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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以现场实验为引导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四章)

更新时间:2021-01-26 15:18:35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的对象是农村,方法是调查,进路是制度,引导是实验。政治学人进入农村,研究制度,大脑里不可能是一片“空白”,不带有价值取向。田野政治学一开始就强调:追求实际,即强调实际先于理论;追求实验,即强调实验先于方案。通过实验,提炼和检验理论方案,使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正是通过多次现场实验,将我们的研究由表及里,引向深入。由此构成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的不同路径。

   一、以现场实验作为研究方法

   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事先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没有一揽子成熟的方案。“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改革探索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实验。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是从研究制度变迁进入农村田野的。农村基层制度改革是实践,也是实验。除了调查以外,实验也成为我们重要的研究方法。

   在我们进入田野研究时,“实验”还没有成为政治学人的研究方法。外国的实验政治学更是闻所未闻。但是,因为伴随改革实践,实验很早便成为我们的一种研究理念和方法。张厚安教授表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我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序”中明确提出“三实”追求,其中“一实”,便是“实验”。

   追求实验,即强调实验先于方案。我们要解释世界,成为学者;也要改造世界,成为实践者。而改造世界的方案应该来自社会实验。通过实验,提炼和检验理论方案,使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

   我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中提出了村民自治研究要进行“实验”的依据:

   改革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一场伟大社会实验,而在农村改革中产生和发展的村民自治,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实验。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它的成效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步显示出来,进而实现由民主制度向民主习惯的转换。村民自治亦是如此。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直接民主和现阶段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人们对其地位和意义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层面的民主影响更大,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城市更易于推进民主化进程。那么,在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重视基层民主?基层人民群众自治为什么首先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农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否有成效?是否合适?它与其他自治形式有何不同?是否属于自治?许多人对此认识不清,甚至持怀疑态度。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也出现了将村民自治视为仅仅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国家政治制度和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当村民自治能给农村治理或某些社会成员带来直接好处时,就被接受和采用,否则便被消极对待或放弃。与此同时,相当多数的人对实行村民自治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看不到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形式和治理方式,需要有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必须循序渐进,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正是因为对村民自治的认识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而这些看法势必影响村民自治进程。与此同时,从事村民自治研究也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理论论证,而应该深入实践去了解这一过程。我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中因此指出:

   社会科学研究本来以社会实践为其研究对象,其正确认识也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远远地脱离社会实践。这正是人们往往陷入抽象地讨论民主,或用某一既定理论剪裁现实而于现实无补的误区的重要原因之一。村民自治是一项亿万农民参与的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要真正了解、认识这一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只有深入其中,直接观察和切身体验,才能把握其内在的运动规律。

   深入其中,直接观察和切身体验,把握其内在的运动规律的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实验”。

   二、以农民参与为目标的“黄梅实验”

   实验是一种有目的的人为活动,通过这种活动观察对象的状况,发现对象的特点,掌握对象的规律。当我们进入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时,只知要实验,但对于怎么样进行实验,特别是政治学实验,并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这是因为,1990年代下半期,村民自治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民主的一个窗口,人们对其寄予各种想象。我们作为村民自治的研究者,自然会对这一热潮的来临欢欣鼓舞,村民自治终于由“冷门”变为“热点”了。但我们毕竟是学者。特别是以田野调查为方法的学者,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文本论证上,更要进入现场去了解,去发现真实状况。其中,最好的办法是“实验”。这是因为田野调查毕竟是外来人,是置身以外的观察者。只有“实验”,才能将自己作为主体溶入其中,亲自感受和体验实际过程,从而发现一般现象观察发现不到的内在因素。

   民主的重要特点是大众参与,人民群众是政治主体。这种政治主体不仅仅是文本上的,更重要的是实际行动者。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为农民参与治理过程提供了制度平台。但在这一制度下,农民能否有效参与其中,这是一个问题。正是带着这一问题,我们希望在湖北省选取一个村进行“村治实验”,通过实验了解和观察农民参与的现实状况。张厚安教授回忆道:

   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迄今,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从总的来看,实验是顺利的、有成效的。

   黄梅县的实验时间长,过程非常艰难。2011年出版的《南农实验》一书全面回顾了这一实验的过程。

   “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可谓是水月实验的实验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张厚安先生带领“中心”科研人员进驻月村。入村后经过认真的调查评估发现,实验开始之时也正是该村陷入困境之际。当时中共中央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要求是“三有”(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该村的现实却基本上是“三无”。

   根据调查情况,实验组在黄梅县委书记的直接支持下,试图通过农民参与的方式推进村治的改善。

   其一,民主选举。1997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进行村支部换届选举。首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预选,由党员群众直接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出6名正式候选人。随后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正式选举产生5位支部委员,组成新一届村支部。在村支部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村民李不仅进入6名候选人之列,而且以仅次于支部书记的高票当选为村支部副书记。这是镇领导和村书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在村支部预选后,当时主持选举的镇领导对要不要当场公布预选结果一直拿不定主意。在党员的强烈要求下,镇领导才决定当场宣布预选结果。最后村民李在正式选举中当选为副书记。所以,村民李可以说是从票箱里“跳”出的一匹“黑马”。

   选举结果当场公布后,群情激动,在场党员热烈鼓掌。一些党员甚至将选举会议视为月村的“遵义会议”,是该村历史上的转折点。镇领导也认可了这一结果。……村民们认为这是月村“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据实验组在其他地方的实地调查和对一些村民自治模范村的选举观摩,月村的村委会选举在民主程序上可以说是领先的。

   出人预料的是,村委会换届选举才200天,高票当选且踌躇满志的村民李竟自动辞职。镇、村干部和村民再三挽留,无奈村民李去意坚决,不再管事,令选民们大失所望。为使村里“有人管事”,月村不得不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一年后再次启动民主选举程序——改选村主任。

   其二,制定《村民自治章程》。选举后的村委班子当务之急是建立现代型民主法制管理模式,编制一套适合月村实际的“村民自治章程”,需要新当选的村委会领导全体村民去完成,“章程”制定后又将是规范全村干部和群众的行为准则。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村民代表都提出要对村账进行清理。实验组与县工作队认识到清理财务问题关系到“建章立制”工作的成败。于是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立即清债。清债工作遭到了村主要财务经手人的坚决抵制。由此可见清债问题困难重重,最后在县委书记的直接干预下,清理村财务的工作最后虽然进行了,但由于各种人为障碍问题并未彻底搞清楚。

   章程制定不容易,贯彻执行就更难了。

   黄梅县实验告一段落后,实验人员回到实验点访问。

   实验的发起人之一张厚安先生曾于2000年重返月村走访。2005年8月20日,为重现当年的村治实验景况,徐勇教授带领博士生重访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

   与当初展开村治实验相比,主要的变化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前村干部是上面任命的,现在是民主选举、民主推荐;二是没有实行村民自治之前,村民对村干部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村干部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所做工作与群众有矛盾;其二,上面的负担过重,收取税费太高,村民不理解有误解,以为交的钱都进了村干部的荷包;其三,村干部工作方方面面压力过重,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应付上面的工作任务,只考虑上面,老百姓的具体问题解决不了,群众抱怨多。如今重返月村后发现,这些看法已经被负担减轻、村干部民选、干群关系相对融洽所取代。

   黄梅县水月村的实验过程十分曲折,实验过程的结果经常出乎意料。我全程组织和参与了实验,并于实验结束不久,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以湖北省月村村治实验为例》一文,分析了这一实验背后的因素。

   月村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村主任民主选举。对选举的投入之大,选举的民主程度之高、程序之严格,不仅在该村前所未有,在全国可能也少见,因仅我们实验者就有多人一直住在该村,并给予指导。但即使如此,为什么出现了村民寄予厚望,本人也踌躇满志的村民李就职不到200天便坚辞其职呢?为什么一些村民开始表示积极参与选举,后又积极逃避呢?为什么村民第二次选举选择了钟,但又怀揣着不安呢?这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因素,也折射出不少具有普遍性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问题一:村民的积极参与意向与不甚积极的参与行动。

   问题二:法人行动者的责、权、利分离。

   问题三:民主选举之后的权力制衡和监督。

   问题四:外力影响与内源发展。

   通过对月村两次村主任民主选举过程及其变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在现阶段农村民主选举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是必然选择。其原始动因便是实行家庭承包后农民正在成为利益主体,其自主性日益增强,他们需要通过民主选举维护和扩大其利益。

   其二,民主选举程序启动后,并不一定会产生预期成果。这是因为,民主选举作为权力资源的分配方式,作为一种大众参与行为,会受到复杂多样的因素影响。在现阶段,复杂的利益格局和传统的体制架构是最主要的变数。

其三,与任何一种治理机制和方式一样,民主选举也是有缺陷的。但与其他机制和方式相比,民主选举可以保证权力的有序更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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