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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送我的导师苏国勋先生远行

更新时间:2021-02-19 11:44:03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2002年我从社科院调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当时法大社会学专业虽然已开始招生,但专业教师只有两名。我所承担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课是最重要的必修课,我自己没有开课经验,同时又还要兼备其他几门新课,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我怯生生地对苏老师说能否来帮我们上几次理论课的时候,苏老师一口答应。就这样,苏老师连续四五周,每周从潘家园跑到昌平来上课,往返几个小时,上课几个小时,这一天折腾下来,人都要累瘫了。然而,任何时候,只有苏老师还站在讲台上,就始终处在一种激情四射的状态。

   套用韦伯的分类,我们可以把教师分成两种:一种是“靠教书而生存”,另一种是“以教书为天职”。所谓“以教书为天职”,就是从内心里将教学当作他的生命,他意识到他所服务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一种神召,他的生命因此而光辉,他的心灵因此而闪亮。当他走上讲台时,就像一个虔诚的圣徒,是以出世之心去行入世之事的;他又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战士,进入战场就物我两忘,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战斗本身。

   我之所以把苏老师这样的教师比作圣徒与战士,是因为他们都充满了激情。但教师与圣徒的一个不同在于,圣徒信奉的是信念伦理,而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是责任伦理。一个圣徒可以或者说应该将它的信仰和思想毫无节制地宣示给他的听众,他只顾及依照自己的信念而行事,罔顾事情的后果。而一个教师的责任则使他必须顾及其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并为此负责,他必须明白,讲台并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呆的地方。一个教师的职责,按照韦伯的说法,应该秉持着“理智的正直诚实”,让他的学生能够直面那些令教师本人都会感到不舒服的社会事实,教会学生独立地思考,而不是强行灌输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总是敏锐地提出各种问题,同时却拒绝给出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因此,教师身上的激情是一种特殊的激情,这种激情有时需要的恰恰是自我克制。激情和纪律是教师人格的两面。他在课堂上不会迷恋于煽情,也不以领袖自诩,他只是无情地打碎种种幻觉,以冷静理智的逻辑启迪学生,帮助学生获得头脑的清明。

   苏老师就是以这样的“魔法”把我引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我也为自己在法大的第一届学生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有机会接受苏老师这样“以教书为天职”的人的精神洗礼。即使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事社会学专业工作,但他们任谁都难以忘怀苏老师当年的那种讲台风采。

  

   “身体愉快,精神健康”

   我在法大工作前期,和苏老师的交往里最出名的是一个“段子”。那是在我的婚礼上,我请苏老师作证婚人。苏老师为我终于成家异常高兴,而他一兴奋起来,有时就会有一些口不随心的身体后遗症出现。当他念完结婚证,然后祝福我们时,把“祝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漏嘴说成了“祝身体愉快,精神健康”。这下从此就被沈原老师抓住话把了,一碰见“老苏”和学生在一起时,就扯着嗓子喊——“今天身体愉快,精神健康否?”不过,细细琢磨一下,这句口误也不一定没道理。我们现在不是时常感到精神健康才是比身体健康更大的隐忧和麻烦吗?

  

   荣休时刻:永勿违愿

   我在法大工作后期,与苏老师有关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他和叶启政老师共同办了一个荣休纪念会。像苏老师这样终身从事社会理论并达到很高造诣的学者,在大陆同年龄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台湾大学的叶老师,年龄与苏老师相仿,理论生涯和造诣相近,且两人脾性相投,酒量也曾相当(可惜叶老师最近十来年因身体原因不再喝酒了)。我们北京社会学界这批年轻学者,如李猛、渠敬东、周飞舟,还有我,几乎都同时受到两位老师的精神熏陶,也为他们的友谊所感动。于是,在李猛的提议下,由法大于2011年为两位老师联合举办了70华诞及荣休纪念会。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苏老师坚执如一的劲头,叶老师俊逸洒脱的风采,都还历历在目。而我对苏老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纪念会结束时以陶渊明的诗来表明他一生的志趣: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由于种种原因,苏老师一生的诸多宏愿未能实现,他时有壮志未酬之感。然而,他回望这一生,是以“永勿违愿”为骄傲的。这也正是钱锺书在《围城》序言里所说的“有憾无悔”的意思吧。

   我2018年底调到清华大学工作,先在政治学系,后转到社会学系。这段时间因为忙于备新课,加上疫情突发,没能多去探望苏老师,也未找到机会请他来清华讲学,这是我今天引以为痛的事。但苏老师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为我终于能脱开行政、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而高兴,为清华为我安心治学和平静生活所提供的优良环境而欣慰。

  

   二重奏之一:“谦谦君子·北京爷们·本色书生”

   往事就这样不断闪回在我去医院的路上。而当我赶到医院时,我亲爱的老师已被送往太平间,我们从此阴阳两隔了。

   从医院回来的这几天里,我的头脑里不分昼夜地盘旋着初识苏老师时的那个问题:担负时代重荷的“这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苏老师热爱并精通西洋音乐,我对此虽一窍不通,但还是想冒昧地借用一个交响乐的术语——“二重奏”来打一个拙劣的比方。

   苏老师“这样的人”,其二重奏之一是:“谦谦君子·北京爷们·本色书生”。他在亲友、同道、学生、邻人面前,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凡事都为别人着想,万事不烦人。他在路遇不平甚至只是听说不平时,在关键时刻,永远是拍案而起、宁折不弯、讲仁义、重然诺的北京爷们。而他在学术面前,永远心无一丝杂念,不容任何沉渣,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任何利益交易,甘居边缘处,乐坐冷板凳,平生只听从真理的导引,永远对学问充满探求新知的好奇和辩诘的热情,然而,“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二重奏之二:“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士大夫”

   苏老师“这样的人”,其二重奏之二则是“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士大夫”。他这一生没有吃过大苦,受过大难,但他心里却一直装着大苦和大悲。这种悲苦,其源有三。

   首先是他身上的“俄罗斯精神”的召唤。苏老师年轻时即习俄语,深深浸润在俄罗斯文学和音乐中,硕士时期更进一步研究苏俄社会哲学。“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这个最早起源于俄国的概念,这种带有东正教背景的苦难、悲怆意识,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虽然并不信教,却总背负着厚重的宗教感;他虽然未历坎坷,却如莱蒙托夫般满怀“祈求风暴”之心。他的气质犹如以赛亚·伯林笔下的俄罗斯思想家。

   其次,苏老师从念博士开始终身与韦伯研究为伴。韦伯那种清教徒般的人格,以行动化解紧张的工作状态,对学术的执着和对政治的热情,都在苏老师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西欧起源的概念,这种在感情与理智、可爱者与可信者之间强大的张力,对他精神气质的塑造。他恰如自己笔下韦伯那种精神坚强、内心敏感而身体疲弱的德国知识分子。

   而追根溯源,苏老师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担纲者。虽然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了这种精神的制度载体,但它仍然通过家传、幼教、同道和经典等途径,造就了他的君子之道和人间情怀。虽然苏老师生平好酒,不过,他心中的悲怀并未让他走向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而是化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所以他晚年才会把与学生的友情放在生命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师母说苏老师自己在家时总是孤独的、焦虑的、峻急的、苛责的、易怒的,只有和我们在一起聊天喝酒时,他才有片刻的放松和格外的欢愉,才有“吾与点也”的喟然之叹。

   虽然苏老师的身体并不允许他多饮,家人和友人曾屡加劝诫,然而,他的精神需要在微酣中把俄罗斯精神、德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士大夫这三重气质的张力释放出来。性格就是命运,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记得孙立平老师有一次对我说过:他有时边开车边听80年代的老歌,有一种悲凉甚至几欲落泪的感觉。虽然苏老师比孙老师年长十余岁,但我总觉得,苏老师在精神上是与他同属于80年代的——对他们来说,那是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大是大非、大起大落的年代。我受教苏老师已26年了,很惭愧自己在社会理论的修养上不及苏老师之皮毛,而我庆幸自己在精神上一直受其熏染。在学术圈日久,我对林林总总的套路、表演和把戏越来越不耐烦。在精神上真正支撑着我在学界坚持战斗下去的,就是苏老师“这样的人”传达出的力量。人们常说:有其师,则有其徒。我此生也许永远达不到苏老师的学问高度,但我惟愿自己在“大节无亏”与“坚执如一”上配得上是苏老师的弟子。在这最后的时候,请允许我默诵着老师所钟爱的普希金的诗歌送他去远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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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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