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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准确理解“双循环” 背后的发展战略调整

更新时间:2021-02-10 00:58:19
作者: 余永定 (进入专栏)  
任何一种引资形式都有利弊。比如借债,债我还清就完了。但FDI只要工厂存在,就要永远分享利润(表1)。例如,德国汽车企业,靠它们在华合资企业的盈利,弥补了它们在国内的亏损。所以,对中国而言,从长远来看,FDI是成本更高的一种引资形式。

  

  

   根据世界银行,贸易可以分成传统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贸易。后者又可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表2)。在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大进大出”的循环中,中国所进口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可能已经在多个国家进行过加工,这个产品在中国加工后又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加工或作为最终产品销售。才进入中国,才在中国组装、加工后出口。贸易品可能要在经过多次跨境的加工后才能成为最终产品(图4)。

  

  

   图5显示了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出现在市场之前要在不同国家完成不同的工序。日本(硅锭、裸晶圆)→美国(IC晶圆制造)切割成芯片→澳大利亚(封装、测试)→新加坡(半导体最终商品)→中国(完成集成电路消费品)→美国(消费者购买集成电路消费品)。

   在执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时期,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创汇型企业,鼓励创汇型经济活动。这些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出口退税政策、金融支持政策、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等。应该注意,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仅鼓励两头在外企业,而且鼓励传统出口企业的发展。而用汇型企业则一般不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

   国际大循环战略成功克服了中国外汇短缺、缺乏现代化资本的发展瓶颈,为中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中国GDP全球排名第11,荷兰之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比重仅占1.79%。1978年中国出口97.5亿美元,在世界出口当中的比例为微不足道的0.78%(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662页)。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1995年中国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仅为3%,2018年上升到12.4%。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在世界GDP当中占比为16%,是日本GDP的2.7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6万亿美元。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一度高达近4万亿美元,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积累起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后的战略调整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央在当前要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中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必然包含着否定理解。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发生转化。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也可能会成为失败之母。我们的成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处理好这种挑战,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停滞。

   对以往成功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五个方面谈调整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如何调整的问题。

  

   国际大循环战略难以为继

  

   第一,国际市场容量有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大循环战略难以为继。中国有必要进一步降低整个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我们经常说世界经济是一个汪洋大海,太平洋足够宽大,能容下所有国家。过去在决定贸易政策时,我们可以假定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中国进出口对产品的国际价格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众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图3),早在2000年前期,国际市场就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形势。中国进出口会对世界产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本身说明,进、出口数量已经存在最优值问题。

  

  

  

   不仅如此,中国早已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论用何种国际标准测量,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已经超过必要的数量。

   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例如,恶化了贸易条件;抑制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等等。总之,中国经济早已到达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适用于小国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局限性。2006年初,“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内需为主的方针,也就是说,以内需为主的思想在2006年就已经提出来了。事实上,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比达到35.21%的峰值,此后就开始持续下跌(图4)。

   2006年之后,中国的所有对外依存度指标都在下降。显然,大进大出范式的调整早已开始,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强调了范式调整的紧迫性。

   总体而言,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适用于处于起飞阶段的小国经济。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小于荷兰。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贸易量和金融实力的增加,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更是大大加强了中国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强调双循环并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迫切性。

  

   中国须强化产业体系安全

  

   第二,国际大循环战略加速了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但降低了中国抵御外部冲击到能力。中国必须强化产业体系安全。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领先国家希望使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充分利用规模效益带来的好处。而后发国家则利用关税等办法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使之不至夭折。所有国家都希望最终有一个相对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但在本国建立这样的产业体系同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存在矛盾:完善其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安全性和独立性,但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反之,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会削弱经济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工业革命之后,英、法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了自己的产业体系,并通过殖民主义政策把以宗主国为中心的产业体系推广到世界。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国家,诸如德国、美国等,则借助保护贸易主义政策也成功的建立了自己的产业体系。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是根据国家意志建立的。而国际分工则是伴随发达国家建立本国产业体系而形成的。国际分工提高了各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并反作用于各个国家产业体系的形成。由于国际分工,在特定国家,一些行业得到加强,另一些行业被削弱甚至完全消失。与此相对应,一些产品的消费变为由国内生产者提供,另一些则变为由外国生产者提供。

   参与国际分工和对本国产业体系进行的调整,应该是以不威胁本国经济安全为前提条件的。例如,中国之所以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西方实行经济封锁条件下,也可以生存、发展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战后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不是静态的。后发国家都会寻求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和雄心的后发大国都会致力于赶超。而发达国家则会竭力保持其领先地位。因而,除安全考虑外,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分工,一定会考虑如何不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而丧失赶超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雁行模式”曾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雁行模式”试图把不同国家产业体系的形成同它们发展国际贸易的进程相联系。根据“雁行模式”,领先国家(头雁)的某一个产业通过进口、生产和出口三个阶段实现增长。随着该产业的成熟和竞争力下降,该产业被转移出去,被后发国家承接。而领先国家则进入资本、技术密度更高的产业,生产和出口更为高端的产品。不同产业从领先国家到后发国家转移的顺序一般是从纺织、钢铁、造船、汽车到计算机。这种转移次序也可以划分为从消费品到资本品或产品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升级。在把丧失竞争力产业转移到追赶国家之后,领先国家对已不生产产品的需求则依靠进口来满足。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是以两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其二,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从事由跨国公司外包的某些环节的生产活动,原材料、中间产品的进口大幅度增加。由于执行了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并存的两种国际贸易模式。中国的产业体系对外依存度都显著提高。

   对外依存度在超过一定限度后就意味着中国产业体系脆弱性的增加,中国产业的对外依存度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看(表3) 。

  

   这里的所谓生产对外依存度是指,国内生产的进行在多大程度上要依靠外国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比例越高意味着该产业的脆弱性可能越大。石油业的生产对外依存度远高于通讯设备业多少有些意外,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可能是能源。正如黄奇帆先生所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7%,能源安全“比芯片脱钩重要100倍”(黄奇帆教授在2020年上海财经大学校友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由于统计的原因,我们无法把同一产业中参与和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部分区分开来,也无法从部门、部门大类等层次区分传统产业和全球价值链产业。但不难猜出,通讯产业对外依存度畸高的原因是由于该部门的细分项目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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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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