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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面向司法改革的刑法学发展

更新时间:2021-02-15 01:45:24
作者: 周光权  

   内容摘要:随着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人民陪审员法》对陪审员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举措表明,目前的司法改革正朝着案件处理更迅捷、给予被告人更多优待以及让民众更多参与的方向发展,从而为传统刑法学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犯罪论、量刑理论以及刑事立法论都应有不同层面的回应。面对司法改革的大背景,应当始终坚持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刑事实体法特别是刑法解释学,应当回应社会一般民众的呼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被告人的优待措施,需要在实体法上予以落实。

  

   关键词:司法改革;认罪认罚从宽;陪审员法;刑法客观主义

  

   一

   问题的缘起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的讲座题目是“面向司法改革的刑法学发展”。这是一个跨界的题目,选择该题目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刑法与司法改革以及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中国,学习刑法往往有一种误解,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认为学习刑法与学习刑事诉讼法界限分明。但事实上,这两个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学习刑法或刑事诉讼法时,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是学习这两门学科应有的态度。这是从学科研究视角下选择该题目的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两个问题意识。

   在中国当下,司法改革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就职时都会言及几十项司法改革的计划,其中有大量刑事司法改革的计划,在总结工作报告时,也会大量涉及刑事司法改革,且刑事司法改革确实能够把一国司法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展示出来。

   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第一个问题意识源于2018年10月26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事实上,此次写进《刑事诉讼法》条文中的许多措施,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试点。在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至今已经试行了两年多。在此之前,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所以相关的司法改革其实在4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法这个实体法的发展有何影响,我们以前思考较少,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当下的中国,程序法优先而实体法靠后。但是事实上,离开了实体法的变革和研究,司法改革将寸步难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以后,接近85%的案件将通过速裁程序解决,这个程序进程很快。目前的设想是,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每一个环节均可做一些相应工作。例如,在侦查环节就可以告诉被告人其认罪认罚会产生的从宽处罚的后果;在审查起诉阶段,也可告知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后果。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除了司法人员及律师参与外,被告人当然也是参与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即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只要是法律共同体成员,就应当用很通俗的语言把实体法上的道理,特别是犯罪构成的道理告诉被告人。然而,刑法学最近20年的发展是一个反方向的发展,简言之,犯罪论体系越来越复杂,解释方法越来越精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追求的目标是,司法人员或者律师能够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罪名背后涉及的理论以及复杂的问题告诉被告人,使其理解法律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自己的行为究竟是什么,认罪与不认罪分别是何后果,并且大致能够计算出认罪认罚与不认罪认罚之间的差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改革,对实体法提出一个问题,即实体法理论该如何面向程序简易化以及面对被告人。

   如果我的问题意识单纯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出发,视角未免有些狭窄。因此,接下来我将阐释第二个问题意识。这源于201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此前,我国陪审员制度常招致批判,如陪审员“陪而不审”,并且很多陪审员长期驻在法院,相当于法院的编外法官。此次《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是想改变这种状况,其中有许多特别重大的变化与我所谈的主题有关。此前,人们通常认为陪审员就是陪审一些简单的案件,但此次《人民陪审员法》对陪审案件有了新的规定。该法将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合议庭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合议庭,由法官和陪审员共3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案件可能是基层法院的一审案件,也可能是案情复杂、涉及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另外一种是大合议庭,即由法官3人与人民陪审员4人组成的7人合议庭,规定在《人民陪审员法》第14条。此种合议庭可以审理被告人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及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虽然目前大合议庭可以审理死刑案件的这种制度还未完全推行,但今后一定会逐渐推行。当陪审员可以审理死刑案件的时候,就给我们刑法这一实体法提出了新问题。另外,陪审员参与的是两种合议庭,在两种合议庭中,陪审员的权力不一样,《人民陪审员法》第21、22条分别有相应规定。若陪审员参与的是3人组成的小合议庭,陪审员可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这与从前大不相同。以往,陪审员仅就事实认定发表意见,而不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现在是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可独立发表意见且有表决权。对于被告人有罪无罪,陪审员有表决权,这是实质的权力,并且这一权力与专业法官毫无差别。当人民陪审员参加7人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

   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当陪审员参与3人合议庭时,其可以决定定罪量刑,这一权力非同小可,而其并非专业法官,因此现在的刑法理论如何被其适用,如何防止来自普通民众的陪审员可能具有的处罚冲动,是一个新课题。另外,对律师来讲,当其面对专业的检察官和法官时,在辩护时讲刑法的一系列理论,如犯罪构成要件、共犯从属性,即使再复杂,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也可以理解。但面对陪审员时,要去说服他们,就要有一套话语体系的变化。对检察官而言,道理亦然,现在要面对的裁判人员当中有专业的法官,也有人民陪审员,同样需要调整话语体系。此外,对法官来说,也有些新课题。特别是在7人合议庭中,陪审员可就事实认定进行表决,如果单独看人数,有4名陪审员、3名专业法官,陪审员人数多于专业法官,如果某项事实被认定不成立,也就没有了讨论法律适用的必要。《人民陪审员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审判长应当履行与案件审判相关的指引、提示义务”,即要求专业法官去指引和提示陪审员,一个案件大概是怎样的情况。同时,该条也规定,“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即审判长在指引陪审员时要有分寸。另外,第20条第2款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审判长应当对本案中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事项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向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即要求专业法官在最后讨论的时候,清楚地告诉陪审员案件大概的情况、适用的法律。

   概言之,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措施朝着案件处理更快、更便捷、给予被告人更多优待,以及让民众更多参与的方向发展,从而给传统的刑法学发展带来影响。

  

   二

   司法改革对犯罪论的影响

  

   首先要论述的是目前的司法改革举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陪审员制度改革对刑法学中犯罪论的影响。犯罪论在我们的观念中是整个刑法学的核心,很多时候成为研究的重点。在司法改革对犯罪论的影响中,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改革对刑法基本立场会不会有冲击以及如何坚守刑法的基本立场。

   刑法的基本立场大致来说就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种取向,即在判断犯罪成立时,是将价值判断的重心置于作为客观要素的行为,重视行为的类型化、定型化,还是将刑事责任的基础定位于个人危险性,仅将行为视为认识犯罪人恶性的征表。在客观主义中又有所谓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我无意在这里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梳理。笔者认为,要坚持现代法治国家理念,只能承认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不能因为个人的危险性和主观恶性而对其施加刑罚。

   司法实践中,在方法论上要特别提出,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这一定位不能变,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一定位更不能变。认罪认罚制度实行以后,大量的案件通过速裁程序来审理,这种程序很简单,许多案件的开庭平均时间可能不足10分钟。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这些环节都可以省略。只是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这一环节不能省略。在这种庭审进程很快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辩护权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近几年,刑法修正案增设了一些关于危险犯的新罪名。可以说,刑法中危险犯越多,辩护人辩护的机会就越少,部分德国教授也有类似的结论。例如,我见过不少危险驾驶罪的案例,律师辩护成功的很少。行为人酒后驾驶车辆,被查处时血液中酒精含量在80mg/100ml以上,很多地区的做法是,只要达到这一标准,就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律师辩护的空间几近于无。偶尔有这种案件,吹气检验得出酒精含量是100mg/100ml,间隔几小时后抽血检验结果为120mg/100ml,这明显不合理,因为抽血检测晚于吹气检测,中间有几小时间隔,而抽血时血液中酒精含量更高了,因此取证可能存在问题。对这类因为取证方法不科学带来裁判困难的案件,法官可能会判决无罪,但是这类案件极其罕见。

   还有这样一类案件,某人喝醉酒后找代驾,“代驾”认为车辆停在地下车库不易寻找,因此建议醉酒者先将车辆从地下车库开出,然后再由自己驾驶。结果醉酒人将车开到地面上后被警察查处,被拘留进而被逮捕。对这类案件,律师要进行无罪辩护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地下车库只要是对外开放的,即使是地下车库通向地面的一小段路程也是道路,所以律师要做无罪辩护十分困难。只是有时检察官认为行为人仅驾驶车辆行驶这样一小段距离就以犯罪论处不甚合理,因而可能做相对不起诉处理,但这也不意味着被告人无罪。总之,对这类危险犯,成功的无罪辩护的概率很小。

   此外,不只是危险犯,实践中,凡是程序处理很快的案件,无罪辩护的机会也都很少。因此,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就要求一定要给被告人辩护权,被告人要有辩护人。若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确保其有辩护的机会;而且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应当有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确保其不出错。这些制度设计是想贯彻实体法上一直坚持的刑法客观主义。在英美法系国家进行辩诉交易的场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尽快摆脱刑事程序,即使并未实施犯罪,也可能认罪。但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英美的辩诉交易不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定要建立在客观上行为人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基础上,要防止上述辩诉交易制度可能出现的情形。因此,越是轻微的案件,越要防止出现错案。

我对有些案件比较担忧。例如,醉驾案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虽然出问题的概率很小,但也有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有两兄弟都醉酒,其中弟弟的酒量大,尚比较清醒,哥哥酒量小,醉态明显,且哥哥是公务员。哥哥喝酒以后不听劝阻,执意驾驶车辆,弟弟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行驶过程中,发现前方有警察,弟弟认为哥哥是公务员,醉驾影响太大,因此让哥哥和自己换了位置。实际上在警察拦下他们之前,一直是哥哥在驾驶车辆。类似此种“顶包”案件,后面的认罪认罚进程可能畅通无阻地走下去,司法人员应切实防止这种错案。为了确保这一点,《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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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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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师大法学》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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