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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我的工作方法

更新时间:2021-01-22 15:29:35
作者: 保罗·克鲁格曼  
反思一下他们是否找对了问题应该是个好主意。很多时候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不仅更容易解答,而且更有意义。但这一技巧的缺陷是,往往会惹人们生气。面对一位把多年光阴用于思考某个难题的学者,你说绕开这个问题反而有利于激活那个研究领域,他很少会表达感激。

   敢于做傻子

   如果你想发表一篇经济学理论论文,有个比较保险的方法:对某个常见模型做概念上小幅度但数学上高难度的扩展。由于该模型的基本假设已为大家熟知,别人不会觉得奇怪;又由于你完成了技术上很难的工作,你展示的研究实力应该得到认可。当然,不利之处是,这样不能给人类的知识增加多少有效养分。

   我发现自己在新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与之正好相反。我采用不太常见的假设,然后用它们做非常简单的推导论证。这样做需要极大的自信,因为人们(尤其是审稿人)一开始几乎肯定会批评乃至嘲笑你的研究。毕竟,你用的假设肯定看起来较为特殊:一个连续产品集,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生产函数,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各国有着相同的经济规模,要素禀赋呈镜像分布。人们会问,为什么要关注采用这样傻的假设的模型,尤其是还有明显聪明得多的年轻人在通过破解难题证明自己的素质?

   许多经济学家或许很难接受的一点是,经济学的所有模型都用了很傻的假设。例如,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效用最大化就是个荒唐的概念;均衡概念在金融市场之外也很蠢笨;完全竞争对大多数产业都显得很滑稽。之所以会做这些假设,不在于其是否合理,而是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构建模型,以比拟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例如,在效用最大化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的阿罗-德布鲁完全竞争模型,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不仅是个有用的模型,而且揭示了至高真理。该模型确实很出色,但并非源于其假设有多高的可信度,而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经济效率的本质以及在市场体制下实现高效率的前景。它其实是个充满灵感的卓越的傻作品。

   我相信这种创造性愚蠢的时代并未过去。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其美德并不在于榨干那些在之前的千百篇论文里被引用、从而看似自然的假设。如果有新的假设组合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永远不要介意其样子是否古怪。

   简化,再简化

   劝大家敢于做傻子不等于可以不受约束,事实上,做出真正创新性的理论所要求的智力训练比在成熟研究领域开展工作要多得多。真正的难点是保持方向感,因为身处陌生领域,你非常容易到处兜圈子。凯恩斯在某个地方提到过,“很难想象一个独自思考的人会暂时相信多么愚蠢的东西”。另外的关键点是如何把你的观念表述出来,让没有在过去两年痛苦思考这个问题且并不急于在今后两年为答案挣扎的人也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

   幸运的是,有一个策略能完成如下双重任务:既能帮你掌控好自己的思想,又能让这些理念容易被他人接受。这一策略就是,始终用尽可能简单的模型表述你的想法。走向这种简约主义模型的行动将迫使你捕捉自己想说的核心内容,并暴露出你在哪些情况下其实没有真正的创见。然后这种简约模型也将容易解释给其他经济学家。

   这一“最小必要模型”方法,我屡试不爽:利用单要素、单产业模型解释垄断竞争模型在贸易中的基本作用;利用部门特殊劳动力(而非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要素完全替代)的假设解释产业内国际贸易的影响;利用对称的国家条件分析互相倾销的作用,等等。在每个案例中,这种做法都让我能够用第一眼看上去过于简单的手段解开那些被广泛视为超级困难的题目。

   当然,这一策略也有其不利之处:你的许多同事通常会认为能用小而可爱的模型来描述的思想必然微不足道且过分浅显。需要有些阅历,人们才会发现简约或许是多年艰苦思考的成果。我听说的一个故事是,当斯蒂格利茨被考虑授予耶鲁大学终身教职时,一位年长的同事看不起他的成果,说那些基本上都是不起眼的模型,而非深刻的定理。于是另一位同事问:“对保罗·萨缪尔森是不是也能做同样的评判”?“正是如此。”那位反对授予教职的人回答。我也听到过对我的研究成果的类似评论。所幸最终有足够多见过世面的经济学家,让学术正义经常能得到主持。另外,大胆探究其他经济学家尚未涉足的一块领域,所用的方法从事后看却又近乎儿戏,这种经历还能给人特殊的愉悦感。

   以上就是我对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的介绍,我以自己开拓“新贸易理论”的经历以及更近期对经济地理学的拓展为例,是因为这些是我做的核心领域。当然,我还参与了其他许多工作,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隶属同一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剩下的篇幅将谈谈这些事情,特别是关于一个人能如何兼任政策经济学家与理论经济学家。

   与政策相关的工作

   大多数理论经济学家不碰当前政策议题,如果他们卷入政策讨论,那也是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在时间安排上放在创造性的理论研究之后,而非并行开展。似乎有一种共识认为,做出精彩的理论研究所需要的目标清晰与单一性,同活跃于政策讨论所要求的对复杂议题的包容性不匹配。但对我而言从来不是这样。我的学术生涯中混杂着面向不同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咨询活动,以及在一整年里为美国政府服务。我写了一本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图书《预期消退的年代》,我持续撰写了大量文章,并非出于自己研究课题的内在逻辑,而是为了弄清楚某些政策讨论热点,包括第三世界的债务减免、汇率的目标区域,以及区域贸易集团的兴起等。所有这些活动好像都没有干扰我的研究,而且我最满意的某些论文还起源于面向政策的工作。

   为什么与政策有关的工作没有和我“真正”做的研究形成冲突?我想原因是在处理政策议题时,我采用了与更基础的研究工作完全相同的方法。关注媒体的报道或中央银行家与财政部长的言论,是倾听外来者的意见的另一种形式。试图找到办法清晰界定他们的问题,非常类似于对理论问题提出质疑。以自己的非正统观点对阵号称博闻强记的权威,显然要求敢做傻子的勇气。另外,在政策讨论中尽可能地追求简洁,要比在理论研究中的简约主义更具现实价值。

   所以,与政策相关的经济学研究对我而言不存在学术风格的巨大调整,而且会带来回报。我得老实承认,相比纯粹的学院派人士,邀请我参加银行家会议和发表演讲的出场费要高得多。同时也要承认,做政策研究的一大乐趣是有机会让资产阶级感到震惊,有机会指出官方立场的空洞或愚蠢。例如,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乐于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荒谬性的国际经济学家,当我和其他人长期预言的汇率机制危机在1992年秋天终于到来时,也没摆脱有些恶意的快感。然而政策研究的主要回报仍是知识上的激发。不是所有现实世界的问题都有意思,例如几乎任何与税收有关的东西都让我感觉昏昏欲睡。但是,每过最多两三年,国际经济领域总会出现能激发活跃研究的问题。激发我撰写理论研究论文的事件就包括:《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布雷迪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等。即使不考虑相关的政策背景,我认为那些论文自身也有价值。

   当然,总是存在这样的风险:加入政策圈的经济学家可能不再有充足的时间做真正的学术研究。我确实撰写了太多的会议论文,我是个非常快的写手,但或许对这个天赋有些开发过度。不过,我认为做政策研究面临的主要危险还不是时间的挤占,而在于价值观受到威胁。我们很容易被诱导,以为直接影响政策比只会撰写论文更重要,我在许多同仁身上见过这种案例。而一旦你走上那条路,一旦你开始觉得大卫·马尔福德*David Mulford(1937—),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美国驻印度大使等多个政商职位。——译者注比索洛更起作用,或者更喜欢巴结理想王国的财政部长,而非同迪克西特探讨理论,你或许就在研究中迷失了。可能很快你就会开始把“影响”当作动词来使用。

   幸运的是,尽管自己喜欢同政策议题打交道,我却从来没有太把政策制定者当回事。这种严肃态度的缺失偶尔会给我招来麻烦,例如,在有篇会议论文中关于法国人不失礼貌的插科打诨引来了与会法国官员的长篇抨击,或许也让我永远不可能坐上任何关键的政策职位。但那没什么,最终我宁可多写几篇好论文,而不是掌握实权。当然,在此要提醒政策界:这么说并不代表我一定会拒绝你们发出的邀约!

   遗憾

   对自己的人生与个性,我有许多感觉遗憾之处。可以说我的职业发展惊人得顺利,但在其他方面却远不是那么轻松写意。不过,本文的内容还是限于职业领域的遗憾。

   一个小遗憾是我从未参与真正严肃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事实或者真实数据。图表之类较为轻松的实证分析,或许还加上一些回归分析,其实很对我的胃口。但对数据库做严肃的构建与透彻的分析,则似乎是我不会真正投入的事情。我感觉部分原因在于,我的许多理念不太容易做标准的计量检验。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缺乏耐心和组织能力。每年我都承诺要尝试些真正的实证研究工作:下一年我真要做了!

   更大的一个遗憾是,虽然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评定把我列为优秀教师,我却没有带出一长串真正优秀的学生、能给老师增添光彩的后辈。我可以为这个失败找些理由:学生们通常更喜欢多讲方法、少提直觉的导师,我提出的少用数学、多用经济学的要求经常吓跑学生,等等。还有,或许我表现得太忙碌而分心,或许我的个人形象不够激发人心(稍微高几英寸就好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并将为此努力。

   总而言之,我还算幸运。一系列偶然事件把我引向与自己非常合拍的学术风格,其中势必有很大的运气因素。我在本文中试图对该风格做出定义和解释,这算是人生哲学吗?当然不是。我甚至不敢确定这算不算经济研究领域的哲学,因为对某位经济学家适用的风格未必适合他人。这些只是我做研究的方法,对我自己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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