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国明:当代中美关系的由来与症结

更新时间:2021-02-09 23:50:18
作者: 谢国明  

  

   当代中美关系经历的两次重大转折

   历史总是以重大事件为标志。但是,决定历史趋势的草蛇灰线,其伏也久,其来也远。

   当代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重大转折,以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和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标志。

   当代第一次中美关系的转折,发韧于1969年初。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暗示要改善对华关系:“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能够设法使任何人都不成为我们的敌人。”8天后,即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出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是绝无仅有的。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住处召集会议,林彪、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四位元帅共座谈了十六次,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提交了两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上的对抗,集中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并明确提出两个判断:第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者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第二,在美苏之间,苏联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两个判断为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基本依据。

   同样是在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分别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同时总参谋部给予了具体指示。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周密部署,于1969年的3月2日和3月15日在珍宝岛打了两场自卫反击战。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后来回忆:“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珍宝岛冲突四个月后,美国宣布,放宽中美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限制,允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种人访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出马,利用出访机会积极寻求与中国接触的渠道,这才有了两年后的解冻之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和基辛格秘密赴华访问,以及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下,中美关系呈断崖式下跌。而中美关系的变坏,始于奥巴马执政的2010年。

   2010年,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由此凸显。

   从“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自2011年起,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措施。也正是奥巴马在任期间,2012年4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演说,声称为守卫日本领土,东京将计划“购买”钓鱼岛。当年9月,日本政府从所谓的“土地权所有者”手中买下钓鱼岛中的3个岛屿,将其“国有化”,从而激化了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冲突,恶化了中日关系。还是在奥巴马任上,2014年3月,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海主权纠纷正式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了诉状,要求法庭确认菲律宾在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权利,使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复杂化。奥巴马政府还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向南海派遣军舰,强行闯进中国领海,恶化南海局势。2016年7月,韩国政府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目标直指中国,使中韩关系恶化。此外,奥巴马政府还通过承认印度为“核国家”、推动缅甸“民主化”等举措,恶化中国周边环境,打造对华地缘政治包围圈。

   中美关系的逆转始于2010年,而其肇始却是在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如果说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戳穿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神话,那么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戳穿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神话。正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令西方经济黯然失色,而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达到30%左右,远远高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鉴于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美国曾有人提出G2(美—中两国集团)概念和中美国(Chimerica,或译为“中美经济共生体”)的设想,企图拉拢中国。但是,中国一直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登顶全球第一,其国际战略是确保绝对优势地位

   2010年1月,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称,“美国绝不能接受第二名”。奥巴马的这一言论,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真实想法,而二战以后的国际斗争,就是美国不断打压别国的历史。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越战越强、迅速崛起,成为堪与美国比肩的第二个国际权力中心。美国在二战一结束就立即启动“冷战”,围堵苏联。经过40多年的军事对抗、政治打压、经济封锁、思想渗透,美国终于挤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日本在二战后全力发展经济,国内生产总值迅速超越西欧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发起了一系列贸易战,从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电信直至汇率,都没有能够遏制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与此同时,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日本资本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为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1985年9月,在美国的牵头下,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该协议主要通过调整五国汇率,迫使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用金融手段达到遏制日本和德国出口贸易的目的。这一协议是美国打压思维下的“成果”,对其后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1989年,美国又对日本发起了全行业级别的贸易战——结构总决战,持续6年,至1994年结束,终于遏制了日本的发展势头。

   1993年欧盟成立,特别是1999年1月发行欧元,由此形成了一个GDP总量超过美国的单一货币巨型经济体。美国则利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矛盾,以北约的名义,于1999年3月发起科索沃战争,点燃巴尔干火药桶。欧元发行后的第一个交易日,1999年1月4日纽约和伦敦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收市价分别达到1∶1.1806和1∶1.183。经过科索沃战争,欧元一路下跌,当年10月跌至1欧元仅兑换0.82美元,欧元汇率比上市首日下跌31.5%。随着欧盟矛盾加深,欧元区经济滞胀不前,美国又成功遏制了一个挑战者。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突出表现在文明、历史、意识形态、制度、心理诉求等诸多方面

   两个文明的差异。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以儒家文明为主导,强调集体主义,内圣外王,主张以和为贵,求大同存小异。儒、道、佛,甚至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能在中国和平共处,所以中华文明是一种守势文明;美国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导,强调个人主义,主张一神论,对异教徒绝不宽容,是一种攻势文明。亨廷顿分析了中美文明的差异:“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亨廷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分析,在西方世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而中美两国更是如此。中国以其5000年不绝如缕的文明源流而拥有特殊的历史优越感。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都已经断流,而中华文明至今仍绵绵不绝,在与外来文明的交融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中国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发展道路上。思想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休谟预言”,认为经历过由盛而衰的民族很难实现复兴。但中华民族乃是唯一的例外,其在历史上几度由兴盛走向衰落,又再次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再度走上伟大复兴之路,彰显了中国特殊论的独特魅力。

   美国以拥有“天定命运”的特殊论而滋生道德优越感。美国特殊论是传教式的,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价值观。17世纪前往美洲大陆的移民认为,他们是“上帝选民”,是在“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应许之地”建设“基督博爱”的典范,负有拯救世界的“天定命运”,是“自由的卫士”。其自诩为“灯塔国”,拥有以美国式“普世价值”改造世界的自信。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参加华盛顿大学诞辰百年庆典活动时发表演讲称:“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我们都背负着责任,承受着风险,这种风险和责任,无论规模和期限都前所未有,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体希望自由的人。”

   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输出意识形态。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确立了“美国精神”,并且具有向全球推行其“普世价值”的强烈意愿。1776年7月4日签署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今天的美国人推崇的“普世价值”的最初版本。真正把“普世价值”作为意识形态武器向全球推行,始于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时期,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其时,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胜利,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001年,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之初,将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先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强调不仅要通过美国的榜样,而且关键是要通过美国的力量,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认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广“普世价值”,用“巧实力”改造世界,包括人权、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使“全球化”最终成为“美国化”。2018年9月,特朗普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美国的“主权”,拒绝“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

但是,美国自建国以来逐步形成、20世纪冷战以来加速成型的“政治正确”,是一处攻守兼备的“道义高地”,不会因为特朗普而完全被摒弃。特朗普政府副总统彭斯祭出了意识形态武器。2018年10月,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声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06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