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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变革

更新时间:2021-01-26 15:30:27
作者: 李滨  
当时最有影响的反自由主义思潮当属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分属政治光谱的左与右。由于不同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首先赢得了胜利,而且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最初希望把革命引向世界,建立一个世界性苏维埃联盟。法西斯主义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获得了政权。而英美法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根基深厚,以改良的自由主义回应了古典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矛盾。

   反(改良的)自由主义成功都与危机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成功。20世纪20年代在经历“回光返照”后,古典自由主义在大萧条中“油枯灯灭”。大萧条产生的危机使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获得了成功,同时也迫使英美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新政”是这一改革最为典型的事件。法西斯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英美改良式自由主义都是促使国家体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即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干预经济生活,保障国民基本福利,但是它们彼此的内在经济组织方式不同,内部政治治理形式迥异,对外互动的方式悬殊。新的政治思潮也在改造着旧的国际秩序,使得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法西斯主义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寻求重新瓜分世界,建立法西斯主导下的国际秩序;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要求各国的革命围绕着保证苏联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改良式自由主义则要求维持其在世界的既得利益,即使以一定代价绥靖法西斯国家也在所不惜。之前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体按经济上是自由贸易(通过金本位来调节国家之间的差额)下的经济交往、国际关系以均势平衡为原则维护国际稳定。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大国间基本没有重大战争,主要是局部的、短暂的(不超过三周)战争。但这一时期,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几乎是“以邻为壑”,以此来保障各自国家的经济福利;国际关系上以全面侵略与整体战来彻底击败对手,重塑国际战略格局。因此,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层面上呈现出大动荡、大冲突的无序特征,引发了空前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本质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潮竞争的结果。这一竞争最终以进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和改良的自由主义战胜落后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而告终。

  

   三、两种主流政治思潮与冷战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开始。这次世界大战是以美苏两个不同体制的大国联合战胜法西斯国家而告终。两大国必然要以自己的意志来重塑战后的世界秩序。罗斯福总统1943年就通过报端阐述了美国的战后秩序主张。斯大林大致一年后也透露了苏联对战后秩序的主张。斯大林说:“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双方对战后世界秩序主张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战后划分势力范围国,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实施自己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彼此进行战后合作。这种安排最终在雅尔塔会议上敲定。但是,随着罗斯福的去世和战后形势的发展,这一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设想美苏战后相互合作来维持世界秩序,演化为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整个世界虽然以一种分裂秩序呈现出来,但双方之间的互动大体遵循相互彼此尊重各自势力范围、相互竞争的规则。

   美国领导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在国家体制上是一种福利或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是改良自由主义产物,但保留了传统自由主义国家作为自由市场监护人和生产资料私有原则的核心内容。福利国家补充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功能,用国家干预来弥补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这样,西方福利国家通过干预措施影响市场,使得市场成为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虽然战后的福利国家政府的作用极大地得到了加强,但保留了传统的宪政与制衡机制,并且在政治上又是以反共、排共为特征的。美国战后一定程度延续和发展了“新政”以来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通过“麦卡锡主义”清洗了国内同情共产主义的势力。在西欧和日本则是通过美国援助与军事占领成功地实施/完成福利国家的改造,并实现了国内的反共、排共的目标。由此,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福利国家确立下来。

   在国际层面,美国为西方世界确定了新式互动交往模式。经济上,各国按美国建立的新式国际经济制度交往,这种经济制度是“新政”的国际投射,或者说是福利国家有管理的市场体制的国际翻版。它一方面从制度上要求各国遵守开放市场的规范,防止经济民族主义恶性竞争,引发民族国家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规定了各国在一定条件下干预经济的自主权,并赋予一定的国际救助手段与资源,防止国际市场竞争造成对国内经济的过度冲击、引发国内矛盾与危机。正是国内与国际经济制度容纳了保障国内福利的成分,有学者称这一体制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 (compromise of embeded liberalism)。

   在国际政治层面,西方阵营形成了美国领导下的政治军事联盟,以此最后的强制力量武装保护着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它通过联盟关系把资本主义大国摄纳其中,防止其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引发政治军事冲突,同时也预防有关国家受到苏联体制的“侵蚀”与“渗透”。美国发动冷战的目的就是遏制苏联体制对西方势力范围的“扩张”与“渗透”,保护世界资本主义免受苏联体制侵蚀。只要读读被视为冷战宣言的1947年3月杜鲁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咨文宣称,当时的世界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造成一种局势,使我们和其他国家都能塑造出一种免于极权主义政权威胁的生活方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才在世界上组织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联盟。

   所以,战后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支柱是:福利国家及其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协调,以及美国军事实力以及它领导的军事联盟。这与19世纪英国治下的欧洲秩序依赖的四个要素(均势、金本位制、自我管理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完全不同。

   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以苏联为样板的。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单位基本没有私有的成分,基本是由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生产要素的调配、甚至是制成产品的生产与交换都是高度计划性,由此产生的分配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在政治上,苏联阵营的国家都是高度的集中统一,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清除了国内亲西方的因素。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工是以苏联为主形成的国际分工,基本不同资本主义阵营发生贸易关系。在这一阵营内,政治上,苏联通过过去的“共产国际”的传统影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法西斯占领的东欧国家掌握着阵营的控制权。除少数国家独立自主外,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外交上少有自主权,苏联对其东欧盟国甚至提出“有限主权论”。这种过分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导致一些国家脱离了这一阵营。苏联阵营内部的分歧与西方阵营内部的分歧不同,西方鲜有彻底脱离联盟的现象(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独立倾向只是暂时现象),而苏联阵营先后有南斯拉夫、中国等脱离了这一阵营。

   两个阵营下的世界秩序也确立了战后双方的交往模式。战后两个阵营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交往,双方在政治上处于“冷战”的对立状态,彼此之间通过核武力维持战略平衡,默认对方的势力范围,比如20世纪50、60年代苏联军事干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分离倾向,西方国家除口头上支持外,基本没有给予分离势力实质性支持。西方阵营则希望通过经济繁荣、政治自由等影响来促使苏联阵营内部发生“和平演变”。除此之外,美苏两个阵营都在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外所谓的“中间地带”,扩展自己的影响,甚至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控制“中间地带”的国家与地区。

   战后在两个阵营之外的“中间地带”主要是由亚非拉从西方殖民主义挣脱出来的新独立国家组成。这些国家虽然都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大都没有逃脱冷战秩序的阴影。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阵营的影响与控制。

   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于19世纪的拉美独立运动。早在19世纪上半叶,拉美就出现了国家独立运动。这种独立运动从整体上看与美国独立一样仍然属于一种分离运动。因为这些国家(除海地外)的独立运动基本上都是欧洲白人殖民者的后裔摆脱其母体的运动。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者的运动。这一运动可以说是非西方被殖民(半殖民)民族向西方学习与造反的结果。因此,战后的反殖民主义一定程度上也与自由主义相关。自由主义随着西方殖民的进程传播到第三世界,刺激了他们的现代化之梦。第三世界通过学习把个人化的“平等、自由”上升为集体的“平等、自由”,通过学习把西方现代性融入民族独立与发展的愿景之中。这必然带来他们对外来压迫、剥削和歧视的反抗从而造成战后第三世界对西方的造反。

   战后代表旧殖民势力的大国衰落以及战后冷战秩序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因为战后新秩序的主导者美国与苏联都不是过去殖民主义运动的主要既得利益者;而且为了争夺“中间地带”,美苏两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反殖民主义运动。苏联早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民族自治,战后更是号称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美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期,在威尔逊总统提出和平14点计划中,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战后,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中间地带”也对老殖民帝国势力进行了“釜底抽薪”,以便取而代之,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

   但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以后新独立国家的建设进程都受到了冷战世界秩序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1)独立运动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导致了国内的内战,不同的派别由于分别受到两个阵营的支持,有的国家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战场,甚至造成民族的分裂。(2)独立后,虽然许多新独立国家希望保持中立与“不结盟”,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卷入冷战之中。因为一些国家没有美苏一方的支持,其国家独立、领土安全、经济发展、民族统一、社会和睦都会面临严重的风险。所以,战后世界尽管存在着所谓的“中间地带”,但它没有摆脱冷战秩序的影响,而是附属于冷战秩序之中。新兴国家可以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但少有国家在不受外来影响下形成独特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第三方力量。

  

   四、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世界秩序

   战后虽然形成了两个阵营和两种世界秩序,但在冷战的后期,两种秩序内部都经历着变革。这种变革在西方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并向世界扩散;苏联阵营的变革导致了集团的解体,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从属于冷战秩序,冷战秩序的结束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必然导致其国内秩序的变革,并且接受新的秩序约束。

   冷战结束前后古典自由主义的再度勃兴,以新自由主义的面貌影响世界,与冷战秩序下两种体制国家内部出现的矛盾以及国际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通过私有制加市场竞争而实现生产目的。在战后的西方世界,福利国家与国际经济制度影响了资本自由。虽然战后福利国家对改善需求和生产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但特有的高社会保障体制影响了资本的积累以及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矛盾在经济增长时并不突出,但在增长乏力和国际竞争加剧时矛盾就突显出来。资本报怨高福利和高税收影响积累和竞争力的声音随着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烈。另外,市场竞争性使市场具有天然的地理的扩张性。市场的竞争要求市场主体不受任何政治与地理疆界限制,实现更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规模效应;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市场的地理扩张性还受到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驱使。因为“资本主义市场是一架机器,它总是对抗着一切内外划分。这一机器会因壁垒与排斥而不畅,只有不断地把更多区域包容于其领域内才会繁荣。利润总是通过联系、接触、交换和商业产生。世界市场的实现将构成这种趋势的终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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