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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王明 陈月圆: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

更新时间:2021-01-24 23:29:45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王明   陈月圆  
在强势政府面前,它有时变得脆弱不堪。在王朝末期或暴政时期,这种取向时常受到违逆,而此时,王朝自身也就随着社会经济的衰落而崩溃。

   近代这一传统受到逆转与扭曲,主要是如下原因:1)近代公共设施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增多,政府职能逐渐扩张,官僚体系向下渗透,原来由民间承担逐渐转为政府承担。2)随着城市化的逐渐深化,19世纪之后部分地区的乡绅进城,清末科举的废除使士绅失去功名激励机制,20世纪前期出现了劣绅化,士绅有时反而成为基层秩序的破坏者。基层出现的权力空档由政府填补,并日益强化其控制。3)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产生了富国强兵的追求,集体主义、政府控制日益成为社会共识。4)大萧条之后各国强化政府控制,以法西斯、苏联为极致,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计划经济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世界主流思潮,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社会经济走势。

   随着政府直接管理日益向基层渗透,同时公共事务增多,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增强,作为官府中介的民间组织在近代或是逐渐官僚化,或是被替代,如代理官府收税的牙行、“官中”,变成官吏直接征税。民间组织拥有的“公产”,有的被强制转化为公共设施,如清末的“公产兴学”、“庙产兴学”。到了20世纪中后期,民间组织甚至一度被意识形态视为政府的对立面而被连根铲除。在计划经济时期,家族被视为封建残余而清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各种“会”、“社”,要么不复存在,要么被改造成为准政府性的事业单位。

(图 “公产兴学”  张之洞《劝学篇》书影)

   为了获得对基层的强控制力与组织力,政府包揽了一切,变成了无限责任政府,承担了大多数公共事务与全部风险。主流思潮认为,教育、医疗、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都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承担。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潮至今仍很有影响,以至于忽视了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可以多样化的,政府之外的供给者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政府直接供给反而会存在种种弊端。事实上,政府的经费的唯一来源即是税收,于是财政体系与纳税人均不堪重负,并失去了多样性与创造性,政府与民间都失去活力。

   传统中国未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使人们强烈怀疑中国传统经济的活力,寄望于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这成为20世纪的中国主流思潮。特别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危难中,民间经济自由主义与基层自治的传统日渐式微,几近消失于国家治理与学人视野之中,被人遗忘或受到曲解。正本清源,独特的制度遗产能带来理论创新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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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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