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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叫得响与传得久

更新时间:2021-01-22 17:00:52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文学艺术,叫好与叫座往往难以兼得。学术研究,也有叫得响与传得久的差异。好评如潮,未必经得起大浪淘沙;无人问津,不一定就毫无价值。

   著述多少并不能权衡学术高下

     总有一些学人煞费苦心,想要鱼和熊掌兼而有之,效果似乎不如预期,普遍而言,还是可遇而不可求。从积极的方面看,专家时代,常有人说治学应当专精,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由此可以占领制高点。从消极的角度讲,针对学术界垃圾太多的情形,或以为解决办法是取消量化,质量第一,应该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此说一般而言,大体不错,但也不宜一概而论。首先,学问之事,应当整体之下研究具体,精深与博大相辅相成,即使专题研究,也要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一味窄而深,很可能跑偏,未必一定能够专精。其次,纵观前贤,很少有一本书主义的大家,缺少整体关怀,视野眼界拘泥,具体研究好也有限。有数的高人,著述都是既多且好。近代学人中,严谨如二陈一王,著述的量都相当惊人,更不要说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顾颉刚、钱穆以及才情更盛的郭沫若,连事功大于学问的傅斯年和投身革命、惜字如金的范文澜,论著也较时下多数专家为多。总之,成名学人大都当得起著作等身。考虑到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如果换到承平之世,创获更加难以估量。当然,也有太炎门下终身不著一书的嫡传弟子,以及著述众多名声反而不佳的所谓“大师”。真正十年一剑磨成精品的成例其实并不多见。民国学界被戏称“大师”的卫聚贤和郑师许,都是方面广博,著述颇丰,可是却驳杂粗浅,因而颇受诟病。多固然不能滥,少也未必就是精,可见多少并不能作为学术高下的权衡。

   硬指标未必反映学术水准

   时下学术评估,往往推重奖项和刊物等级,实则这些看似硬指标的东西,与学术的内容水准未必直接关联。若是以传世与否为准则,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今人称引民国时期学人的著述,极少有人关注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更没有刊物分级之说。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也曾评过学术奖,分为三等,这些著作至今看来虽然水准不俗,可是衡量的标准,却不是获得奖项与否及其等级可以判定。其实评奖本身当时即引起不小的争议,谁能获奖,评为几等,聚讼纷纭,不以为然和不服气的情况所在多有。即使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也的确存在诸多可议。例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胡适读过第一册稿本,就大为激赏:“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也推许说汤用彤“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获得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研究中国问题,参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凿附会

   今日中国治学所用的概念、架构,几乎都来自域外,包括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范式的东学。迄今为止,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为准的,几乎成为中国的中国研究之一大怪象。实则与欧洲东方学、汉学,日本的东洋学相比,美国的中国研究虽然看似后来居上,对于本国的学术主流却是相当边缘性的学问。国人机械教条式的生搬硬套导致食洋不化,甚至在中文著作中还不得不时时夹杂西文词汇,显示所用概念尚未在汉语言文字中找到恰当对应来确切表达新意。如此这般的新颖,恰是囫囵吞枣的表现,难免遗患无穷。有日本学人笑称,中国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门世界性学问。此说固然可以从瞄准国际前沿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角度正面解读,可是一味通过中介的转手负贩,非但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心,还会偏离学问的根本之道。

     海外华人华裔学者中的高明,处于不同文化群体的夹心状态,必须左右逢源,才能适者生存,言论行事,不能一概而论,但心中自有一把量学的尺度。清季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概念分科、著述体例,几乎全盘西化,不以西方观念作比附,或是还能取珠还椟,可谓凤毛麟角。以上述论断为准,则最有价值的当属少之又少。不仅如此,普遍而言仍然在继续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路上高歌猛进,则将来的学术能有多少价值,不免令人担忧。

     既不能居最高地位,又终归于歇绝,当然就不可能传之久远。其中的道理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时陈寅恪所写《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文章即有所论及:“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也就是说,研究中国问题,参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凿附会,同时又要把握内在联系,找出本来系统。

     前贤的金玉良言,值得认真反省。陈寅恪留学欧美、日本各名校,以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而论,极少有人能出其右,所用方法取径,也合乎欧洲正统的比较语言学、比较文献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可是其著述却很少称引西书,即使有所应用,也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寻渊源,以免数典忘祖。治学不能只是为稻粱谋,那些今是昨非的量化指标,包括名目繁多的奖项荣衔,无论如何叫得响,与是否传得久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反之,转变视角,贴标签与扣帽子其实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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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20年11月30日第16版“理论周刊·学界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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