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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国之忧患与地缘政治意识

更新时间:2021-02-09 16:00:32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中国人也制作关于自己边境之外的大区域地图,但是由于那些地区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以及中国人持有的华夏中心观念(这一点可以理解),域外的国家因为离中华帝国的文化中心距离遥远而遭到轻视。(思罗尔,页46)

   这话说得未必周全,毕竟,整个东亚地带的域外政治体距离中华帝国并不遥远,我国古人也没有绘制含括整个东亚地缘的政治地图(比较布罗顿,页86-87)。康熙年间,利玛窦(1552 - 1610)将经纬制图法带到了中国,皇朝组织学士基于测量数据绘制成《皇舆全览图》,据说绘图技艺领先欧洲,却没有据说让中国皇帝对欧洲乃至全球地理感兴趣。

   若从政治史学角度来理解这一历史现象,那么史学家可以说:中华帝国自汉代定型以来就是防御型文明帝国,而“无边界”(sine fine)地扩张是“西方帝国具有的两大主要特征”之一。[18] 直到今天,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对政治地理的关注仍然主要在于中国自身,并不具有世界史的全球视野——我们迄今没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19]

  

   四

  

   利玛窦带到东亚来的不仅有经纬制图法,还有地理大发现初期的全球地理新视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传到了日本,而且似乎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没有封闭在日本皇朝的书房,而是进入了民间:1605年,京都的教会学校的课桌上已经摆放着《坤舆万国全图》,从而产生了如今所说的“社会影响”。不到100年间,日本人已经绘制出模仿西人视野的世界地图,“对利玛窦笔下的世界形象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20] 在接下来的又一个百年(18世纪)里,基于现代式地图绘制的地理知识在日本已经实现“大众化”,其程度堪比欧洲,甚至还有过之。

   日本人不仅学到了欧洲人的现代地理知识,还学到了欧洲人的侵略扩张恶习。甲午战争末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中将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一封劝降书,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舰长转交。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21]

   伊东佑亨中将的“劝降书”的文辞显得彬彬有礼,而他的说法也看似不无道理,其实不然。受西洋人欺凌后,难道就有理由欺凌邻人?国家受到欺凌当然应该“去旧谋新”“更张新政”以求自强,但这不等于国家德性有理由转而信奉欧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6月),开放东海沿岸诸多口岸(包括台南)。普鲁士王国闻讯后也组织了一支远征队(Preussische Expedition)前往远东考察,船上有两位年轻的地理学博士:马隆博士和李希霍芬博士。考察历时2年,经锡兰、印尼、菲律宾、暹罗(1949年改称“泰国”)、缅甸、我国台湾,然后到日本(1860 – 1862)。马隆博士回国后随即给普鲁士王府打报告:建议找个借口在我国台湾岛南部建立海军基地。普鲁士军方一度打算采纳这个建议,后来又否决了,原因是那里不合适,而非不需要在中国东部沿海找地方建海军基地。

   李希霍芬(1833 - 1905)没有回国,而是接着前往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待了6年(1863 – 1868),并发现了金矿,引发后来的淘金热。随后,他在美国商人资助下到我国大陆又待了4年(1868 – 1872),受聘调查我国的煤矿资源。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7次远行做经济地理考察,每次路线都不同,足迹遍及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最终发现“中国的经济潜力让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李希霍芬回国时,普鲁士王国已经重新“开国”为德意志帝国(1872),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多卷本《中国:基于亲自旅行的[地理学]研究》。李希霍芬的这部五卷本大书从中亚山脉的构造谈起,描述华北和华南的地形、地质状况以及居民活动,史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之作,其中包含给在华欧美商会的经济调查报告。李希霍芬凭此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枢密顾问和科学院终身院士,与拉采尔并称第一代德国地理学大师。

   1868年李希霍芬刚从美国西部到中国不久(12月),曾向普鲁士驻华公使提交报告,建议夺取舟山群岛作为普鲁士的“海军站和港口殖民地”。经过4年的考察后,李希霍芬又改变了看法,在给刚“开国”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府提交的策论报告中,他建议德国获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以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可以输出到德国。1895年《马关条约》一出,李希霍芬马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史称“政治地理学的杰作”。[22]

   接下来考察中国地理最有成就的是美国人,这绝非偶然。1923年,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 B. Cressay,1896-1963)来华考察6年,写成《中国地理基础》。然后是了不起的拉铁摩尔(1900-1989),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经典之作,虽名为中国古代边疆史,实为具有世界史视野的中华帝国政治地理史。[23]

   如今的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政治史学问题:《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中国疆域沿革史》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问世,为何拉铁摩尔的著作与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前辈的同类著作具有截然不同的视野,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更具启发性的是前者。[24]

  

   五

  

   甲午之战虽然激发了中国志士“中兴隆治”,现代地理学在中国民间得到发展还要等到八国联军洗劫北京(1900)前后:《中外舆地全图》出版于1903年(1908年再版时更名为《大清地图、世界地图合册》)。[25] 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1909),张相文等几位士人在北京成立《中国地学会》,创办《地学杂志》,开卷语有言:

   西力东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物,几年以来,非惟边缴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

   山河破碎,国家裂散,地理学知识不可能切实成为国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军在北平城外始建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的卢沟桥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前3个月(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派出老同盟会成员林伯渠(1886-1960)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前往黄帝陵祭拜祖先,毛泽东为此写下四言体祭文《祭黄帝陵》,史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入侵的“出师表”,似乎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有所先觉。[26] 毛泽东写道,“琉台不保,三韩为墟”,对“辽海燕冀,汉奸何多”耿耿于怀——“以地事敌,敌欲岂足?”毛泽东的历史地理目光何其深邃,对“强邻蔑德”何其是可忍孰不可忍。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标志着新中国地缘政治意识的诞生。我们值得意识到,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时,实际针对的是中共高层当时普遍存在的担心:国共内战很可能会诱发美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中国难免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27] 毛泽东则看到,正因为中国处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共必须而且能够独立自主地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

   从政治史学的视角来看,毛泽东的“中间地带”论与美国“遏制战略教父”斯皮克曼(1893-1943)的“边缘地带”论恰好针锋相对,尽管当时毛泽东未必知道斯皮克曼在“二战”初期提出的海权大国必须对欧亚大陆形成包围的地缘政治战略。[28] 毛泽东凭靠极为超迈的地缘政治智慧敏锐地看到,中国在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实际位置。1960年代,当毛泽东再次论及“中间地带”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充分证明了他在20年前的英明预见。[29]

   毛泽东对政治地理知识的关注来自对中国命运的担当:1926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毛泽东主动讲地理课,而他的地理知识显然都来自于自学。[30] 1940年,师哲(1905-1998)从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回到延安,被分配给毛泽东做翻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师哲很紧张,为了让他放松,毛主席随口问他是哪里人。师哲说自己是“韩城人”,毛主席马上说,“你和司马迁是同乡”。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于黄龙山山脉。[31]

   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的伟大领袖对中国的山河地理了如指掌并不让人惊讶,中国的政治家对世界地理也了如指掌,才具有历史意义。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三线建设”的高层会议上讲:斯大林若在1930年代把重工业基地建在乌拉尔山以东而非斯大林格勒,德国突然进攻苏联时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面对当时北面的苏联和南面的美国在南北两个方向的夹击,毛泽东则看到“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因此必须经营西南大后方。[32]

   1948年8月,即将进京的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地理座谈会”,由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先生(1877-1968)主持。在此之前,徐特立多次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地理组谈“关于学习地理问题”。[33]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世界历史地理教育才有了坚实的土壤:1965年,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论》等一批政治地理学名作的中译本问世。[34]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不久(1996),就明确提出中美之间将面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在西方与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35]

   我们值得意识到,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经历转型期,前途未卜,没谁预断中国会强起来,相反,“中国崩溃论”倒是不绝于耳。由此可见,美国政治家的地缘政治意识何其敏感。

亨廷顿在1996年提出中美之间未来可能爆发“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预警,并非基于他自己的国际政治学考量,而是来自美国国防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马歇尔在1980年代末秘密提出的战略预警:美国在未来的最大挑战将来自中国崛起为大国并超过苏联。[36] 当时,苏联尚未瓦解,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正处在“勇闯物价关”的危难时刻,安德鲁·马歇尔能有如此战略预警能力,乃因为他成长于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年纪轻轻就经历了日本突袭珍珠港事件(同上,页52-58)。正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我们若以为美国在2008年重提遏制中国战略是因为有人张扬“中国强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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