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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交通碰瓷行为之定性研究——以李品华、潘才庆、潘才军诈骗案为重点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1-02-25 02:16:19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客观构成要件

   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共安全,实行行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可从“公共”、“安全”、“危险方法”、“危害”四个方面进行理解。

   (1)公共

   对于公共安全中的“公共”的含义,国外刑法理论主要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危险是指对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第二种观点认为,不问是否特定,只要是对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就是公共危险;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危险是指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第四种观点认为,公共危险是指对不特定并且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的危险。[4]我国传统见解与前述第四种观点一致,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5]换言之,公共是“不特定人”与“多数人”的交集。只有同时满足不特定人与多数人两个条件,公共属性始得以确立,从而否定了特定多数人和不特定个人的公共性。另外一种有力观点批评传统见解缩小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与司法实践不相符合,进而认为“公共”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6]易言之,公共是“不特定人”与“多数人”的并集。这一观点的论据在于,有些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事故的行为只是危害了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或者只是危害了不特定单个人的生命、健康等安全,但司法实践中没有争议地将其认定为交通肇事罪。[7]还有观点认为公共性的本质属性是“多数人”,与是否特定无关。[8]

   笔者认为,要探究“公共”的真正含义,必须明确回答两个前置性问题。其一是,“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判断时点为何。其二是,“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判断对象是什么。

   一方面,一个行为的危险性,不取决于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而取决于行为本身的样态。一个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危害结果的行为,未必不是一个危险的行为。[9]公共安全的判断与具体危险结果的认定需要分而论之。[10]因此,是否为“不特定人”与“多数人”的判断时点,应是行为进行时而非结果发生时。一个在公共交通范围内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行为,从结果发生时判断,仅仅危害了特定的一个人,但从行为进行时判断,给处于公共交通范围的不特定的多数人都带来了危险,因而可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相反,一个处于公共交通范围之外的交通肇事行为,由于其只能给特定的人带来危险,一般不能成立交通肇事罪。上述试图通过论证只造成一人伤亡也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来质疑传统观点的见解,将判断的时点置于结果发生时,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另一方面,一个行为的危险性,不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而是取决于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质。因此,是否符合“不特定人”与“多数人”,其判断对象不是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而是行为的客观性质。换言之,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是指客观上的不特定,而非主观上的不特定。[11]有论者在质疑“不特定”属性之于“公共”的必要性时,举如下例:某人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明知教室里固定有二十名学生正在上课,仍投掷炸弹,结果将在场的老师和多数学生炸死炸伤。该论者认为根据传统观点,因为犯罪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因而只能得出行为人不构成爆炸罪这一让人无法接受的观点。[12]这一观点显然是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得出行为侵犯的对象是特定的这一结论。然而,既然行为人的目的在于“发泄社会的不满”,其投掷炸弹时是否会选择特定的教室,不无疑问。但更重要的是,考察是否属于“不特定”,其判断依据不是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而是行为的客观性质。从炸弹被投掷时看,该炸弹能否炸死教室里所有的人,若不能,能炸死教室里的哪些人,以及是否会导致教室外的人被炸死炸伤,都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投掷炸弹的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该行为当然构成爆炸罪。因此,上述质疑“不特定”属性的必要性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观点毫无值得商榷之处。需要进一步检讨的是,“不特定人”与“多数人”两种属性的关系如何。按传统观点,二者不分轻重,共同发挥限制公共范围的作用。但笔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说,公共安全作为一种社会法益,是个人法益的抽象化和一般化,[13]而非个人法益简单的累积相加。行为侵害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就意味着处于一定范围的人都属于潜在的受害者,并且可能随着行为结果的发生而成为现实的被害人,从而破坏了国民的公共安全感而使之处于公共恐慌之中,此节足以被视为对公共安全的侵犯而进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所涵摄的领域。至于行为最终能侵犯多数人的安全抑或还是仅能损害单个人的法益,对于前述公众恐慌的形成,并无太大影响。从司法实践上看,“不特定”属性也是判断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决定性标准。一方面,“特定的多数人”不具备公共性。如,因仇恨而实施的杀死被害人全家的“灭门”行为,危害了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法益,但显然应当认定其构成为故意杀人罪而非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另一方面,“不特定的个人”具备公共性。如,在候车室的某个座位上投放毒针,即使该毒针的毒性只能使得第一个坐在该座位的人中毒,即行为只是危害了不特定个人的生命健康法益,仍应被评价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因此,笔者认为,公共的本质属性是“不特定人”,而“多数人”只是伴随于“不特定人”的附属特征,判断公共性的决定性标准在于“不特定人”的属性。当然,“不特定人”通常就意味着“多数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妥当的。

   (2)安全

   传统观点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安全”是指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这里需要探明的是,这里的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与生命安全、健康安全的关系,即前者是附属于后者还是独立的?简言之,单纯的财产安全,是否属于公共安全?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从刑法分则的体系上说,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分则的第二章,其集中保护的法益是公共安全;而侵犯财产罪是分则的第五章,其集中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性法益。二者虽有交叉,但界限还是比较分明的。若将单纯的财产安全都视为公共安全,则会得出整个第五章的罪名都属于第二章特殊条款的结论,这种理解显然会造成刑法体系上的混乱。从司法实践中看,盗窃银行、博物馆并取得重大价值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并不会将其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14]但完全将财产安全剔除出公共安全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交通肇事罪中,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之一就是其造成的财产损失。[15]所以,在公共安全中,财产安全是附属于生命、健康安全的,单纯的财产安全并不属于公共安全。

   (3)危险方法

   危险方法是指除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方法。这里的“其他方法”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从性质上说,必须是危险的方法。若某一方法对公共安全毫无危险,当然不属于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其二,从程度上看,这些方法的危险程度必须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四种方法的危险程度相当。简言之,其他危险方法是质(危险性质)与量(危险程度)的统一。

   (4)危害

   “危害”说明本罪是结果犯。根据结果要素内容的不同,本罪可分为危险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和实害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危险犯中,本罪的结果要素是指具有足以造成公共安全的损害后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具体危险,但这种危险并未转化为具体的实害。在实害犯中,结果要素是指实际造成了公共安全的损害后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刑法的一般原理,没有发生损害后果而存在发生损害后果的危险,构成犯罪未遂。但立法者将本罪的未遂形态专门规定在刑法分则中,从而使得犯罪未遂形态变为犯罪既遂形态,体现了刑法对公共安全法益的特别保护。

   2、主观构成要件

   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故意,即包括积极追求的直接故意,也包括消极放任的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除少数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希望态度,由直接故意构成外,大多是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16]此外,在实施本罪的过程中,行为人往往具有不同类型的动机,但这些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17]

   (二)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后述的诈骗罪一样,敲诈勒索罪是有被害人参与的犯罪。[18]

   1 客观构成要件

   一般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基本结构是:对他人实行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损失。首先,胁迫行为是指以恶害相通告,以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恶害的种类没有限制,通告的方法也不固定。[19]胁迫行为所告知的恶害可以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不问行为人是否具有实现恶害的意思。[20]其次,胁迫行为须使相对人陷于恐惧。笔者认为,不能对“恐惧”作狭义的理解,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精神上的受强制状态。胁迫通常会使得相对人陷于恐惧,但并不局限于此,胁迫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尴尬、着急、羞愧、无奈、困惑等,只要这种心理状态达到一定程度,同样可被认为属于心理上受强制的状态,应评价为敲诈勒索的行为。[21]再次,被害人须基于恐惧而处分财产。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行为是敲诈勒索与诈骗罪作为交付型财产犯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最大特征。而处分财产的原因在于恐惧使得敲诈勒索罪得以区别于诈骗罪。最后,须有财产转移。财产转移是指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并且相应的,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一般认为,行为人排除被害人对财产的占有,将财产设定为自己或第三人占有时,就是本罪的既遂之时。

   2 主观构成要件

   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 客观构成要件

一般认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22]首先,本罪的实行行为是欺骗行为。欺骗的方法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情形。欺骗行为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若仅仅是日常交易中对商品的夸张,一般不构成诈骗罪的欺骗行为。[23]此外,欺骗行为必须是使相对人陷入或者继续维持(或强化)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的行为。[24]换言之,欺骗行为必须是指向相对人的财产处分行为的。在欺骗他人使之转移注意力,乘机占有其财物的场合,欺骗行为并不是本罪中的欺骗行为。其次,欺骗行为须使相对人陷入错误。陷入错误便是连接欺骗行为与财产处分行为的要素。若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相对人并未受骗而出于其他原因(如怜悯)而处分财产,不构成诈骗既遂(可能构成诈骗未遂)。再次,陷入错误的受骗者处分了财产。认定是否存在财产处分行为,是区别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最后,财产发生转移。转移财产包括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以及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我国通说及司法解释认为,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是诈骗罪既遂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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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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