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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

更新时间:2021-02-02 23:19:25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明清以来,地权形态的发育及其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使土地流转趋于活跃,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资源配置。通过地权市场,农户将目前收益与未来收益进行调剂,可以在各种要素及其收益之间自由选择与多样化安排,实现其融通需求。各种生产要素处于动态组合之中,资本从各社会阶层流向土地,土地通过各种交易配置到具有生产效能的劳动力手中,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效率。中国经济的这一历史遗产,在国内长期未得到学术开发与创新性挖掘,相反,旧有成说使人们陷入历史认识的误区,并对现实的土地制度变革产生疑虑。

   关键词:土地流转,地权交易,经营性地权,融通需求,资源配置

  

   土地交易与流转促进资源配置与土地收益,这是中国传统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明清地权市场的进一步发育提高了经济效益,使中国有限的土地与生产力水平之下能够养活人类1/4以上的人口。然而,地权市场在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认识。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土地买卖造成地权分配不均,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继而形成经济低效率与社会动荡,这一成说使国内学者的理论探索受到很大局限,海外学者则从不同视角挖掘中国经济史上的宝贵遗产。张五常(1969)以中国近代分成租佃合约的资源配置理论奠定了他在制度经济学中的创始人地位,John Lossing Buck(1937)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赵冈(2006)从地权分配的角度,Madeleine Zelin(2004),Peter Ho(2005),Thomas M. Buoye(2000),彭慕兰(Pomerantz,2008a)从产权出发考察明清与近代中国的地权市场,近年来国内学者亦开始了重新审视。

   地权市场的高度发育是明清与近代中国独特的制度遗产,当代中国不复存在,在学术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本文在大量原始契约与复杂案例的整理基础上,在进一步挖掘中国地权市场与租佃关系这一历史宝库中反思成说,对地权所承载的融通与资源配置等功能进行深入考察,从历史源头上寻求地权交易理论的创新,同时也可望对当前中国土地流转的改革带来借鉴与启示。

  

   一、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流转:明清以来的突破性发展

   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其流转与组合取决于其交易手段与市场的发育程度。明清以来,土地交易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促进了土地与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且开始突破地域与特定群体的限制,从人格化交易走向非人格化交易(龙登高2007)。

   1.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

   复杂多样的地权交易形式(龙登高, 2008a),或依托于地权,或以土地为媒介展开,或直接进行地权转让,说明土地所承载的交易功能之强。除了直接的产权转让形式之外,更多的是以土地为中介的债权融通型交易。

   债权型交易不发生地权转让,但通过交易实现了融通性需求。其形式多样:以土地为担保的借贷形式(如“按”,类似pledge);以土地为担保并以地租或利租来还本付息(“押”相当于collateral);约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与收益占有来偿还借债(“典”,即pawn broking)。“当”则是以地权为中介的各种借贷形式,相当于pledge or hock。

   地权直接转让的形式也灵活多样,包括活卖、绝卖、佃权顶退、找价、回赎等,其规则取向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地权所有者的权益。清代还出现了合伙与股权等地权交易,出现了雇与佃之外的委托经营形式“包”。

   土地所有者可以选择债权交易以保留地权,也可以在地权直接交易中保留或再获地权的多种可能性。在保留地权的前提下,通过土地交易实现融通需求。也因此,频繁的地权交易并未导致人们想象中严重的土地集中与兼并(丁骞,2008),相反呈现土地占有分散化的趋势(方行,2000)。

   凡此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在金融工具缺失的时代充当了资金融通工具的替代,农户赖以济危解困,延续家庭经济与再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经济收益。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为土地的流转及生产要素与资源围绕地权的组合和配置提供了条件。

   2.资产性地权与经营性地权:土地流转在地域与社会阶层上得到扩展

   明清时期各地普遍出现同一块田的地权析分出田面权与田底权的现象,南方尤为突出。田面权由佃权演变而来。佃权交易时,地主无权干涉。在佃权具有完整产权形态下,田主不能任意占有或改变佃权所有者,官府亦认可这种佃主权。田底权与佃权各自的买卖可以互不相干,田底权交易时,田面权可以维持不变,佃主不受所有者变更的影响。

   以往学者认为田面权是一种使用权或经营权,彭慕兰(Pomerantz.2008a)指出它也是一种形式的产权,龙登高(2008b)则明确以资产性地权与经营性地权来分析一般情况下的田底权与田面权,陈秋坤(2008)则称为业主权和佃主权。二者都具有各自独立的产权属性,其收益权则有所不同,资产性地权获取投资带来的土地收益,经营性地权则更多地获取劳动收益。在佃权分解的情形下,分别称为地租与佃租,或分别称为正租与佃租,或业主租与佃主租。

   地权的分离及其各自独立进入市场,使更多的农户能够进行地权交易,经营土地,拥有地产,进入地权市场的门坎降低。下层中农与贫农可以通过获取价格不高的田面权而拥有地权,远离土地的外地与城市居民则可以通过田底权来投资土地而不需直接经营。表1所示浙江临海县开石乡,经营性地权(田面权)主要由中农与贫农所有,分别占总数的43%、34%,合占76.7%。 在绍兴鉴湖乡四个村,占人口36.68%的贫农,虽然其清业田和田底权的比例不高,但田面权所占比例达到32.32%。有意思的是,该乡的佃中农,占总人口的24.18%,田面权与清业田所占比例都高于人口比例,分别达39.13%、27.96%;其所占田底权的比例事实上也接近人口比例,达20.96%。资产性地权的占有者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本乡地主;外地与城居地主;族田等集体所有,表1所示,浙江临海县开石乡比重最大的是“公田”,通常是家族所有,占总数的47%。这大大减缓了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度,使土地产权与劳动力直接结合在一起。资产性地权与经营性地权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地权流转的地域限制,扩展了地权流转的社会阶层范围。

   此外,由于田面权的广泛存在,农村居民在地权占有上的不均衡度得到相当的减缓。表2计算了苏州与浙江一些地区的土地占有基尼系数,考虑田面权与否,基尼系数大不相同。如果不考虑田面权这一普遍现象,基尼系数被严重夸大(丁骞,2008),远远脱离实际状况。

   明清以来,地权交易突破地域、宗族等特定纽带的限制(李文治,2007),从人格化交易走向非人格化交易,在形式、广度、深度上得到发展,地权市场承载的功能增强,为资源配置与生产要素组合开拓新的空间。

  

   资料来源:临海县开石乡农村调查,1952:《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55-156页。据胡华(2004)整理。原注:开石乡因去年征粮时,正绍田大多以按对半折合成清业田,故表中正绍田数少。

   表2.田面权改变地权占有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丁骞(2008:41),长洲三个图的数据出自赵冈(2006:59)

  

   二、目前收益与未来收益通过地权市场来调剂

   任何家庭的收入、开支与资产状况在不同阶段都不一样,都存在资产组合与时段配置的融通需求,在金融工具缺失的传统社会,地权市场在一些场合下提供了管道满足此类需求。这种跨期调剂与优化,是不同农户通过地权市场的交易而实现的,实际上也可视为生产要素的组合与配置。时间上的调剂,表现于如下几个层次。

   持有地权,能够获得地租,即土地所有者的未来预期收益;出卖田地或进行融通性地权交易则能获得现金流。是注重拿到手的现金收入,还是注重具有一定风险的未来收益?各人会根据不同的情境与需求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例如福建瓯宁,75岁妇人周邱氏,儿子身故,年老穷苦,无依无靠,将田出卖获得88两现银。其田每年可获16担租谷(刑科题本:No.198),但丰厚的未来收益对老人来说没有太多预期。老妇人来日无多,未来田地收益有风险,地租征收有风险(欠租是普遍现象),现银则踏实得多。

   在押租制中,家庭资产组合与不同时段的配置的地权功能表现最为突出。各地常见的押租制,是农户佃种土地前需要向地主支付一笔押金(批头银、批礼银)才能获得佃耕权,此后每年向地主交纳地租。这相当于风险抵押金,以确保未来地租征收,因为拖欠租谷的现象渐趋严重(Thomas M. Buoye. 2000.)。

   如果佃主将土地耕种权出让,耕夫要向佃主支付“顶耕银”,这是佃权或田面权租佃关系中的押租制。如,黄成筠家于康熙年间将田种8斗以95两5钱卖与郭姓,乾隆10年准备原价赎回。时隔二三十年,其间郭姓于康熙年间以顶耕银10两5钱批给安锡佃种,至雍正四年,安锡老弱退耕,郭姓转批朱姓。朱姓给田主郭姓批头银5两,并还黄家顶耕银(10两5钱)。乾隆10年黄成筠欲赎回自耕,与佃户朱姓发生冲突。官府判决,田主黄成筠应将顶耕银退还给佃户朱姓,郭姓应退还批头银。(刑科题本:No. 184)

   押租金可多可少,押金多则每年的地租轻;押金少则每年的地租重。现金与地租的关系,其实就是当前现金流与未来收益之间的权衡:

   押租——现金流收益

   地租——未来收益

   显然,增加当前的收益(押租),就意味着未来收益(地租)的减少,或者可以说是未来收益的套现。相反,减少当前现金所得(押租),就意味着未来收益的增加,或者说,地主注重资产投资预期。如表3所示。

  

  

      据方行(2000:1838)整理。

   表3中,第3例是减押增租,道光23年主佃双方协商押租金为200两,次年减至100两,但相应地,未来每年地租增加5石8斗。第4例亦然,协议改变是因为双方的需求取向发生了变化,此时地主注重资产投资的未来收益预期,佃农则可减轻当前的押租负担。

相反,第1例则是增押减租,嘉庆14年改变了4年前的约定,押租从250两增至385两,这新增的135两实际上未来收益的套现,地租则每年减少7石。双方的需求取向有所调整,地主更注重目前的现金支配,而佃农则期望以后每年地租负担减轻。第2例也是如此。当几次增加押租,地租则越来越轻,可减至趋近于零,此时则接近于把土地典、押或活卖给佃农了。方行(2000)形容后一种情况类似于分期付款,佃农通过多次支付押租金得到了土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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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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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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