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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旭:正义战争学说与现代国际法秩序演变

更新时间:2021-02-11 01:43:48
作者: 方旭  

   编者按:原文收录于《〈大地的法〉与现代国际政治》(刘小枫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月)。

  

   “战争与国际法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许很多读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国际法的研究者会认同这一论断,“符合国际法规范发动的战争即正义战争,反之则非正义战争。”以上的一对问答关键在于“正义”二字。若只是谈论“战争”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笔者提出:自人类历史发端起,战争就一直在形塑国际法秩序,战争与国际秩序互动中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战争在重构国际秩序的同时,国际法也在规范战争自身——恐怕也无人提出异议。

   麻烦在于对于“正义”的处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当代的罗尔斯,无论是古典哲人,抑或当代哲人都试图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具有系统性的正义论证之学问,可往往都以失败告终。当“正义”掺入“战争”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正义战争(justum bellum)函摄了政治、法律、道德等多重含义,换句话说,要裁决一场战争是否符合道德上的善与恶,关乎战争正义的裁决是否存在?或者说,“谁”裁决?这是正义战争学说的根底。

   正义战争学说涉及到国际法秩序生成与演变。将“国际法”限于希腊-罗马传统为根基的欧洲国际法,国际法仅是适用于协调平等国家间的法律,将政治实体确定为“国家”而非“民族”,抑或其他“族群”之法律。从“国际法”词源本身看,法语:droit des gens,西班牙语:derecho de gentes,意大利语:diritto delle genti,德语Völkerrecht,也可译为“万民法”,意为“民族”,或指“人民”间的法律,亦可理解为“诸国之法”。

   如此看来,在历史上国际法的主体性质存在演变进程:16世纪前并非是“机构”存在,而仅是协调平等国家之间,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力量”,近代国际法不存在凌驾国家的情况,它只是各国交往需要通行的规则。作为正义战争裁决的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日常设置的组织机构,并将诸国家视为其体系下的规范,国际法成为超越诸国之上的裁决力量。

   正义战争学说的出现,背景之一在于回应中世纪基督教秩序面临的外部危机。当人类诸方各执一词之时,上帝,抑或尘世的代理人就承担超越各方之上的法官角色。与此同时,基督教体系内部各教派为争夺圣经解释的垄断权发动大规模宗教战争,而“哪方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争执召唤出主权国家组成的近代国际法秩序体系的雏形,而随着政治世俗化的趋势发展,主权国家被嵌入到国际司法体系后,现代国际法体系开始规定交战各方应该遵守的战争规则即战争伦理和战争法规,“法”取代了至上神圣者对正义战争的裁定。

   按照这一思想史脉络思考,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战争裁决的形式从“正义-非正义”转移到“合法-非法”,是否已然改变战争的实质呢?二是主权国家组建的国际法体系以“规范法律”终结了正义战争的“神圣裁决”吗?

   一、神圣战争:正义战争学说古典内涵

   按照国际关系学的通论,正义战争的思考来自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以来的国际关系史的梳理。若要继续按照这个思路深入追踪,可发现其内涵起码要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我们能读到最早将“正义”与“战争”结合在一起是在古希腊赫西俄德诗作之中。

   《工作与时日》开篇介绍人世间存在两种不和之神:一是挑起战争与争斗,另一个激励人类相互竞争。无论是战争还是竞争,都需要有个正义裁决者,赫西俄德引入宙斯作为人类战争或者竞争的裁决者。只是《工作与时日》并没有说明的是宙斯是凭靠“何种正义”裁决争端。

   这个答案在赫西俄德另一部作品《神谱》中找到:宙斯最先娶了墨提斯(智慧),作为第三代神的宙斯凭借“暴力”和“智慧”结合击败了前代泰坦诸神,成为新秩序的决断者。然而,“秩序”始终需要“法”的规制,宙斯便迎娶特弥斯(神法),并与之生下“时序三女神”:秩序女神、正义女神、和平女神。以这种方式,智慧的宙斯为自己的统治增添了崭新力量:秩序、正义、和平。同时这也成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秩序根基性的三种价值取向。

   顺着这个脉络梳理,我们可进而考察荷马《伊利亚特》,希罗多德《原史》(旧译《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古代涉及战争的文本,这些古代文献无不在阐述发动战争缘由:爱情、劫掠、征服、防卫等等——这些缘由皆是“自然正义”。在古典战争之中,正义战争指的是平等国家之间的武力强弱,正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人与梅里亚人的对话中所示,正义战争应由强者裁决,而非多数人裁决。古典战争交战双方主体亦体现出“战争的有限性”:主要集中在交战国家、交战军队之间,甚至对平民可以做到“毫发不伤”。古典印度旅行的希腊人曾记载,“即使当狂暴的战争就发生在附近时,农夫们仍旧不会感受到任何危险,因为尽管双方的战士都在相互残杀,他们却允许这些从事耕作的人继续毫无烦恼地生活。”

   早期基督教对古希腊正义战争学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造。与希腊的多神论导致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基督教带来的是一神论正义战争学说。只是就基督教教义本身而言,任何形式的杀人流血行为都将在末日审判中被打入地狱,早期的基督徒基本倾向是反对战争暴力和“和平主义”。可面临战火连绵,蛮族入侵的政治环境,如何鼓励士兵奔赴战场,奋勇杀敌?这是罗马法学家与早期基督教教父们提供合理化的解释。

   罗马有关于宣战与缔结条约法律“祭司团法”(Fetial Law),这是由特殊僧侣集团组成的“祭祀团”(collegium fetialium),他们专司战争、条约,以及其他城际事务的宗教仪式,并裁决其他国家或者城市是否对罗马造成“伤害”或者犯下“罪刑”,据说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战争裁决机构,如果这些国家和城市未对其侵犯罗马的错误进行补偿,祭祀团将证明诉诸武力有着“正当理由”。

   而后,以西塞罗、李维、维吉尔为代表的法学家们开始构建帝国疆域之内“以和平为目的的战争法权”理论。西塞罗奠定了“以和平为战争目的”发动正义战争的学理根基。同时“战争符合程序正义”提到空前高度。它要求战争交战双方遵守某些大家认可的规则,譬如“发动战争之前应提前告知”,“双方士兵应彬彬有礼要求对方首先开火”。可见——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在宋楚泓水之战“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并非历史之偶然,而是中西古典战争之“共同德性”。

   最早开始系统梳理正义战争学说的是基督教哲学家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安布罗斯直接承继西塞罗等罗马思想家遗产,他对战争正义性的论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即鼓励信徒走向战场捍卫国家。安布罗斯对参战主体也有所限制:“首先,参战主体只能是非信徒或平民信徒,而不能是专业神职人员,其次,必须使用正当手段作战,禁止奸诈狡猾的不道德战术”。

   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后,作为属灵统治者的教会与世俗统治者帝国展开积极合作,奥古斯丁再次对正义战争学说大幅度地改造,支持罗马帝国对外扩张与征服异教徒的战争。为了消除基督徒奔赴战场杀敌精神恐惧,不仅将正义战争的参战主体从信徒扩大到所有公民,更是打破了西塞罗与安布罗斯“程序正义”理论,进而提出:作战无需拘泥两军交战陈法。

   奥古斯丁对正义战争学说推动,最关键一点是强调谁有权决定并发动战争?谁有权判定战争具有的正义性?他给出的答案是:“君主(主权者)命令”成为战争是否正义的重要标准。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学说中出现“战争理由”的道德召唤,对尘世国家主权者的服从神圣化,将上帝命令与主权者命令等同,由此绝对服从主权者走向战场成为基督战士的“天职”。

   阿奎那以奥古斯丁学说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正义战争学说,创建了以神圣战争、虔敬战争为主导的基督教精神共同体。他总结出战争符合正义的三个条件:战争发动者和执行者是具有主权性质的权威,战争不是私人争斗;战争具有充分而又正当的理由,如惩罚敌方的过错;战争具有正当目的和意图,如出于惩恶扬善的和平愿望。

   二、质疑正义:另一条经院神学路径

   可是施米特(Carl Schmit)在其《大地的法》一书中质疑奥古斯丁与阿奎那对希腊—罗马正义战争学说的改造,他认为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学说“令人感到消沉”,而“如果有人读过阿奎那上述关于正义战争的论点,那么他就会问,究竟曾经有多少战争是完全正义的战争”。经院神学对正义战争的理论改造可能导致某种“歧视性战争”,也就是说对何为正义战争的裁决可能存在偏见。

   当15世纪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世界向其展现出全新面貌,这同样也意味着欧洲第一次具有了从欧洲陆地迈向全球的“陆地-海洋”空间视野。美洲大陆以“无主地”的形式向欧洲开放时,面对前所未有的空间征服与经略,天主教神学家们骤然发现,已然不能再以传统经院传统的二元敌友(基督徒—非基督徒)区分,他试图用“平等”、“自由”、“启蒙”、“道德”等概念组成正义战争学说的根基。勾勒出以基督教共同体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框架,并据此将美洲吸纳进来,这一的思考奠定了近代国际公法的基本结构,并影响未来国际法秩序的形塑与生成。

   世界争端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新大陆,正义战争学说同样从经院神学家以罗马为中心的“防御性进攻”,逐步转向近现代国际法秩序的诞生。此时,如何在新时期论证正义战争学说,以助西班牙等国征服美洲大陆,参与全球事务?摆在了开始具有“全球视野”的西班牙神学家们面前。

   西班牙著名神学家塞普维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为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与殖民辩护,他搬出的是经院神学家不可撼动之权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开宗明义写道,“野蛮民族生来就是奴隶”,以此论证印第安人“自然奴隶本性”。通过将印第安人非人化,使西班牙获得了大规模占取和奴役印第安人的合法资格。

   西班牙多明我修会的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认为,“天生奴隶民族”不能成为西班牙向印第安人开启战争的正义理由。他强调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战争法权平等”,恩慈(safety of conscience)是最高正义理由。他说道,“西班牙人和野蛮人一样都是人,因此基督教提倡的慈善友爱的义务,对他们也同样存在,每个人都是我们‘恩慈的对象’。”由此而导出的道德和法律上的结论是,所有西班牙人对所谓野蛮人享有的权利,反过来野蛮人对他们也同样享有。

   究竟什么是正义战争?维多利亚认为要遵守两条原则:第一,教宗可以委以传教或十字军东征,将殖民活动论证为教化蛮夷,实现“文明化”使命之举,对“无主之地”发起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征服。二是“平等的自由”,维多利亚破除了种族优劣说,推崇人人平等,法律平等等观点,这说明西班牙人可以对印第安人传教或者开展商业活动,相反印第安人也可以如此对待西班牙人,倘若印第安人反抗传教或者自由商业,那就违背了西班牙人“平等自由”的权利,若西班牙人对其和平劝降再遭拒绝,便可对其发动正义战争……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道主义干涉”概念。

   16世纪后,随着轰轰烈烈的欧洲宗教改革拉开帷幕,以法国、荷兰和英国为首的新教势力冲击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天主教世界霸权,整个欧洲陷入惨烈的宗教战争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罗马教廷走向永久分裂的同时,不同教会的共存也将导致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帝国秩序骤然坍塌。无论是整合欧洲政治秩序,还是分离,如何论证正义战争裁决权力至关重要。

耶稣会士塔帕累利(Taparelli D'Azeglio)呼吁让教宗重新拥有战争裁决之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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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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