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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

更新时间:2021-02-08 23:25:13
作者: 胡键  

  

  

   摘 要: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艾利森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蓝本概括出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以此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不过,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本就自相矛盾,而且学术界对于修昔底德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客观性都存在怀疑,因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一个历史假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大国兴衰史,内部问题才是关键,即便是对外的行为也都是内部矛盾外溢所致。如果不解决好内部问题,国家无论有多强大都难免走向衰亡,这就是“杜牧陷阱”。既然如此,大国相处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如果相互之间存在信任“赤字”,就必然导致错误认知,而错误认知则又会进一步加剧信任“赤字”。把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归结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事实。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可以直接归结于相互之间的信任“赤字”,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错误认知。美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源自美国内部,而中国要消除这种信任“赤字”,也需要从加强内部建设入手以提高对外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近年来,各种各样关于大国崛起的“陷阱”论有不少,“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炒作比较早的,因为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确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国家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既然有前车之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在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甚至让既有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美国颇有危机感,美国十分担心中国会挑战其主导地位并取代它。于是,就有了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问题,美国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此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艾利森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他把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中美关系与古希腊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这种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作者还回顾了500年来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中的16对关系,提出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的“崛起国综合症”和“守成国综合症”。这显然是把国家成长的“烦恼”完全归于外部因素,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当今的现实来看,这显然是存疑的。笔者认为,大国成长的烦恼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杜牧陷阱”,即不是因外部力量的遏制,而是源于内部问题没有处理好。内因始终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的成长也是一样。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历史的假说

   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虽然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完全是基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战争的描述而作出的一种解读和概括。艾利森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概括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而且他还用这个概念来分析过去500年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修昔底德陷阱”专指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那么未尝不可,毕竟古希腊时期的两个城邦国家的确是因种种原因陷入了长期的战争。由于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这场战争,因此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概括,出于权威性、传播性和可接受性等原因,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艾利森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并不限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而是用这个概念分析500年来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而存在的,只要存在着“势力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惧”,就必然出现所谓的“陷阱”进而走向战争。很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客观事实。就正如艾利森自己所列举的16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情况,并非所有的崛起国与守成国都会走向战争。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意义,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史上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也很难具有说服力。

   退一步来说,即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能够用于分析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使用时也不应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然而,从艾利森的著作来看,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艾利森指出,修昔底德并不认为雅典崛起导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于雅典变得更加强大,斯巴达变得更加紧张,“让战争得以避免变得愈发困难”。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概念连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上都成了问题,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概念了,更不可以用在分析其他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上。“修昔底德陷阱”能否成为一个概念,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关于战争的原因,学术界最初普遍接受了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的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说法,但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战争起因也逐渐提出了质疑,至少战争的原因可能并非只有一个“修昔底德版”。由于修昔底德的著作经过了多次的转译,如从古希腊文到英文、再到中文的转译,研究者的理解更加困难,最终就只能选择自己理解的一种,从而构成了研究者自己理解的一种版本。关于这一点,何元国对国内外研究的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由于转译所导致的误读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有两个问题争议最大,一个问题在于,战争究竟是“不可避免”还是“被迫”;另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还是“雅典人”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对这两个问题理解的差异也主要由转译导致。

   “不可避免”之说,是学术界的主流性理解。笔者不懂希腊语,但参考何元国的对比研究和艾利森的书,并对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中文版转译本,可以看出,“不可避免”与“迫使”的意思确实是相去甚远的。在如今看到的英译本和从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中,“不可避免”被当作一种通译,“不可避免”强调的是客观性,也就是战争的原因是由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所致。然而,任何战争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结果,战争的爆发不可能具有客观必然性。按照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和相关的理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翻译成“迫使”更接近古希腊文的本意,即“迫使他们开战”。于是,这里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究竟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还是“雅典人”迫使他们开战?根据古希腊文的语法结构和相关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是“雅典人”而不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迫使斯巴达开战,而这二者的差别长期以来是被学界所忽视的。

   关于“雅典势力的壮大”迫使斯巴达开战的观点,何元国从历史视角进行了考察并予以否定。他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前5世纪下半期)的雅典经济并无实质性变化。那么,由此引起的什么政治的、社会的变化都无从谈起。至于技术革命,雅典航海技术领先全希腊,但那指的是装有三层桨的战舰,以及在开阔的海面上通过快速机动来拦腰撞击敌舰的战术。商船使用风帆作为动力,没有显著变化。”既然雅典的实力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不仅艾利森所谓的“结构性压力”是一种假象,而且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战争”之说也同样不能成立。晏绍祥也对修昔底德 “战争是因雅典四处扩张引发斯巴达人担忧的结果”之说予以了否定。他说,诚如修昔底德所说的那样,“斯巴达人对战争表现得相当犹豫,不愿主动与雅典开战”,对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后不顾反对而修建城墙的行为,斯巴达派往雅典的使者“并没有受命去阻止他们修筑城墙”;当盟国指责波桑尼亚勾结波斯人,斯巴达将他召回后不再派人去接替联军最高统帅的位置,而是把领导权交给雅典人,并认为“雅典人是完全能够胜任领导职位的”。但雅典人通过提洛同盟不断染指希腊大陆并接纳斯巴达人的敌人,而且“烧毁拉栖代梦人的船坞,攻克科林斯的城市卡尔基斯,在西基昂登陆后,击败西基昂人”。修昔底德的这种描述,似乎证明了他有关战争原因的判断:雅典人是侵略者,斯巴达人不得已才投入战斗。但是,晏绍祥认为,战争与雅典是否崛起并无关系,而是因为斯巴达觉得雅典长期以来表现得不够恭顺,从而引起斯巴达对雅典的敌意。长期以来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大约在公元前510年至前509年,斯巴达人推翻了雅典和除西西里以外的希腊其他地方的僭主制,斯巴达成为雄踞希腊大陆上的霸权国家。然而,新生的“民主政治”“根本没有服从他们(斯巴达人)的意思,他们便觉得,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自由的话,则这些人很可能有一天会与他们势均力敌。但如果这些人受着僭主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这让斯巴达人非常不高兴,以至于斯巴达要重新找回僭主并使其回到雅典。也就是说,政体是否壮大、如何壮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服从斯巴达人。从这也可以看出,“斯巴达对雅典的政策,取决于雅典是否听从斯巴达的号令,而不是雅典是否对它构成威胁”。后来,波斯的入侵促使希腊城邦之间携手合作,但时而不时的冲突一直是存在的。当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就又重新凸显出来,双方于公元前460年爆发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合约使战争暂时告一个段落。公元前431年爆发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不过是以前发生的众多战争的延续,战争的原因几乎也一样,甚至斯巴达在摧毁了雅典之后依然还在继续对希腊其他城邦进行征讨。这些情况表明,希腊大陆的任何一个城邦,只要任何时候对斯巴达表现得不够忠顺,都有可能被斯巴达“教训”。这里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上,即不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而是“雅典人”“迫使”他们开战,因而,战争的爆发就与相互的认知有着重要的甚至是直接的关系,也就是晏绍祥所说的斯巴达对雅典的长期敌视。敌视与实力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主要是认知问题,诸如前面所说的雅典对斯巴达的不恭顺、不顺从,当然还有斯巴达对雅典诸多行为的不满,包括雅典无故抢走了斯巴达的海上主指挥权等。因此,“让希腊本土不得安宁的,恰恰是斯巴达这个老资格的霸主”,而不是雅典势力的壮大。

   根据上述分析,这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战争与雅典势力的壮大没有关系,况且雅典在战争前的实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公元前431年的这场战争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争霸战争。第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没有真正停止过,这场战争不过是希腊城邦之间长期战争的延续,斯巴达在摧毁了雅典之后,对不恭顺城邦的惩罚性战争依然在继续进行,因而当时的希腊并非只有两个势力中心,而可能是多中心的结构,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第三,认知往往是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最重要原因,斯巴达对雅典乃至其他城邦的认知,对斯巴达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四,归结起来就是一点,“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假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用这个假想的概念来分析500年来国际关系史中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科学的。

  

“杜牧陷阱”:大国成长无法逃避的困惑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假说,那么艾利森用它来分析中美关系也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包括爆发战争);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美两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显然并非明智之举”。退一步说,即便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很难符合国际关系史的客观实际。因为,假若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则大国成长的关键是处理与外部环境(关键是与守成国)的关系问题。那就意味着,外部因素在大国成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纵观国际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内部问题才是大国成长的关键,笔者将此概括为“杜牧陷阱”。

何谓“杜牧陷阱”?这就需要研究战国时期六国为什么灭亡,以及秦国统一六国后为什么又很快倾覆的原因。唐代著名散文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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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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