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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黄老易学与道教关系研究的肇基——以汤用彤陈寅恪论历数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1-01-28 23:10:40
作者: 赵建永  
与《太平经》相同。由此可知,其时黄帝学已有致太平的思想,这成为《太平经》核心理论的重要来源。

   后来的探索和新史料的出土,证实了汤用彤的这一论断。“太平”一词首出《黄帝四经》“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亦见于《吕氏春秋·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天下太平,万物安宁。”《太平经》和“太平道”之名来源于此义,它们阐述太平之道的信仰与主张,鲜明体现了黄老学特色。早期道教的“太平”教义与黄老道家经典《黄帝四经》《吕氏春秋》《泰阶六符经》一脉相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平”之义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如:甘忠可作《包元太平经》,哀帝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于吉传《太平青领书》,张角建“太平道”,老子被神化为太平帝君并盛传其化名“李弘”降世为太平主,北魏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为年号等。

   关于黄老学与阴阳、神仙和图谶诸学的关系,汤用彤还在《读〈太平经〉书所见》中指出:

   汉初重黄老道家,乃君人南面之术。《汉书·东方朔传》注引《泰阶六符经》所言,似可证之。然其于阴阳神仙之关系若何不详。汉儒通经致用,董子之学已杂以阴阳五行。孟喜、京房之《易》,作于宣元之世,而哀平之世,图谶乃大起。18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现知学术界用“黄老道家”四字来称谓汉代黄老之学的最早出处。引文提到的《泰阶六符经》久佚,其与阴阳家、神仙家的关系,虽史料阙载,但《泰阶六符经》以天象对应人事的意象思维,也与汉代公羊学、易学中的阴阳五行灾异论相互呼应。汉代此类阴阳、图谶和历数的繁盛,为黄老道术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促成了《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的出世。

   陈寅恪1933年发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认为《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有相似处。19汤用彤在陈文基础上,又根据陈寅恪来函提示的历数学线索,进而结合汉代流行的黄老学和易学,从现存《太平经》所倡兴国广嗣、主火德和元气说等方面,断定《太平清领书》脱胎于《包元太平经》。20

   《汉书》载,甘忠可弟子夏贺良劝哀帝亟需改元易号,以使寿延子生灾息。哀帝信从其说,于公元前5年首创使用四字年号“太初元将”,并增益漏刻为120度。对此,汤用彤指出《太平经》不仅有《包元太平经》的广嗣、兴国之义,而且含黄老无为之理。例如: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阴阳俱得其所,天地为安。21《太平经》这种身心兼修、“身国同构”的思想,是对黄老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和发展,而从“内圣外王”到“身国同构”,又可谓黄老学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汤用彤指出《太平经》“上接黄老,推尊谶纬。而其流行之地,则在山东及东海诸地”。22他从于吉《太平经》中所倡“元气包裹”之说,看出它与《包元太平经》的渊源。《道藏》中《道典论》引《太平经》云:“元气包裹天地,八地八方莫不受其气。”郑玄《易纬是类谋注》亦释“元苞”为太极混沦之义。因此,汤用彤认为《包元太平经》之书名可能引自纬书,而于吉袭取其说。甘忠可言汉为火德,《太平经》亦然,应上接《包元太平经》而来。23如今学界已普遍接受了这种看法:《包元太平经》渊源于燕齐海滨地区,其内容逐渐增加而成《太平经》。

   因时代隔阂,初看《太平经》似感杂乱,实则该经深蕴内在的有机联系,其中贯穿的主线就是黄老易学思想。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太平经》)把阴阳、三统、四时、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巧妙地配合起来,……将汉儒的致太平之说,以道家虚静无为自然之说予以转化;把治身之法与治国之道,打并一气。”24以上所论从地域和思想方面,都说明了《太平经》与黄老道家及汉易具有深厚的渊源。

  

   二、汤用彤陈寅恪通信之二——以历数刑德说判定《太平经》年代

   陈寅恪接到上述4月14日汤用彤的回信后,立即覆书,惜已不存。而汤用彤回复陈寅恪的第二封信,直到1986年蒋天枢在整理自己所存陈寅恪旧稿交付陈美延之前,才从中检出。今节录如下:

   来示敬悉。《太平经后序》,令学生抄好特奉上。其中错字(“倏”作“條”之类),据言均出于原文。序中所言之西域(城)王君,25《真诰》曾载其言,有太平壬辰之运等语,当亦与太平道有关。……

   至若《高僧传》之法和,与道安同学,应姓竺。但《佑录》九《中阿含序》称为冀州道人穆法和(称冀州者,当因其游学之地而言),当因从道安僧人姓释之说而改者。依其时代地点言之,可为姚秦时昙影、法穆之师。而安公与王嘉,善知历数(弟不忆藏经中此段)。《水经注》谓泰山僧朗(亦佛图澄弟子,与张忠善)善气纬。法和似曾于太元五、六年时,与道安同至泰山金舆谷,当见朗也(或苻坚遣之去存问朗者)。而王嘉、张忠均道术之士,则法和通阴阳历数,或亦可能。至谓《殷绍传》之昙影即罗什弟子,似亦无抵触。26但弟寻不得更直接而有力之证据,愿兄有以教之。……

   来教所言历数诸端,至为重要,切望早日写出为祷。

   顺颂道祺

   弟彤顿首,十八日。

   《太平经》《淮南子》之“七舍”,钱塘谓为《周髀》之“七衡”。弟前曾比较读之,殊不类。兄以为如何?27

   据该信与前信内容的连贯性来判断,这两次往来的通信都应在同一年的4月所写,因间隔日期甚短,故而省略了月份。陈寅恪接到18日汤用彤的回信后曾再覆书。蒋天枢说陈先生的这封回信“当存汤氏后人处也”。28为此,笔者2013年专门问过汤一介先生。汤先生说:“此信我已记不清。‘文革’初期,在抄家、批斗的压力下,为避免招灾惹祸,就把家里所有能找到的父亲与陈寅恪等人的通信统统烧掉了。”考虑到汤用彤和陈寅恪都有在藏书中随手存信的习惯,笔者觉得陈寅恪的这三封来函,若能躲过动乱劫火,也许就夹在汤用彤现存的万卷藏书之内,有待后人耐心搜寻。

   陈寅恪来函提出《太平经》授受人与通晓历数的佛教人物是否有关的问题,汤用彤对此基本予以否认。汤用彤回信中所提王君太平壬辰之语,与太平道和历数皆有密切关系。据陶弘景《真诰》载,西城王君向上清派祖师魏华存亲授:“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也。既得为人,去女为男难也。既得为男,六情四体完具难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国难也。既处中国,值有道父母国君难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学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难也。善心既发,信道德长生者难也。既信道德长生,值太平壬辰之运为难也。”29王君多次强调的“太平壬辰之运”,是早期道教关于末世的言论。而其所谓救世主,即是将于壬辰之年降临救度世人的“金阙后圣帝君”(神化了的老子)。“壬辰”在《太平经》中有孕育、生成的含义。如卷九三:“怀妊于壬成形。”卷一○二:“是故斗建于辰,破于戌。建者,立也,故万物欲毕生。”30这种说法可以揭示早期道教选择“壬辰”作为终结末世、迎来理想社会的原因。

   汤用彤认为陈寅恪回信所言“至为重要”之“历数诸端”的具体内容,因该信尚未发现,不得其详,颇为遗憾。但是,我们通过比较汤信和随后发表的《读〈太平经〉书所见》中的相关内容,仍可大致推测他们探讨的问题及其落实的情况。对于历数中的刑德说与汉代黄老学经典的相合之处,汤文指出:《汉书·艺文志》有《刑德》七卷。《太平经》常见刑德之说,且言之甚详。其以十二月、十二支、乾坤六爻,与六刑、六德相配合。此皆与《淮南子·天文训》所言相合,而述之更详悉。31《天文训》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故“十一月曰冬至”,“五月为小刑”。因此《太平经》以乾六爻配子月等,坤六爻配午月等。《管子·四时篇》云“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篇》亦曰“阴刑气也,阳德气也”。《天文训》曰“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为德”,又曰“冬至为德”“夏至为刑”,故《太平经》以十一月为德之始,五月为刑之始。此外,《太平经》所详述的“五方之兵”也与《管子》《淮南子》所载相合。32

   汤用彤在信末补白处还与陈寅恪商讨,他反复比较研读《太平经》《淮南子》与钱塘所论刑德之“七舍”说后遇到的问题。嘉定人钱塘于清乾隆五十三年撰《淮南天文训补注》二卷,谓《淮南子》之“七舍”为《周髀算经》之“七衡”,刘文典考证其说当承袭钱大昕而来。33胡文辉在《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一文中,引述汤用彤函中关于“七衡”与“七舍”殊不类之说,34但未作评判。笔者认为,“七衡”作为太阳每年运行的七条道路,与“七舍”在时间上虽有对应关系,但在其余方面确如汤说殊不相类。

   汤用彤与陈寅恪探讨的这一问题,在其《读〈太平经〉书所见》中有进一步论述。汤文指出:《淮南子·天文训》云,“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太平经》亦有室、明堂、庭、门、道巷、远野诸名。“术”指郊遂,故《太平经》谓之为“六远八境”,而“野”更在“术”之外,故曰“远野”。《淮南子》谓,“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此可谓为《太平经》十一月德在室之注解。《淮南子》又曰,“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此即《太平经》中所谓“夏刑在内室,德则到野,万物悉出归德”。《天文训》以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平分,故曰“刑德合门”,此即《太平经》之“刑德相半”。《天文训》曰,“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钱塘《补注》谓由此推之,德在巷则刑在庭,德在术则刑在堂。据此,汤用彤认为:

   《太平经》中十一月德在室刑在野,是与《淮南子》相合也。若依钱注则《经》中四月之刑处内室,应为堂之误。又按《管子·四时篇》亦言及刑德,而《淮南子》则较详。由此言之,《太平经》刑德之说,其来源固极古矣。35

   后世的研究和新出土文献都证实并丰富、深化了这一论断。《尚书》之《吕刑》篇,已将刑、德作为相对的概念联用,如“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朕敬于刑,有德惟刑”。《韩非子》将刑德概念界定得更具体,以刑为杀罚,德为庆赏,与《尚书》一脉相承,皆属政治学的表述。《黄帝四经》以刑德为理论核心,并将之与阴阳结合起来,以阴阳为刑德的自然根据。随后,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把对宇宙现象的认识,都纳入“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的易学模式中,大到国家命运,小至个人吉凶,皆可由象数昭示。从《尉缭子·天官》《淮南子·天文训》和马王堆帛书《刑德》等文献来看,刑德已多是凭干支历算推演吉凶的术数。因此,原本用于政治赏罚的刑德概念,逐渐变成与阴阳、四时、星象密切相关,而表示吉凶、生死、消长、有无的带有数术色彩的范畴,且将之托源于黄帝。

   特别是《刑德》篇,由于是汉代黄老道家的重要出土文献,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不仅印证了与《太平经》一脉相承的黄老刑德思想,更佐证着《太平经》的成书年代。1997年4月9日,饶宗颐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上讲:

   汤老《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谈及刑德问题,举尚书纬《刑德放》及《太平经》所言刑德为例,深有启蒙之功。近时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刑德”长篇,大放异彩,有助于研究。36

饶宗颐在汤用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旧文献,从历数和阴阳学切入,梳理了黄帝和老子皆师事容成氏(亦称广成子)的历史传说和思想脉络。他说:“楚地老子古本陆续出土,过去庄、老先后及老子书之年代诸疑点,均迎刃而解。又马王堆三号墓竹简《十问》黄帝四问中,其一为与容成对答, 葛洪《遐览篇》所记之《容成经》一卷, 必有出于此者。陆德明谓‘老子受学于容成’。关于老子思想之来源,于此可试探一些消息,因以容成遗说为题,作初步探讨……”37由此饶宗颐首倡“先老学”研究,从中可以透见黄帝学与老子学同源共祖的学脉传承渊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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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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