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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平地比高山更伟大

更新时间:2021-02-24 23:01:53
作者: 张曼菱  

  

   雨雪交加之日,乍暖还寒时节。

   这是昆明今年冬季最冷的日子,我在内心中企盼它已久。一直是暖烘烘的天气,于生态不对,于我的心境亦不相宜。

   我需要一个冰水似的严冬,来沉寂百思百感。我当在这寒冽中有一个大的清醒和接受。

   这一年里,上苍夺走我精神与血缘的父亲,强迫赐予我突兀丰盈的内容。

   这内容,与世人们纷纷纭纭的“跨世纪”的时尚心情无涉。我有的仍是那种永远伴随着文化人的“逝水东去”的平平而又无奈,所谓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万古常新的祖传心情。

   或许,我在这一年末产生了某种堪称深邃的变化。那么这潜移默化之功,也与“跨”不跨世纪无干,而是我还是细胞的时候,就注定了的。是命。

   当年,一个穷才子与一个想摆脱出大家庭的女学生,定情于青年人的野外沙龙。四围香稻的菱角塘,就决定了我那充满自由气息的精、气、神,和一生坎坷不屈的路,也决定了我的名字:“曼菱”。从此给了我一身傲骨和用不尽的力量、想不尽的思考。

  

   “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

  

   我出身寒士之门,连“学院派”亦不是。我的父亲与我,俱属于中国历代野史中的人物,饮尽了“被放逐”的酒杯,因此也具有一种自由的灵魂。数千年的大地山河和民间文本滋养着我们。

   只是父亲清奇,我则有闹俗的尘心。闹来闹去,仍不为世所融化,我反而自始至终是一个畸人。

   古代“畸”与“奇”同。所以“畸人”可以是奇才,也可能是多余的和不正常的人。父亲比我丰盈,是畸人+常人。他尽了毕生之力做一个刚毅的家长,为人夫为人父为人祖父,慈爱负责并高瞻远瞩地创造了一大家子人,将一条大船引上千帆竞发的海洋。他的儿孙今日已显佼佼,令他回味。

   先时是,父亲一人独抚三儿女,有奶奶帮手,而支持母亲出去念完了大学。然后是,父亲被迫离城,独赴滇东南,母亲又接下这个挑子。

   锦绣年华的父母,遂分居二十年,矢志不渝,相约相守,让我们这群无邪无辜的孩子在昆明城最好的学校里接受了教育。

   多年以后,春考发动,我们三个孩子全上了大学。父亲常说:“我没有攒下什么钱,就攒下了三个儿女。这才是真财富。”

   他从不与同辈人比房子比钱票,他自矜的一句话是:“我家的人,每一个都拿得出手,一代比一代强。”

   我则没有这样的人生,也不会再有机会,去创造这宏大负重的人生了。

   我只是继承了父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一面。父亲二十年来曾远在蛮荒之地,在山中步行、下棋、写字、读书、听戏,漂泊生涯,已把这种性格与文化发挥尽致。

   而他一朝归来,谆谆叮咛儿女,勿忘清浊之分;含饴弄孙,俯首甘为孺子之牛;喜乐亲友,一派至诚。

   我却已经被定型为“将人生视为旅途”、来去无踪、缺少人间亲和的畸零者。

   我不如我父的另一重要之处,是我性格好大喜功,血有热毒。父亲则一生独立峭拔,在内心中始终拒绝与任何庞然大物联系和挂靠。

   父亲很喜欢的词是“峭拔”与“飘逸”。这与他狭长俊逸的体形与字形,风格一致。他一生所爱,总是恰如其分。

   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得其所哉!”他总用此来赞美令他欣慰的事情,例如子侄们的婚姻等。我其实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所哉”的。很多时候,我会去追随一些并不“所哉”的东西。

   我一贯请父亲代我写字赠人。父亲乐意为我增色,比如早年写给恩师韦君宜的一幅:“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即父亲所拟。他说,如果韦不发现我的文章,我就像周郎得不到东风一样,“赤壁美谈”徒成虚话了。

   前年,我再度请父亲为我写一幅,为季羡林老祝寿。父亲写好后却沉吟道:“季先生是名家,必有名家字画。我的送去不合适。”故虽然写好,却不装裱。他说,自然,你有师生关系。你自去斟酌。

   他的内心总是像清水与竹子一样的清爽、有节。

   早年,父亲曾与我商议,想自己出一本书法作品。但听说是要“按照出版规格去写字”,便决定放弃了。他说:“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不自由怎么能写出自己喜欢的字来呢?假如为了出书去写字,那不是把我写字的乐趣都剥夺了吗?那太累了!”从此,父亲再没有动过出书之念。

   曾记幼时,父亲为我讲《古文观止》,第一篇文章就选《报任安书》。

   李广英烈之名,李陵委屈之情;苏武回朝却闲置,司马迁直言遭酷刑;一个个的故事,串在了这篇震撼千古的含悲忍愤的文字里。一下子让我走进了中国历史那一笔笔“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理、志、节、法当中;一下子就使我明白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深奥。

   司马迁为我树了一个“独立文人写青史”的楷模。有了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做“底子”,我这个热血沸腾的少女,在那疯狂岁月里没有变成一个“左”派,反而能够在20岁做成了为一个同学从监狱里“平反”的事。

   还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就在傣寨茅屋里写出了《驳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驳李希凡的红学观》,当年传诵于知青中。

   在那种荒芜的岁月和地区,我却依然关心文章下笔无忌。这些,莫非父亲之功耶?

   我父亲的内心世界比我完整和实在。我容易接受种种的文化暗示,政治暗示与社会暗示。父亲却立足于他的“来处”,他的民间社会与他的文化思路。虽然,他得到的信息要比我少得多,但是他所拥有的精神文化,像一团永远发酵的物质,是无穷尽的。他的解释与疑问,是永远要令我愣神和静思的。

   我性骄狂。父亲则有《诗经》似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善接受与宽容;常嘱我们拜访亲友时,勿触及人家的疼处。

   《红楼梦》,是父亲对我启蒙的重要书籍。我在外可充半个“红学”者,回家仍要父亲讲解。最近的一次,是父亲讲“芙蓉女儿诔”。他说:曹雪芹的原句是“巾帼惨于羽野”。羽野,是禹的父亲鲧受刑之地。鲧治水不力,被帝处以极刑,实是冤狱。并非他不尽职,而是方法不对。

   曹雪芹在此处特地将晴雯一丫鬟之命运,比之于历史上庞大人物,庞大事件。父亲说,同是清白被诬陷,同是不服气的刚直品格,比之当然,对于人格来说,其分量应该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曹雪芹的平民思想。

   后来的庸俗文人却以为鲧是一怪物,与红颜不谐;或以为以一丫鬟,不足以比大禹之父。故改为“巾帼惨于雁塞”,用昭君典。其实大悖!有违雪芹初衷,为父亲谴责之。

   父亲处世,则惜乎人情;处文化,则看重人与人平等的精英思维。

   近见名家说,“《红楼梦》是贵族文学”,这真是看花了眼了。

   曹雪芹用不攀金玉的“草木”做了林黛玉的灵魂,代表了他纯真自然灵秀的人格理想,超凡脱俗。

   我父亲正有这草木气,是个“草木人儿”。红楼因此亦属于民间文本。

   决定性的应该是看其文化立场与态度,而不只是看书中角色故事。红楼作者早放弃所谓“朝代年纪”,自定为“适趣闲文”、“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范畴。这真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名家不一定如布衣之见。

   父亲至赏“直烈遭危”一句。他常在生活感触中用此语,言古今、朝野、家庭中,皆如此。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两句话,从此进入我的人生,从小学到大学到很久,伴我度过了多少突然的风暴,给予我多少自慰与自信。

  

   床前有一桌一灯,足矣

  

   父性俭约念旧。从边城归来时,携带着当地木匠应他需求做的小木椅、木凳,一直用到现在,总说大小高低十分适意。旧眼镜盒用橡皮筋套上照用。

   我们买来送他的文房四宝,他嫌不适用又占地方,自己用大口瓶的盖子,配上废弃的铁盒,好使便满意,依然好字连连。

   他不允许我们冲进他的世界,胡乱取缔。你无法逼他“焕然一新”。

   有一次我走进季羡林的书屋,知道了他有“不要人打扫积尘”的习惯。季先生对我说:“你不要去动,灰尘就不会起来。我进去就不灰。”我沉默了。

   这习惯之癖也像我的父亲。

   “习惯”,并不是一个坏词。正如“机遇”不见得都是好词一样。文化愈深,习惯愈深。暴发户,才是没有“习惯”的。

   父亲是喜欢做点杂事的。常常回家看见他独坐阳台拣菜,刮姜,且不要我取代。他说,这很舒服,心静。

   同样,八十岁的一家之长,自洗内衣。他说:“再不干这,就没活干了。”我们儿孙常吃他做的饭。直到父亲病已重,雇了保姆,父亲还说:“她剥夺了我劳动的权利。”

   他是用饭桌挥毫作书法的。喜用随手之物,不讲排场。一生喜卧硬板床,床前有一桌一灯,足矣。惟喜居室外空气新鲜,有草坪与鸟鸣,早晚清静为要。

   我父亲用物不看时尚,也不管它原来是一个什么物品,而是说:“这还能用,这可以挂东西,这可以舀水。”物尽其用,不求虚表。

   他凭心意与兴趣来用物,尤恋那些带来美好时光的东西。

   比如,那台早就过时了的录音机,父亲珍爱地给它蒙上毛巾,对我说,这是我们最初早上锻炼、学剑打拳时放音乐用的。

   他小的那个孙子四岁的时候,做了大手术,死里逃生,回家静养,孩子小坐不住怎么办?父亲就用它放音乐,一听几个小时不会动。“彩云追月”、“梁祝”都能唱了,身体也强健起来了。父亲将功记在这旧物上,不忍抛弃。

   我父亲喜欢看日月之行来安排一天的事情。家里向南的小阳台,就仿佛他的日晷一样。阳光到何处应做何事。

   人家去买菜,便宜就高兴,父亲却感叹价太低,摇头说:“物贱伤农啊!”

  

   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每当我从滚滚红尘中归来,看到父亲依然父亲,给我心中无比的温馨和可靠感,仿佛我的在外奔波争搏都有了支撑底蕴,和不断的源泉。

   父亲永远兴致盎然地听我的事情,他老人家永远是最先进入我的意境的人。我们似在相反的两面上,可父女俩都感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是父亲的延伸,父亲是我的印证。

   后与季先生为忘年交。所感流泉在高山畔的那种欢快,有些类似。故与先生犹亲。

   父亲反复写不腻的一幅字是孔明的“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作为市井交往,经历社会风云,我是能做到的。但作为“文化”,我却常常会发热与发凉。在文化的深处,也有一种志节。

   就在这个冬季里,父亲舍我而去了。但他这一走,使我猛地看见了一种文化,“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的布衣文化,在中国已数千年的布衣文化,我曾经以为它已经消亡。

布衣的父亲苦心养育我,牵手引我,做始于足下的千里之行。可我,由于对庞然大物的关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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