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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中国人的“美国观”出现历史性变化

更新时间:2021-02-23 14:56:11
作者: 朱锋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在国会大厦骚乱余波仍在、民主党议员对特朗普发起二次弹劾的背景下,2.5万美国国民警卫队员被增派到华盛顿,以防再度有人闹事影响权力交接过程。这样的美国还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吗?过去几年疯狂对华进行打压或“疫情报复”的美国,还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大幅转变对华态度的美国吗?中国民众的美国认知,该到反省和调整的时候了。

   中美关系一路风雨兼程

   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关系。两国是二战中的盟国,一度并肩战斗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国际和亚洲秩序重建进程中,中国一度成为从罗斯福时期到杜鲁门时期美国最重要的东亚盟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也曾想将中国拉入美方阵营,但新中国的红色基因和亚洲的冷战态势决定了两国当时的对立。从1949年到1972年,中美两国曾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台湾海峡多次军事交手,新中国在抗击美国的战略封堵中成长,昔日盟友变成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苏交恶改变了东亚地缘战略版图。1972年2月尼克松跨越大洋与毛泽东的握手,开创了大国制衡的新格局,两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让中美又重新走到一起。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进程,中美和解也可以说是影响这一决策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在那之后的很多年来,美国引领国际秩序、中国积极参与其中,是很多中国民众朴实的对美认知。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美形成“准军事同盟”关系,借助中国制衡苏联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要素。这期间,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文化和社会交流逐渐对华开放,美国对华投资开始启动。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1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期间虽然经历了克林顿政府持续数年的中国政策辩论,也曾经历“银河号事件”、以人权为由暂时停止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和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炸馆事件,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开始成型。这一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引导中国”“经济上接触中国”和“战略上看管中国”。推动中国不仅市场开放而且体制与国际接轨,拉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是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中美关系第三阶段,两国的市场、投资和商业开放程度更高,经济相互依存度更是不断增强。这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心开始不断上升,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政策,并进一步演变成盯防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是欢迎一个“崛起、强大和稳定”的中国,中美两国基于国际规则的商业、市场和科技合作,并未受到“泛安全化”的恶意限制和打压。

   美国形象进一步被颠覆

   中美建交后近四十年,美国一直是影响中国外交和社会进步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国际因素之一。其间,美国长期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国之一。四十年间,从中国大陆前往美国学习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缩写)的学生达到470万人。中美之间的教育、学术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大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学术资源。中美商业与科技合作也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科技创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美国成了影响中国知识界视野、学业、科研和创新的一个“标杆”。这也是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给中国不少普通民众留下的印象。

   但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已决定性地改变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待中国的基本方式。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团队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价值与理念,加速恶化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人的“美国认知”也必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体验。

   这既来自美国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来自美国两党和精英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政策的所谓“共识”,来自美国首次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更来自特朗普政府蛮横对华科技打压、市场关门、深度战略遏制,以及为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在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领域推动“去中国化”的图谋。

   过去四年美国对华全面打压,不仅彻底背离美国以往实行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更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国嘴上说要增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一旦为了美国的霸权利益又完全可以置国际规则于不顾、一味追求自身利益优先的美国。美国嘴上说一套、行为上做一套的“双重标准”,在对华政策、在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以及之后美国当局全力打压和拘捕的行动中都表露无遗。

   重新塑造我们的“美国观”

   更糟糕的是,美国战略界、政治界和精英界观念上的“美国例外主义”过于深厚,导致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在竞争者面前基本不具备价值上的多元主义、行为上的规范主义和对华认识上的进步主义。

   蓬佩奥即便马上就要下台,仍在宣布取消美国对台政策的“自我设限”,妄图完全摆脱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设定的对美涉台政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中政策,给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埋雷”。这种行径,只能说真的“很滥”。再联想到特朗普政府围绕疫情对中国肆无忌惮的抹黑和甩锅,对中国高科技公司毫无道理的限制和打压等等,这些都助长了“新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抬头。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也早已开始放风要筹建抗中的所谓“全球民主联盟”。这让人不禁疑虑,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能够多大程度上“去特朗普化”。

   随着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而美国一些精英又无法接受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出现的战略竞争周期还将延续。但21世纪的今天,中美两国编织什么样的双边关系,将决定未来世界是否能够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发展前景。中美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进而形成可以管控的“竞合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需重新塑造我们的“美国观”:美国依然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科技和商业伙伴,是环境保护和减排等各种全球议题和地区稳定的合作伙伴。但我们绝不可再有“崇美”“媚美”之心。美国作为“多面体”正在更多地对华展示出它“狰狞”的一面,也更需我们在竞争与合作中全力防范和应对。中国社会的“美国认知”需要摆脱所谓左与右的低级纠缠,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客观、准确与均衡的“美国视野”。管控和稳定中美关系,仍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实现大国可持续崛起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朱锋,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原载于《环球时报》,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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