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龙登高: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更新时间:2021-02-01 23:21:29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在市场欠发达、劳动分工较少的行业与地区,如远离商品市场的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等,以及农产品加,出现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的企业组织。相反,在劳动分工较细致的工业中,往往通过商品市场来建立工业运转体系,如丝织业与陶瓷业,最为典型的就是江南丝织业中的包买商。

  

   清代江南丝织业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账房把丝织的每一个工序都组织起来,支配着机户,也支配着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吴承明1985:379)。这是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实现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这个组织体系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关系。散工制的组织形式,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 ,成功地实现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如果要以企业组织来替代这些市场关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那么其交易费用之大可以想见。

  

   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中的许多工种,都专业化为独立的行、店,窑户中的一行只生产一类产品。这种专业化,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细小。吴承明(1985:27)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陶瓷业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

  

   马克思(1975:379-389)还把工场手工业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工场、有机的工场。前者适合的行业是,由多种独立部件组成,最终产品就是把这些独立部件装配起来,如钟表制作。这些行业中,局部劳动本身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性质不同的过程,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费用[13] 。真正的技术的统一只有在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有机的工场,则常常出现于这样的行业:制品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典型的行业如制针、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联系,减少了阶段转移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与劳动耗费。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形成了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尽管实际区分起来颇具困难,但马克思的逻辑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论证了结合的工场所具有的偶然性。不过,在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不仅结合的工场罕见于世,而且本来适合形成有机的工场的行业,仍是散工制主导,或者由商品市场关系主导。制瓷与制针、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反而分成专业化很强的各种工序与行店。纺织业多少也应属于这一类时序连续性的行业,而与部件汇总的钟表业区别更大,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观点,与西欧相比,传统中国的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企业组织的滞缓。正如杨小凯(1999:411-412)的数理分析所示,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是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条件在传统中国尚未出现。

  

   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与前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从市场购买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较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实现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具有的优势。

  

   六、余论

  

   以上所论,在清代苏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设备,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规模的集体劳动。但这种企业组织比较特殊。踹坊由包头投资固定资产开设,踹匠由包头管理,但踹匠工资即可变资本,由商人(布号)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14] 包头相当于布号代理,但同时踹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之间有矛盾,时有诉讼。为什么布号商人不直接投资于踹坊生产?主要是为了减少组织管理工人生产的成本,因为踹匠都是外来游民,凶悍之辈,并且抱成一团,很难约束,即使本地的豪强包头也不易驾驭,外来的商人将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为什么包头踹坊不完全独立地经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购布匹,加工后自己发售,那么其经营成本将很高,而且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布商已经建立营销网络。因此,在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主要通过市场关系建立了这种独特的棉布加工与销售体系,布商与踹坊主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通过商品买卖来维系,布商与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因包头的中介而转变成通过市场的某种委托关系,踹坊主与踹匠之间只存在组织与管理关系,雇佣色彩较弱。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发达的市场,替代了劳动组织。劳动组织的高成本,由商人与作坊主分担。这种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形成并建基于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之上,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这种组织体系的成熟性与合理性。

  

   本文所论,在明清企业组织的趋势性发展中得到了映证。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型,到市场更成熟的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吴承明1985:26)。在最发达的江南,工业企业形式一直以独立经营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为主,它是江南企业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李伯重2000,第十章)。这种趋势还延续到近代 ,一些实例也可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杭州的蒋廷桂,由于经营有方,绸机增至10台,雇了学徒帮工。但他不再增添机只,而是充当包买商向小机户放料收货,到光绪初年,他的蒋广昌绸庄支配的织机已达300台。后来他从日本购置铁制绸机,建立织绸工厂。同时仍充当包买商(胡慎康,1985)。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蒋氏作坊的规模达到10台织机后,并没有继续扩大规模后,而是充当包买商,这显然是包买商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高于机户规模的效益。作坊规模经济的效益直到先进机器的引入才得到发挥,即便此时,企业组织的利润也还不足以排斥包买商体系下的个体机户经营。

  

   农业企业的特征与工业企业组织类似,命运也相似,与工业、农业组织形成对照,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则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晋商、徽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庞大组织网络(张正明1995;张海鹏1995),在许多行业中,商业企业将各种手工作坊联结而成有机的体系。这是因为市场体系与分工特征适合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对它最大的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市场;产品质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环节而无需进入生产过程;社会内分工与分散化生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与更大的舞台;它对大型厂房与设备的要求较少,仓储或库房可以通过加快流通速度来缓解;而规模经济的效益,它可以通过扩大营销数量在庞大的市场中充分实现。

  

   如果说企业组织的发展存在各种制度性障碍,那么,个体手工业独立经营则在市场体系中如鱼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业中,劳动不存在考核费用,要素市场的滞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轻巧简单的设备,个体家庭得心应手,并以熟练的技术、不计成本的劳动耗费增强效率;细密的市场网络,使家庭工业能够依托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而获益,并弥补家庭内分工与专业化的缺陷。凡此都与科层企业组织的命运形成对照。种种迹象表明,与扩大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个体家庭经营在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纺织业等主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惯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这种局面很难改变,传统的这种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不是棉布、丝织业独有的现象,其他行业与部门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为典型,其他区域也广泛存在;它以明清时期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顺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强烈的趋势性表现。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足以反映传统中国产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论点。

  

  

  

   阿尔奇安与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99,《生产、信息成本与组织》,载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经济出版社中译本。

   保尔·芒图,198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多梅尼科·塞拉,1988,《1500-1700欧洲的》,载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德姆塞茨,1999,《企业再认识》,载《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范金民、金文,1995,《江南丝绸史》,农业出版社

   Hans Medick,1981,in Kriedte,Peter,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胡慎康,1985,杭州蒋广昌绸庄发家史纪要,油印本。转引自吴承明(1985:382)。

   John Hicks:1969,A 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中译本《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

   科斯,1994,企业的性质,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伯重,1985,水转大纺车及其命运,载《平准学刊》第三辑上册,商业出版社。

   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科学文献出版社。

   龙登高,1992a,封建市场比较:宋代中国与西欧中古盛期,载《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b,《个体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历史演进》,《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四期。

   1996,个体小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1997,《中国传统市场史》人民出版社。

   罗友枝(E.S.Rawski), 1990,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Academic Sinica.

   Mark Blaug, 1985,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press。

   诺思,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钱德勒,1987,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邱澎生,2001,《商人如何改造生产组织?清代前期苏州棉丝工业的放料制生产》,江南城市工业与大众文化研讨会论文。

   全汉升,1996,清代苏州的踹布业,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稻禾出版社。

   吴承明,1985,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果集中于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7,《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徐新吾,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杨小凯 黄有光,1999,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伊懋可(Mark Elvin),1973,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张海鹏等主编,1995,《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张正明,1995,《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张五常,1996, 企业的契约性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894.html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