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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更新时间:2021-02-13 22:13:18
作者: 董光璧  
在世界天文学史上《灵宪》亦属不朽之作,它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同一历史时期托勒密(Ptolemy)的《至大论》(Almagest)所代表的西方古代宇宙结构亘古不变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却与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契合相通。

   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可区分为卷首、正文和卷末三部分。卷首全录前代地理著作《禹贡》和《周礼·职方》两篇,作为主体的正文以郡县为纲目详述西汉疆域、区划地理概况,卷末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地理志》的体例特征是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班固首创的这种“政区地理”模式和人文地理观为后世正史和地方志所尊奉,奠定了以沿革地理和疆域地理为主的中国传统地理学范式的基础。

   完善于两汉之际的《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以降的医疗经验,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以藏象、经络和运气等范畴,建立了一种对生理、病理和治疗原理给以整体说明的模式。作为中国成书最早的医学典籍,成为中国2000年来传统医学理论范式,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4、持续发展的三次高峰

   以魏晋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学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第一次高峰。南朝宋(公元420-公元479)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圆周率π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一精度的记录保持近千年之久,直到1427年才由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i)得到比之更精确的数值。北齐(公元550-公元577)天文学家张子信经30多年的观测发现太阳和五星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约公元565年),为后世的太阳和五星运动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北魏(公元386-公元534)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开创了以水道为纲综合描述地理的新形式。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形成。南齐(公元479-公元502)医药学家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将人文原则的“三品”分类法改为依药物自然来源和属性的分类法,开辟了本草学的新理论体系。

   以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学的理性精神,在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的北宋时期,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推向顶峰。

   布衣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开启了活字印刷时代的先河(约1045年),军事著作家曾公亮和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1044年)记载了火药配方和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数学家贾宪在其《黄帝九章算经细草》(约1050年)中所创造的开方作法本原和增乘开方法,600年后才有法国数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达到同一水平。天文学家苏颂在其《新仪象法要》(1094年)中,描述了他与韩公廉等人合作创建的水运仪象台,其中有十几项属世界首创的机械技术,包括领先世界800年的擒纵器。建筑学家李诫著《营造法式》(1100年),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以其权威性作为建筑法规指导中国营造活动千年左右。医学家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并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1027年),对针灸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家和政治家沈括晚年著《梦溪笔谈》,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术诸多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其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杰出代表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Vinci)式的全才科学家享誉世界。

   在实学功利思想的影响下,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以综合为特征的一批专著展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最后一道光彩。

   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提出了接近现代的本草学自然分类法,该书不仅为其后历代本草学家传习,并传到日本和欧洲诸国,被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等现代科学家引用。

   音律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朱载堉的《律学新说》(1584年)科学地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问题,领先法国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梅森(Marin Mersenne)半个世纪,并受到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Hermannvon Helmholtz)的高度评价。

   天文学家、农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年)对农政和农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成为中国农学史上最为完备的一部集大成的总结性著作。

   县学教谕和科技著作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简要而系统地记述了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其中包括许多世界首创的技术发明,从17世纪末就开始传往海外诸国,迄今仍为许多国内外学者所重视。

   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1640年)描述了百余种地貌形态,在喀斯特地貌的结构和特征的研究领域领先世界百余年。

   医学家吴又可在其著作《瘟疫论》(1642年)中提出“戾气”说,认为温病乃天地间异气从口鼻入侵所致,与200年后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细菌学说颇多相似之处。

  

   5、传统科技现代化受挫

   中国传统科学也曾有过自己的现代化倾向,一是宋元之际科技数理化的尝试,二是晚明时期的科技社会化,三是清中叶的有限的科学革命,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在胡适所称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宋代,“四书”作为儒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大学》格物致知思想的张扬,意味着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动向。新儒学兼具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兴趣,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条件。在科学领域发生了由“术”向“学”转变,“数学”、“医学”和“声学”等科学术语出现;历表算法的公式化和名为“格术”的几何光学尝试表现了自然科学数学化倾向。金兵攻陷宋都汴梁的“靖康之变”中断了它的持续发展,宋元之际的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和金元刘(完素)、张(从正)、李(果)、朱(震亨)医学四学派,不过是宋代科技的强弩之末。由于蒙元王朝的种族压迫和朱明王朝的文化专制,这“强弩之末”也随之泯灭殆尽。

   伴随着经济史学家所称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了传统科技现代再次萌动。明代中叶的中国江南一些地区已发展出资本经济,并形成“隆万盛世”的繁荣。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掀起的“解缆放船”式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传统科技的社会化。在城市、军队和工场中广泛地设立了医疗机构,明都顺天府(今北京)的“一体堂宅仁医会”(1568年)表明,医学的内在价值和医生的自主作用得到公认。数学在明中叶适应商业的繁荣而以其社会化为起点走向复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1592年)“风行宇内”。最具官方特色的历法天文学在明中叶也开始了社会化,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作为民间著名知历者出现。

   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序言中宣称,“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是科学和技术向儒学要求独立的宣言。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主导致的“甲申鼎革”使这次科学现代化尝试夭折,进而统治者控制意识形态的文字狱又把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逼向比较安全的文献考据领域。

   在世界性的从权势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关键时期,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科学传教活动,使中国读书人第一次感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受命督领修历的徐光启试图以“会通”中西而“超胜”西学,还设想了“度数旁通十事”的科学现代化“规划”,几乎在科学现代化的同一起点上开始同欧洲的“赛跑”。

   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称其为17世纪中国科学的一场有限的革命。正当欧洲迅速近代化的时候,清政府自雍正朝开始的“闭关自守”,使中国学者不得不在失去借鉴的条件下摸索。以考据学的形式复兴天文学和数学,但这第三次中国传统科学现代化的努力也未能继续下去,由于“虎门销烟”以来的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最终中国科学不得不以移植西学的方式走向现代化。

  

   6、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

   近代科学被中国知识界接受,是通过与儒学中的“格物穷理”之说的沟通而得以达成的。“格致学”是中国科学从传统到近代的桥梁,而它的兴起又是以朴学的成就为其基础的。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乾嘉学派“实事求是”地整理古代典籍,不仅发掘了传统科学宝库,而且培育了可用于探察自然的实证精神,并为格致学同儒学的分离创造了条件。格致学作为科学独立于儒学,可以视为发生在中国的一场科学革命。理性主义、功利态度和实证精神的融会是这场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而这些正是儒学传统中“实学”思想长期发展和积累的结晶。

   至于“格致”为学,始于北宋署名赞宁的博物学著作《格物麤谈》(约980年),其后有朱世杰的数学著作《四元玉鉴》(1303年)被作序者莫若视为格物致知之学,元朱震亨将其医学著作定名《格致余论》(1347年),明曹昭将自己的文物鉴定专著题名《格古要论》(1387年),明医药学家李时珍将本草学称作“格物之学”,明胡文焕将古今考证专著编辑成《格致丛书》(1593年)数百种,明熊明遇将自己以西学之理考察中国传统自然知识的著作取名《格致草》(1620年)。自徐光启将传教士介绍来的自然哲学与中国的“格物穷理”之学对等(《几何原本序》及《泰西水法序》)以后,传教士们也逐渐用“格物”、“穷理”和“格致”指称有关自然的学问。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的《空际格致》(1626年)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eanSchall von Bell)的译著《坤舆格致》(1676年)是关于矿冶学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d Verbierst)上康熙帝的《穷理学》(1683年)60卷乃当时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总汇。清陈元龙的《格致镜原》(1735年)是一部百卷本的中国传统科学百科全书,清阮元的《畴人传》为儒流格物学者243人立传,他们以其著作表明并非一切科学都起源于西方。

   洋务运动期间,“格致”被中外学者普遍使用。美国传教士丁伟良(W.A.P.Martin)编译了《格致入门》(1866年)。特别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他与徐寿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1874年),刊行《格致汇编》,编译科学入门著作《格致须知》丛书27种和教学挂图《格物图说》丛书10种。

   其他以“格致”为题名的著名自然科学通论著作还有,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郑昌棪合作的译著《格致启蒙》四卷(1875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的《格物探原》6卷(187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格致新机》(1897年)等。在西学引进不可逆转的形势背景下,清王仁俊还编撰《格致古微》(1896年)专门介绍中国古籍中有关的科学知识。

“格致”的流传最终导致清政府在京师同人馆设“格物馆”(1888年)、在京师大学堂设“格致学”(1898年),在《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中规定“格致科”为分科大学的八科之一,并将其细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和动植物学六目。至此,格致学已被规范化。梁启超的《格致学沿革考略》,将格致学的范围限于“形而下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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