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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用科学方法讨论改革基本问题

更新时间:2021-02-10 22:53:18
作者: 吴敬琏 (进入专栏)  
这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很快引起人们的忧虑,并且考虑对苏式经济发展方针做出调整,在1956年提出了以“在继续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可是,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提高增长速度和加强农业的宏大计划非但没有改善经济状况,相反造成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灾难。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了突破苏联式发展模式的艰难历程。1979年,中国领导决定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要求用三年时间把各方面比例失调大体上调整过来,主要内容包括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在重工业中除煤炭、石油、电力、运输之外的方面都要少搞,以及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等。随后,1981年12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确定采取“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偏向等“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以便“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然而,新方针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只进行了三四年,就有一位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主管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声称,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偏向”,必须“纠偏”。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斯大林教条和“走出新路子”的努力就在具有政治理论权威的人们的诟病下终止了。

   然而形势毕竟比人强。在大量耗费资源造成的需求膨胀、效率降低、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变得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199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提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问题,要求重拾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提过的“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把实现从靠投入资源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到靠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列入“九五”(1996—2000)计划。在讨论中,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苏联在60年代中期提出“增长方式转变”,可是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未见成效,根本原因是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这一讨论的积极成果,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1995年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阶段。

   不过,“十五”(2001—2005)计划期间形势再度发生逆转。

   “九五”期间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使人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于是“十五”(2001—2005)计划不再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而是宣布“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在“十五”期间“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一方面,“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继续推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十五”期间靠海量投资支撑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大城”运动和“产业重型化”运动。

   21世纪伊始,不少省市级政府就凭借通过土地批租获得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即用海量投资建设以造大城为主要内容的“形象工程”和以“产业重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工程”。当这种做法收到当地GDP增长加速和官员获得表扬升迁等“实效”以后,它就逐渐形成为全国性的热潮。

   面对这种形势,社会舆论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大手笔的投资将带来经济的大发展。另一种观点则忧心忡忡,认为这将促成工业化道路的偏离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恶化,并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后果。两种观点对垒,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就成为“十一五”(2006—2010)规划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命题。

   我介入这场讨论,是从2004年参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讨论“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时开始的。当时,我提出了要防止重回高指标、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必须走效率优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一意见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更多听到的则是反对的声音。于是,我为自己的观点作论证的文章也越写越长,最后就写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

   我在参加讨论的过程中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发展道路的选择,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关于它们前途的重大选择。它显然不是靠一篇就事论事的策论就能说清楚的,而需要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现实意义做出更深入的考察。

   这样,我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首先根据从P.萨缪尔森、S.库兹涅茨到M.波特多年的研究成果,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划分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起飞前阶段”、“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向信息时代过渡阶段等四个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和相关的增长理论和模型。

   然后,这本书着重讨论了与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这两个阶段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进。对于前者,我着重指出,马克思正是从早期增长阶段的增长靠投资驱动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等特征性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必然性。可是,斯大林却把早期增长中出现的这些特征性事实说成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经济发展普遍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基本原理”。这说明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我还着重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早期增长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如果没有对在现代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供给侧增长模型,即生产函数基本结构的理解,就无法了解增长模式转型的意义,由此确定的发展路线也会走偏方向。

   此外,本书对于一些绕不过去的浅层理论问题(例如被人引为“重化工业化阶段”依据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和更深层的理论问题(例如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造成长期损害的“科技不分”传统)也有所讨论。

   正是以现代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成果和相关的分析工具为基础,我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过去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对转变增长模式所需要的各方面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我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重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建议。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科研、教育体制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鼓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这次大讨论的积极成果,是在有识之士达成共识的条件下“十一五”(2006—2010)规划重提“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且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不过问题在于,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和这些决议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无遗憾的是,随即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出现了质疑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社会潮流。改革的停滞使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于取得成效。一些地方继续用大量投资进行“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粗放增长方式导致的各种消极后果也日益积累。

   由于苏式发展理论和政策在干部队伍中遗存的影响力,还由于权力和利益的推动,反复出现传统增长模式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回潮。结果是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到2007年开始呈现出阶梯式下降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0年,中央中共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并且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可是,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供给侧的生产函数来分析长期增长问题,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这种理论框架的误用,加上想用强刺激政策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与此同时,政府和许多企业却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这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困境。

   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应对“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和“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严峻挑战,为“十三五”(2016—2020)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发展基本思路。这就是:增长速度要从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言以蔽之,就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十分明显,这一正确的建设方略要想真正得到落实,离不开人们对有关历史背景和基本理论的清楚了解。在这方面,读一读讨论有关基本问题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应该是可以有所助益的。

   3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是一部论述中国改革历史的理论著作。它最初是我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讲授“中国经济”课程的讲义,在1999年1月公开出版,此后于2004年和2010年出版了修订版。此次再版采用的是2010年版本。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除了对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不同改革策略的选取和改革的历史过程做了比较详细的讲述,还运用现代经济学中比较制度分析的分析框架来进行贯穿始终的理性分析。因此,它既被看作一本历史著作,也被看作一本理论著作。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全书包括四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总论”,先是讨论了中国改革的两个基础性问题:(1)经典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设“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想,怎样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一步步地具体化为高度集权的“国家辛迪加”(列宁和斯大林)?(2)为什么在曾经承诺能够带来人类解放和普遍福利的理想社会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并没有实现它先前的许诺?相反,不但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而且孳生了其他的社会弊病,由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才不约而同地要求对它进行改革。

   然后,集中讨论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过程。

   制定正确改革战略的前提,是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把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错、探索、讨论乃至斗争的过程。早在集中计划体制刚刚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体制需要进行改进。于是开始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长途跋涉。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或者叫作“体制下放”,也就是把计划经济的决策权部分下放到省级、副省级乃至更低的行政层次,以便“调动”它们的积极性。

“体制下放”非但没有取得充分发挥基层积极性、创造性的预期的成效;相反却使计划经济所必须的资源配置纪律遭到破坏。为了保持计划的集中统一性质,中央政府收回了若干原来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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