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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价值

更新时间:2021-02-05 23:20:30
作者: 谢茂松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让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一时难以适应。他们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与资金,想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方面又心理不平衡,将中国人视为暴发户,还充满种种疑虑,甚至焦虑、恐惧中国很快也会在他们引以为傲、一直垄断的高科技上超越他们。

   中国的复兴如旭日东升,它在世界最终展现的应该是怎样的形象呢?中国的伟大复兴是在富强基础上更为规模弘远的文明复兴,“文明”就是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中代表太阳的离卦:“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光明连续不断而普照四方,代表着“正道”,今日中国的发展正是具有“正道”意义。中国最终要展现于天下四方的是其文化价值观,中国历史上为周边所吸引,也正因其被视为“礼义之邦”的文化吸引力;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中国内部而言,也正在于其“礼义”的文化价值观之维系而能化育人心、性情,从而能可久可大。  

  

   一、中国价值观对于西方的“经济人”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开始从亚洲价值观的角度来解释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动力。亚洲价值观包括重视勤劳、节俭、教育、组织、纪律、长远利益等,但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反过来让西方质疑亚洲价值观的有效性。西方向来是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之下的高速发展,历史文化与价值观重新成为西方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框架。但中国经济的成功其实有超越西方经济学对于人作为“经济人”的假设的面向,如果不能深刻理解这点,那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还是暴发户,根底上还是对于西方经济人的效仿。

   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欧洲各国一流的思想家们一直有着非常深刻而尖锐的批判。德国的马克斯·舍勒批评资本主义不是将世界看作是有机的家园,而是看作冷静计算和工作进取的对象;批评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基于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而摧毁了一切共同体,最终把人引向外在的法律契约和利益结合。舍勒也提及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讽刺资本主义市民化。①英国的卡尔·波兰尼批判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破坏,提出保卫社会。②欧盟的构想者、法国思想家科耶夫最早提出历史终结论,只不过他的历史终结论完全不同于后来特用大用其说法的学生福山。科耶夫批评世界历史将终结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经营逐利、消费满足的粗俗化;他为日本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而提出“新拉丁帝国”的理念以对抗美国资本主义,新拉丁帝国就是要重建法国等天主教、拉丁国家优雅、艺术化的生活方式。③

  

   二、礼:中国文化的最底层结构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价值观是对于西方经济人的超越。面对西方发展了500年的自由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在全球的强势,中国之所以能够超越之,来自于中国文明最底层的结构与秩序,这就是“礼”。礼贯穿于政教秩序安排之全体,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分言之为“礼治”,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分言之为“礼教”。在礼文化中,政与教合一;统摄于礼的政教合一,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政教合一。人类学家张光直把世界上的文明分为原生道路与次生道路文明这两大类: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原生道路文明具有普遍性,次生道路文明反而是例外的。

   张光直从文明连续性的角度提出中国是原生道路文明,但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何是原生?什么是原生?中国文明能够连续不断裂的原因、动力所在?笔者对此提出一种看法:中国作为原生道路文明之“原生”,在于礼之延续与更新、转化。

   西方文明的政教传统分别是古希腊雅典传统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传统,后者不是来自欧洲文明自身的,而是来自欧洲外部的中东,故而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而中国文明的政教即礼治、礼教则是其所自身固有的礼的一体两面。

   “礼”是原生的,自然形成、发展,为中国所固有,并且几千年来一直连续不断,而世界史上其他国家、民族,对于“礼”则或缺少,或最初也曾拥有,但后来由于文明的断裂而最终没有延续下去。唯独中国的礼文化是一直延续至今的。这本是文明发展的常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却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④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才是正常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国民是有年龄的,中国的国民已是富年,而日本、欧美尚属于幼小。他更进一步指出:“纵观中国过去的经历,从某个时代以来的历史,是其他国家的国民——当然像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除外——尚未经历过的,这暗示着这些国家的国民还要经历的一种状态。像日本或欧美各国那样,自认为其民族生活要比中国进步,这些想法不用说是大错特错。”⑤晚近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识到现代国家的官僚制,中国在两千年的秦朝就已确立,中国在这点上领先世界两千年。

   理解“礼”之为中国文明的底线结构,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周三代礼之大成,可谓是历史重大时刻,孔子继周公之后而“周孔”并称,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针对子张之问:十世可知也?”孔子的回答是:“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八佾》)百世为三千年之后,孔子点出了礼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普遍性以及“可长可久”的文明连续性。

   周礼之根本为分封制和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相结合。西周以分封制分封诸侯,周天子与同宗诸侯为叔伯关系,同时,异姓诸侯则通过联姻而有甥舅关系,所以在西周分封与宗法一体,“国”与“家”一体。秦汉以后,封建制变为郡县制,国与家在政治上分开了,但在伦理上却通过拟血缘的类推而依然联结,即“父母官”。《诗经·小雅·南山有台》说:“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礼记·表记》说:“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东汉《白虎通义·号》引《尚书》“天子作民父母”。由此,郡县的政治原理,成为“家”的原理的推扩,官、民的关系被自然比拟为父母官与子民的关系。

   封建易为郡县后,由于拟血缘的类推,整个社会国家重新被看作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宗法共同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中国原生道路文明之为原生,连续不断裂之所在,就是北宋张载在《西铭》所表述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髙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徳,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宋代承五代之大乱,其所面临的古今之变,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今之变一以贯之的都是宗法问题。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种种实践、调适,亦有与中国历史上的古今之变具有相通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身是否也可视为新的拟宗法共同体呢?

   宗法精神亦灌注于中华民族之融合,《礼记·礼运》说:“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语·颜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观念盛行于中国,这也就有南北朝时,匈奴人刘渊寻找和汉族的共同祖先,自姓刘,立国号为汉,此后鲜卑人自视是黄帝的后裔,羌自视为舜的后裔。

   从礼的延续与转化中,我们看到了礼作为底层结构并连续而未断裂。这并不否定礼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更新,也不否定历史长河中有礼坏乐崩,但却总是能一次次重建、更新,剥极而必复。当上层、国家、朝廷大乱、政治失序时,民间基层社会的宗族就起到了社会自组织的重新整合社会的作用;而当朝廷、社会上下都失序而大乱,如到五代乱到极点、文明也坠落于谷底之后,则剥极而复,有北宋之兴起:一方面是出身于武人的宋太祖赵匡胤优礼、不杀士大夫而兴文教;另一方面是,中国文明的三代理想社会及其礼作为理想原型,激发宋儒致力于重建礼教、宗法的持续工作。

   故而礼之连续,并非是停滞没有变化,而是古今一体与古今之变的张力,《礼记·礼器》说“礼,时为大”。所以在把握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时,深刻理解连续中所具有的一以贯之、不变之“道”、“道之常”的同时,也要把握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古今之变”,把握延续中的损益、变迁,以及不变与变的统一关系。

  

   三、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高、中、低三个层次

   礼作为中国文明的深层秩序,政、教皆从此发生。在中国文明的脉络里,礼与乐合称,即礼乐,代表了礼文化内部的张力。礼乐文化包括内在的文化价值观与外在的仪式两部分,内外相交养,缺一不可。

   《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礼乐又被上升到天地之序与天地之和的高度:“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记·乐记》)礼、乐所抽象的价值原则为别异与合同的张力,也就是秩序与和谐的张力。礼、乐也被表述为亲亲与尊尊、仁与义、爱与敬,其实是一个东西。程颐辨析亲亲与尊尊、仁与义的关系:“昔者圣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唯能亲亲,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贤,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唯仁与义,尽人之道;尽人之道,则谓之圣人。”(程颐《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亲亲是以家、家族、宗族为社会的核心结构,其原则是孝悌,由近及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尊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在政治上则是士大夫政治。家与国的关系是移孝作忠,忠君就是孝父,君在古代被称为“君父”,忠君爱国是一体的。中国政治是礼教政治、德性政治。中国作为广土众民之大国,治理这样的大国不能只是单纯依靠政治权力,这样的成本太大,还需要传统的宗法思想和宗法感情,用此精神的力量凝聚社会上下。

   周礼是政治与教化合一,政刑礼乐融合为一,习礼、掌握礼者为士君子。后世则称君父、官师,拟君为父,拟官为师,除了行政之种种政事,更为优先的是化民成俗之教化功能,不然则仅是俗吏而已。隋唐以下的科举制表面看来只是考试制度、官员选拔制度,好像不属礼教,但其实是得礼治之精神,即得礼教之“尊尊”、尊贤精神,学而优则仕,士大夫政治也就是礼治,治、教重新合一。而法家仅取周礼中所有的行政之一端,而遗落了教这一端,而成其为法家,为“法治”,有其偏失,最终与儒家合流,即法家的儒家化,礼法合一。

   礼作为传统的连续性是活着的传统,如水流一样,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礼乐精神呢?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是对于传统士大夫政治的继承与转化,其精神正是“礼”之精神。

对于礼乐文明在周代以下的连续性以及“礼,时为大”的变迁把握了之后,则可以理解今天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今天让海外消除对于中国的误解、疑虑,让海外开始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可以分高、中、低的三个层次来谈。低者,就是中国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道器合一,在器中把道讲出来。中者,即是儒家的道高明而极中庸,主要是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这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克服与超越。高者,则是这一整套“中庸”、中道的制度背后一以贯之的“正道”,即文化价值观,这一套文化价值观作用于每个中国人的人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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