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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更新时间:2021-02-13 12:36:35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民国二年(1913年)以后,中国建立了西方式的学校体制,这是一个等级性的金字塔结构。简单而言,最顶尖的是欧美和日本高校,学成归来的洋学生最受社会重视,可以进入学术、文化和商界的最顶层。其次是国内著名的国立和教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等等,那是富家子弟云集之地。第三层次是沿海沿江一带良莠不齐的私立大学,只要交得起学费,皆可进入,入学的多,毕业的少。最低的层次是各省二三线城市的师范学校。

   进入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富家子弟,在大革命时期很少与革命有缘,他们一直要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当中,在抗日救国的刺激之下,才走出象牙塔。第三层次的私立大学当中,则是鱼龙混杂,很多是中产家庭背景的世俗、功利的布尔乔亚,不问政治,专注于学一门本领,拿一张文凭,以后到社会上混口饭吃。也有革命者暂时栖身于此,比如周扬、邓拓、汪道涵、王元化等都曾为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的学生。而真正的革命温床,是第四层次的地方师范学校。“五四”时期的浙江一师、湖南一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都是著名的红色摇篮,在新思潮和大学潮的刺激下,贡献了两个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浙江一师有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杨贤江、汪寿华、冯雪峰、柔石等,湖南一师有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而著名左翼作家沙汀、艾芜都是四川一师(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

   如果说在高层的著名学府中是“天才成群结队而来”,那么在底层的师范学校当中,则是“革命者成群结队出现”。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自破落的富家子弟。既然是富家,总是望子成龙,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学校深造,但因为破落了,不要说送儿子留洋镀金,连大学的学费也负担不起,只能在免学费,又有生活费的师范学校将就。在“五四”和大革命时期,各地师范学校所云集的,多是这样一批有远大志向却又身处教育体制底层的怀才不遇的青年学生。他们为新思潮的春风所吹拂,心灵已经打开,渴望到新的世界去生活、发展,自由飞翔,但所处的二三线城市又依然是那样地封闭、保守,而个人前途茫茫,看不到进入体制、往上浮动的希望,于是内心充满了失落、苦闷和愤恨。许多师范生一旦毕业,即面临失业,他们在城市留不住,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又不甘回到乡村,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乡村教师,于是这群人就成了被体制抛离的“多余人”。在郁达夫看来,“零余者”(多余人)就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一群人。

   在19世纪的俄国,“多余人”多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满黑暗的现实;在上层社会衣食无忧,又同情底层的劳苦民众,有敏锐的感觉,又怯于实际的行动。于是,他们自叹成为苦闷忧郁的“多余人”。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多余人”多是贫家子弟或者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徒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却命运不济,挣扎于体制的底层。他们向上浮动无望,向下发展又不甘心,幻想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这就为他们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心理的基础和行动的动力。如果说俄国的“多余人”多是赫尔岑、屠格涅夫这样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那么中国革命中的“多余人”则不愿意仅仅停留于思考,他们要行动,要投入革命的大洪流,以行动颠覆不公平的现实世界,从而改变个人的命运。

   这批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除了云集在各省的师范学校之外,在大革命前夕,纷纷投奔两所学校: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当年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称,这两所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文官武将,也是1925年国民大革命的人才摇篮。

   先说黄埔军校。在广州的黄埔前六期的学生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然后经由各种社会关系介绍来报考黄埔军校,基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从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学生来自书香门第,有的是城镇居民,有的是乡绅子弟,但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而且很多来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贫困,生活艰难。黄埔军校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基本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处于权力与文化的边缘,介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有知识又接近社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他们更容易有革命性,也更容易与他们要发动的对象——工人与农民打成一片。并非巧合的是,黄埔军校是1924年创办的,在其前一年,北方著名的保定军校停办了,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到黄埔从军。这样一来导致南北方失衡,北洋政府很难再争取到优秀的年轻人。而大革命期间的广州可以说是“学生的广州”,国民政府中的领导者多数也是学生出身,因而被称为“学生的政府”,南方军队也被称为“学生的军队”。

   上海大学原为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1922年被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接管,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干部的摇篮。表面来看,上海大学与同时期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大同大学没有区别,都被讥讽为“野鸡大学”,但因为教员当中许多是国共两党著名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如邵力子、叶楚伧、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瞿秋白、蒋光慈、施存统、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等。他们在上海大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系里面开设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这些以“社会科学”为名目的课程,比如唯物辩证法、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革命史等等,为那些刚刚从内地二三线城市走出来的涉世不深、三观迷茫的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上海大学是一个充满了共同信仰、情感和行动的紧密共同体,与那些有着严格等级,缺乏感情,只是冷冰冰地传授知识的大学(比如很有名的圣约翰大学)迥然不同。上海大学虽然在民国高等教育史上完全属于另类,但它最成功之处,犹如古代儒家士大夫所主办的书院,不是纯粹地传授知识或者贩卖谋生本领,而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凭借特殊的信仰力和组织力,吸引了这些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使他们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有同志般甚至恋人般的情感。这个当年似乎毫不起眼的弄堂大学,像一座红色的大熔炉,熏陶出一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左翼作家。

   上海大学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即被关闭,但许多激进的左翼青年有了另一所同样在上海的聚集之地:国立劳动大学。这所大学是由国民党元老易培基创办,得到了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和张静江等国民党四大元老的支持,初衷为实践半工半读、互助进步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由于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所以吸引的学生亦多是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激进青年聚集在劳动大学,有共同的浪漫理想和政治追求,图书馆里又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于是不期而然地成为培养共产党人的秘密温床。其实,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步之遥,中共的创党知识分子,当年大都是从无政府主义向前跨越一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大学的许多学生,也是如此。后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党组书记徐懋庸当年就是在劳动大学读书走向革命的,而许涤新、彭柏山等人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之所以“革命者成群结队而来”,正是因为有浙江一师、湖南一师、上海大学、劳动大学这些凝聚、熏陶激进青年的大熔炉,让那些从边缘城镇和内地乡村来的破落的富家子弟与底层读书人,通过阅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列书籍,一步步走上革命之路。

   学校只是凝聚激进青年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需要将激进的理想付诸行动,这就是学潮。五四爱国运动的成功,使得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都产生了“学生神圣”“学生万能”的观念,从此各种学潮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没有停歇过。从1919年到1928年,全国共发生了248起学潮,1922年和1925年是两个高峰点。根据陈永发的研究分类,这些学潮按照抗议的对象,有下列几种类型:第一,反对本校的校长和顽固派老师,或者不满某些政策措施;第二,反对本地垄断教育的地方保守派精英;第三,反对中央或地方军阀统治;第四,反对帝国主义,包括检查日货、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些学潮,都是后来五卅运动的预演,大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有领导和参与“五四”和后“五四”学潮的经历,可以说是在学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比如,1923年第四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两位评议会秘书夏曦和黄日葵,不久都加入了中共;而领导浙江五四学生运动的宣中华和徐白民,后来也成为共产党人。左翼作家艾芜和沙汀在“五四”后都是四川一师的学生,经常参与各种学潮和请愿运动。为了争取教育经费,四川一师的学生向省议会请愿,还闯进了副议长熊晓岩家里,沙汀抱起了他家的大花瓶砸碎了他家的穿衣镜。艾芜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

   中共早期是一个以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尤其以青年学生居多,“发展组织很难逾越他们日常接触和熟悉的知识分子圈,他们凭藉在文化、学术和教育界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人际网络和社团关系寻找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因此,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基层组织,充满了“学生气”,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相互之间以“同学”称呼,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团员互称为“中学同学”,连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在向下级组织发通告时,抬头也是“各级校部同学们”!

   各地零散的、目标不一的学潮本身并不能直接酝酿成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运动高潮,需要某个暴力流血事件的刺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国民大革命不更早出现,而是爆发在1925—1926年,恰恰是因为“五卅”和“三一八”两个惨案中“血”的强度刺激。有两段对惨案的现场记录很具代表性。

   第一段是在上海的叶圣陶写于“五卅”第二天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他赶到老闸捕房去参拜同胞的血迹,发现已经被仇人的水龙头和当晚的大雨冲得光光。叶圣陶愤怒地写道:“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叶圣陶后来写的小说《倪焕之》,将自己在“五卅”前后的心路历程和不敢实现的幻想投影在主人公身上,倪焕之在“五卅”现场目睹了血被冲走之后,决然放弃了教育救国的旧梦,投身街头演讲,走上了革命道路。

   另一段是在北京的朱自清对“三一八”惨案的亲身经历的描述。他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中写道:“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悲愤之余,朱自清感到无路可走,但又不想回避,只能严肃地问自己: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朱自清与叶圣陶一样,都是温和的、中间派大知识分子,他们目睹屠杀和鲜血,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虽然没有就此走向革命,却与外国列强和军阀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而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义愤填膺了。“五卅”发生的时候,柔石正在北京求学,他在日记里写道:“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她出过一颗汗过!……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区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国民么?惭愧,惭愧!”正是这份羞愧感,让青年柔石日趋激进,后来成为左翼作家。

“五卅”和“三一八”的血,一个发生在上海,一个发生在北京,在这两个中国最大的都市街头所流淌的鲜血,让原来沉浸在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五四”知识分子愤怒和绝望,为“血”所唤醒的他们,不再寄希望于漫长的改良之路,相信要解决迫在眉睫的救亡,唯有从思想与社会转向政治,加入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由此改变中国人是冷血动物的看法。瞿秋白在五卅惨案之后刊印了一份新报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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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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