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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1-01-24 21:47:06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自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文系确定合作召开“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我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该采取何种发言姿态,或者说选择什么述学文体。学术史三书刊行时,我在序跋中均交代了写作的宗旨、过程及心态。《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出版后,我又接受了若干媒体采访,如2020年9月20日“上海书评”推送的万字长文《陈平原谈现代中国学术史与述学文体》(丁雄飞采访),就做得很认真。另外,9月26日在北京中间美术馆演讲,题为《再谈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与四位朋友对话,效果也很好。今天在诸位专家面前,我无论王婆卖瓜,还是亡羊补牢,都不得体;还是先听各位高见,再略为回应。


因此,这里撇开“学术史三部曲”的具体内容,来谈谈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十年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丛书的邀约,我选编了42则随笔或评论,勾勒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以及路边的野花野草、远处的好山好水,目的是“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在序言中,我谈及之所以将自家的“三十年集”题为“压在纸背的心情”,是因为:“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定定神,然后左冲右突,上下求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


刚开始撰写“学术史三部曲”时,我曾发表随笔《超越规则》,提及:“现代学术日趋精细,操作性越来越强,只希望学者不要完全舍弃忧生忧世的学术背景,以及贯串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关怀。”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说过去就过去了,回想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唯一可称道的,或许正是此“忧生忧世的学术背景”。

 

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2020年我的生活发生绝大变化。曾经32天没下楼,93天未走出小区,宅在家中,做了若干有趣的事情。除了学会线上授课(虽不精彩),写了若干论文(长短不一),还有就是与三联中读合作,制作了40讲的《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不太成功,但毕竟是一种体验。另外,自费印制了《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收录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三篇文稿等,撰写题为《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自序;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刊行的《陈平原研究资料集》(王风/李浴洋编)整理了《陈平原学术纪事(1978—2020)》。也正是此机缘,促使我回望走过来的道路,感叹自己虽然努力,也做了不少事情,但似乎偏离了原先的设想。

 

1992年9月,南下的列车上,我读《吉本自传》而彻夜未眠。吉本讲述自己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巨著时的欢悦与自豪,以及随之而来的忧郁,另外,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为寻求一种最合适的著述文体而上下求索:“我做了多次试验,然后才有可能在呆板的纪事体和夸饰的论辩体之间选定一种适中的笔调。”两百多年来,史学家吉本的文笔大受赞赏,在文学史上也占有崇高地位。我没有能力评论这部在英国文学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史学名著,只是被《吉本自传》中这两段话深深感动:“1764年10月15日,在罗马,当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遗址上默想的时候,天神庙里赤脚的修道士们正在歌唱晚祷曲,我心里开始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这是1787年6月27日那一天,或者该说是那天夜晚,11点至12点之间,我在花园中一座凉亭里,写完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放下手中的笔,我在一条两边满植刺槐的林荫小路上来回走了几趟,从那小路上可以望见田野、湖水和群山。空气很温和,天色是澄澈的,一轮银月投影在水中,整个宇宙悄然无声。”那时我并没读过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只是从J.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以及王佐良的《英国散文的流变》等略为了解。但我特别欣赏与敬佩吉本那种花二十多年时间,成就一部传世名著的执着与坚持。


那年我38岁,正属于志向远大且精力充沛的时候,又恰逢时代大转折,需要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国再次确认改革开放路线,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崛起,很多官员及教授奋勇下海,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的时代。那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正教授,且已出版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等著作,也可以说在学界“声名鹊起”了。下一步往哪里迈,确实关系重大,得好好想想。本计划向吉本学习,集中精力写一部沉甸甸的“传世之作”。没想到,因缘凑合,最后竟选择了“学在民间”以及“与时代同行”的治学路径。

 

我早期的小说史研究做得不错,近二十年的大学研究、图像研究以及五四研究等,也都颇有声色。但“学术史三部曲”无疑是我用力最多,也最为看重的。成败得失暂且不论,我想强调的是,此三书的撰写与我的学术组织活动密切相关。离开我参与主编的《学人》《文学史》以及独立主编的《现代中国》等三种集刊,还有“学术史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三套丛书,以及先后出版的随笔集如《学者的人间情怀》《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学术随感录》等,很可能说不太清楚。

 

我的编书编刊,是在当年大学经费极为拮据,教授们生活艰辛的状态下,凭借读书人的意志以及友人的热心支持,勠力前行,最终做成的。与今天各名校财大气粗,不可同日而语。记得90年代中期,有好几位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朋友提醒,你花那么多时间做杂务,影响自己的研究,不仅不计成绩,还很容易惹来麻烦,何苦来着?此前我写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该文提及上世纪30年代胡适办《独立评论》惹麻烦,周作人来信劝阻,胡适答复:“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记得当时读胡适此信很是感动,也希望像他那样,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略尽知识者对于社会的责任。

 

另外,受章太炎的启迪与刺激,我坚信“学在民间”,很不量力地,希望通过“张扬私学”来力挽狂澜。1991年,我和王守常、汪晖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及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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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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