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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80年代经济改革的回忆与反思

更新时间:2021-02-09 15:28:39
作者: 吴敬琏 (进入专栏)  
”还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我就找计委的几位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去年12月我讲了那四点,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

   这次转折,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因。当时,虽然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思想界一部分人突破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但意识形态领域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束缚。所以。即使此前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曾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应当包含市场经济的部分,但是市场经济的提法仍然引起意识形态部门一些人的疑虑。他们认为,说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性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论述。因此,不能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以致在1979到1992年正式出版物的领导人论著中,“市场经济”都被改为“市场调节”。对市场经济的这种“修正”,后来进一步演化为对商品经济的批判。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题为《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内部材料。它按照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4类。在第一类中,摘引了一些人关于坚持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是必要补充的言论;而薛暮桥、林子力等主张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或国家计划也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经济学家则被划为第四类。

   1982年8月,在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过程中,一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发了起草组五位成员给他的一封信,指摘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指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1981-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文章。红旗出版社把这类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一书出版。按照该书《前言》的说法,“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源的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管理,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国家就难以掌握必要的经济力量来保障国民经济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健康发展,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他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前言》声称,对“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认为计划经济只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各个企业的活动应由市场调节”、“认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应成为完全独立的而经济实体,具有商品生产者的一切特征和权利,有权自主地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认为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要优越得多”等等“否定、怀疑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这时,不同的意见不再能自由发表。薛暮桥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而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作检讨。刘国光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受到批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所作的报告,都对中国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对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做了论述:“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

   与此同时,该报告批评了违背上述原则、妨害国家统一计划的倾向。指出:“这几年我们对经济体制实行了一些改革,扩大了企业在计划管理方面的权限,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方向是正确的,收效也很明显。但是,由于有些改革措施不配套,相应的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因而削弱和妨害国家统一计划的现象有所滋长。这是不利于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今后,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决不能忽视和放松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

   这样,强调中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加强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就成为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以前的政策基调。根据这一基调,前此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开展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也停顿下来,转向强调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责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只能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性质的同时,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例如,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城市允许个体经营甚至少量雇工等等。这些措施为市场经济开辟出一定空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意味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性改造。因此,中国经济就处在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突破、而市场经济体制又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状态下,经济发展也很不稳定。

   虽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写进了中央文件,但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党政领导干部中,都有不少人认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市场取向,主张恢复商品经济的提法。1984年6月,马洪受赵紫阳之命,组织包括我在内的几位社科院研究人员写了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7月,马洪将这篇文章送请几位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意在试探反应。结果,这篇文章不但没有遭到批评,反而受到像王震这样的革命家的称赞。这使主张搞商品经济的领导人有了信心。

   根据领导干部的正面反映,赵紫阳在9月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建议把中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二)完全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部分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该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从解释什么是计划经济提出问题,先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再说不论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最后把落脚点放到了商品经济上。对于这封信,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均批示或回信同意。于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也就确定了下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道:“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要求“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经会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强调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样的行文,既与中共中央过去的提法保持一定的衔接,又从实质上确定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就容易实现突破。

   《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市场取向的改革方针,它们包括:(1)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3)实行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这些重大方针的提出,为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因此,可以说,《决定》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取向的全面改革。

   邓小平对《决定》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陈云也表态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ⅡB)成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后,接着发生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于《决定》采用的是由正确理解“计划经济”提出问题、然后落脚到“商品经济”的论证方式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表述方式,给作出不同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1985-1989年期间,在各种选择之间发生了多次变动。这些变动也对改革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曾经把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归结为以下三种:(1)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苏联东欧模式”);(2)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3)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分类还是比较表面的。

   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着眼,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在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提出的两类四种体制分类,也许更能反映不同体制的本质。他在会议的发言中,把经济调节机制概括为I和Ⅱ两种类型,I是行政控制(AdministrativeRegulation),Ⅱ是市场协调(MarketCoordination)。每一类又有两个子类:行政控制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IA)和间接的行政控制(IB)两种。

   他指出,IA模式和IB模式的“差别在于纵向调节的手段不同。在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上级权力机构以具体的指令性产出指标和投入限额下达命令,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会受到行政处分。在间接控制的情况下,中央不给企业下达命令,而是手中掌握一套杠杆,用间接的办法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调节。”市场协调分也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ⅡB)两种。他认为,真正有效的经济改革应当从IA模式直接进入ⅡB模式。

   当时的匈牙利经济已经进入了间接行政控制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强调这只是一种过渡阶段,长期停留在间接行政控制(IB)的阶段,会使企业继续处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s )状态,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

   对决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来说,1985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首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世界银行组织了以林重庚(EdwinLim)和伍德(Adrian Wood)为首的庞大国际专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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