活经历,来我校前是一名在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老师。马同学虽然出生于农村,但一直成长于校园之中。

   他们就读我的博士生,我的要求是两点:一是方向,就是做农村政治研究:二是方法,农村研究必须做调查。

   于同学本身是因为对农民问题感兴趣而来的。他来之前已在经商方面小有成就,出于湖南人天生的政治使命感,认为农民问题太重要,所以到我这里来。他有强烈的政治情怀和价值取向。我没有急于回答他希望弄清的问题,只是告诉他,沿着70年前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再走一次。他回来报告老师,湖南农民又在运动了。这就是因为负担沉重引起的农民抗争。我进一步要他继续调查,为什么农民会“运动”?并与他一起去湖南,途经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的家乡。在调查中我也在思考,为什么这几位中共领袖都出自农家?革命后又因为农民问题的争议造成巨大的历史悲剧?只有将农民问题置于历史长河里深入考察,才能找到答案。于是,我希望于同学找一个点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听了我的建议,在湖南衡阳选择了一个最早成立农民协会的村庄进行驻村调查,时间长达一年。在驻村调查的寒冬季节,我到现场看望和指导,住的是20元一晚的乡镇小店。在充分调查基础上,于同学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因为我所在机构已产生两篇全国百优论文,于同学的论文获得提名奖。他在博士学位基础上写成的著作成为热门学术著作。

   于同学有强烈的使命感,因此对调查有天然的热爱和才能。他在衡阳农村调查点上发现,当年农民组织的领导人多有在安源煤矿的经历。他沿着这一线索,到江西安源做调查。安源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地点。于同学到安源后,我去过两次。印象最深刻的是安源大广场上的时钟停止了。这极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什么?我希望于同学进一步挖掘。在这一敏感时刻和敏感地点做调查自然不容易。在他的努力之下,出版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一研究引起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裴宜理教授的关注,并作出进一步研究,写出《安源:中国革命的发祥地》(2012)的重要著作。

   吴同学先是我校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毕业的硕士生,过往没有农村调查的经历。我1996年在湖南省临澧县农村做调查时,带他一起进村入户。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两人每天奔走于乡间。他的感悟能力很强。我们所调查的村是全国村民自治示范村。也许调查经历使他认识到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与文本话语存在的距离,后来参与黄梅实验使他对村民自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就读博士学位时,去四川省一个村庄进行深度调查,最后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并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奖。当时,在调查和实验中,我已注意到他的研究取向与我有所差别,但我并没有要求必须根据我的取向进行研究,而是持宽松、宽容、宽厚态度。这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这一氛围中成长出来的。我2002年为他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作序言中,对他和于同学的论文作了比较:

   《岳村政治》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村庄,这里是改变整个中国政治面貌的农民革命的发源地,处于国家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政治风浪此起彼伏一直相伴于村庄生活。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则是四川省东部地区的一个山村,尽管这里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漩涡,但毕竟处于整个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冲突性的政治更多的犹如闪电风暴,伴随村庄生活的是平和与宁静,因此在这里也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样式。

   《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径是外向内,由国家到乡村社会。由县到乡,再至村,由此考察中国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将一个小村庄结构化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内的,并分析其结构化过程中村庄自身的反映,从而把握村庄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本书的研究路路径则是由内向外,由乡土社会到国家,由村庄到乡,再至县,由此考察村庄自身的政治原生形态,并分析当国家政治介入后村庄权威与秩序的更迭,国家对村庄政治的改造和重新塑造。如果说岳村由于在激荡的政治风云中形成的村庄自主性和挑战性使乡村社会与国家处于互动之中,那么,20世纪的双村更多的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再塑造的结果,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产物。所以,在那里,乡村政治缺乏岳村般的激情,但却反映着大多数村庄的常态性。

   《岳村政治》的作者在乡村生活过,自身是乡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从查阅历史文献数据入手,一步步进入村庄,注重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互动关系。本书的作者一直生活在大都市,没有任何乡村记忆,是乡村社会的“陌生人”。作为一个好奇的“异文化者”,为写作本书,他径直闯入崇山峻岭之中的双村,在那里与农民共同生活,在直接的生活体验和感悟中考察乡村政治,感受乡村是怎样为国家政治所塑造的。他运用的是政治人类学的方法。虽然这一方法在中国才刚刚起步。

   马同学与以上同学不同,他从校门到校门。在我们这里就读硕士生时,做过一些调查,但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调查。2006年,“南农实验”得以启动。这一实验开始是以志愿者为主体。由于对实验的困难缺乏足够的准备,当实验难以持续时,具体负责项目的志愿者不再从事这一实验。为难之际,我让刚就读我的博士生的马华主持这一工作,我指导的硕士生任路等参与,从而使得实验得以持续下去。在实验进程中,我长途跋涉到广东与福建交界的蕉岭县现场指导。实验时,该村的矛盾较大,特别是各自然村相互冲突,实验难度较大。我到现场后,发现这个地方的农家厕所很整洁。我们到农村调查最害怕的就是上厕所。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村的自然村都属于宗族村。人们对本家本族更为关心,与此相反的是家族之间缺乏凝聚力。实验要充分考虑这一村情,开展工作。马同学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贯彻能力很强。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南农实验”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他以实验为基础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主学步: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以“南农实验”为例》,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我在为他以博士学位为基础写成的著作序言中谈到:

实验是非常艰苦的。它要通过外部力量的输入改变农村内部状态,会出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它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耐心和毅力。实验开始不久,实验的主持者就难以工作下去,要求退出。情急之下,我召唤入学不久的博士生马华,让他接任主持。在他努力下,实验继续下去,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他博士生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实验村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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