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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如:建设后工业化时代的香格里拉 ——鲁枢元的生态批评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精神

更新时间:2021-01-20 22:46:17
作者: 张嘉如  

建设后工业化时代的香格里拉

——鲁枢元的生态批评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精神*


作者:张嘉如(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

译者:张昭希(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

  

   作为一位反思现代性、力倡精神生态的学者,鲁枢元是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生态文化研究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人类精神与地球生态交叉领域持之以恒的探索,对充实环境人文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现实社会、从后工业时代的视野对中国古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生存智慧、生态理想,为“边缘环境话语”的论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也为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充满诗意的选项。鲁枢元也因此确立了他在当下中国生态批评界的学术地位。

  

   中国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是精神、生命和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对生态批评的贡献,或者更广泛地称为对中国环境人文的贡献,在于他坚持“精神生态”与传统智慧价值观的融合。一个文明或是一个国家没有自身传统文化基础是不能持久的,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1]鲁枢元在寻找一个后现代生态范式的过程中,将目光投向了曾经被政治边缘化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

   鲁枢元对陶渊明的研究,作为如何在本土乃至全球创建后现代生态共同体的批判性和诗性思考的典范受到重视。相对于当前系统的抹去田园生活方式,它为“边缘环境话语”的论述建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在这里,鲁枢元复兴了陶渊明对和谐乡村桃花源的印象——“作为东亚想象和东方世界的理想世界而存在了很久”的香格里拉——前现代乌托邦的召唤性提供了一种替代西方线性时间概念的想象。[2]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枢元对陶渊明的研究展示了一种基于陶渊明的“桃花源”的后工业化、去增长的关怀伦理,小型和谐乡村的田园愿景已经拓展成为一个“世外桃源”。


1. 生态话语和生态批评在中国学术领域的出现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于1990年初传入中国,2001年清华大学在北京举办的“全球化与生态批评”研讨会标志着“生态批评”一词在中国文学中正式出现。[3] 直到2002年资深生态评论家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中,这个词才得以普及。然而,这一西方术语的进入并不意味着此前在文化和学术领域没有出现任何生态意识或与生态相关的概念。事实上,“生态文明”(ecocriticism)一词是由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1909-2017)在1982年提出的,旨在倡导可持续农业的实践。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作家和记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的退化,这种意识导致了“绿色期刊”的迅速创办。早在1981年,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本通俗科学杂志《森林与人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些环境杂志和报纸相继创立,例如,《中国绿色时报》与《环境文学》同时创立于1984年,中国国家人与生物圈委员会(MAB)于1999年创办了《人与生物圈》杂志。[4]    

   许多作家参与了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并担任这些绿色文学杂志的编辑。[5]

   1984年,女作家高桦提出“环境文学”的概念以推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环境报告文学。当时环境报告文学最突出的例子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1986)、徐刚的《伐木工,醒来!》(1988)和陈桂丽的《淮河的警告》(1999)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徐刚的报告文学经常被誉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因为它展示了在中国部分地区砍伐丛林和森林的严重后果,该书后来影响了国家的林业政策。除此之外,许多作家的作品致力于处理人类生存的现代困境,反映了劳伦斯·贝尔(Lawrence Buell)所谓的“环境无意识”。以上,都可以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生态意识萌生的证据。

   在文学研究方面,提出了“生态文艺学”[6]和“文艺生态学”[7]两个名称。得益于环境报告文学和绿色杂志的迅速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界开始意识到“生态”这一学科领域,并接触到“文化生态”。[8]“文化生态学”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turd,1902-1972)首创,在他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中,将“文化生态学”定义为“理解环境对文化影响的启发式工具”。1987年,张松魁的论文《文艺生态学——一门孕育中的新学科》中,特别评论了法国历史学家、批评家丹纳(Hippolte-AdolpheTaine, 828-1893)的《艺术哲学》,并进一步指出他是如何运用文学-艺术生态的概念来研究艺术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9] 在该文中,张松魁把文学艺术想象成一个生态系统,强调和谐、平衡的概念。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同的部分相互作用,参与者之间形成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在对文学艺术创作链条的反思中,他断言:“在如此复杂而又古老的文学艺术体系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生态问题。”[10] 张松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思想。

   生态意识的出现,绿色杂志的普及,尤其是中国经济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生产和研究的控制放宽,为20世纪90年代鲁枢元等生态学者的成长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像他们五四运动(1915-1921)的前辈一样,又站了在本土传统和西方现代的十字路口。

   鲁枢元的方法论的取向是后殖民主义。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与西方同行平起平坐”,这使他有别于其他中国生态批评人士。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导致了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排斥,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抛弃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而信奉现代国家建设的进步思想。[11]

   鲁枢元指出,在他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目睹了中国文化思想界仍然存在着像五四前辈们一样轻视中国传统、屈服于西方思维方式的现象。[12]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向东方寻求答案,而中国的思想界却仍在步西方后尘。他曾在文章中批评年轻一代里即使最优秀的诗人、作家如海子(1964-1989)和苇岸(1960-1999),[13] 也总是充满激情地崇拜和模仿西方诗人如济慈、雪莱、惠特曼、爱默生等,却无视自己民族的传统诗人。海子曾经表达过他对中国—东方文人气质的不满。[14] 苇岸认为自己是梭罗之子并宣称“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从未进入我的视野”。[15] 他们没有看到,梭罗自己反倒是中国古典哲学与诗歌的崇拜者。

   2009年山东大学的生态美学会议上我第一次遇见鲁枢元教授,在小组讨论中,他强调参与西方对话平等的重要性,而不是丢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单向接受。在评论中国当代生态批评时,鲁枢元指出,90年代初生态批评就已经在中国自发出现,而不是从西方引进的现成的理论流派。平等观念背后的对话冲动导致了鲁枢元“中国化”的表述方式,他的最终目的是将外国文化融入中国本土并创建一个新东西,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很常见的。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的融合思维方式和文化宽容精神应是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当代展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我感觉他可以被视作章炳麟、梁漱溟等前代学人的当代追随者。

      

2.鲁枢元关于精神生态的研究

   1946年,鲁枢元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一个社会底层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求学,先后任教于郑州大学、海南大学、苏州大学,现为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著有《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陶渊明的幽灵》(2012;2018年英文版)等多部生态批评著作。上世纪80年代,鲁枢元对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很快成为“文艺心理学”学科创建者之一。在他的文学艺术心理学体系中,他将人类心理学与传统道家宇宙论联系起来,从人类“内宇宙”的视野批判现代社会中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力图将前现代哲学作为后现代思维的基础。

   鲁枢元作为一个对俄国和欧洲文学、西方哲学及文化理论多有涉猎的学者,他采取的比较与融合的研究方法为其学术定位打下坚实基础。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鲁枢元扩展了他对人文主义心理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兴趣,开始探索人类精神与地球生态交叉领域的问题。这种转变不仅仅出于知识分子对探索新的跨学科领域的偏好,也是对中国社会变革时代诸多复杂现象的一种本能反应。他对自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动因曾作出这样描述:

  

   90年代初的某天,走在刚刚开始建设的的深圳火车站附近的街道上,马路两旁到处是公司、银行、酒吧、舞厅,音乐如此噪杂喧闹,广告如此光怪陆离,化妆品和烧烤的混合气味迎面扑来。人们在这一端拼命工作赚钱,在另一端又将钱大把大把花掉,在这样的快速发展、高速消费的激流中,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承受得起?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

  

   尽管这段话对于超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类似一个纽约人在时代广场看到的情景,但我们还应该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转型的超常速度和规模中,理解鲁枢元困惑和焦虑的心境。

  

      1950年中国只有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1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上升到45%;到20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60%。[16] 据《世界金融》报道,目前中国有200多座摩天大楼在建,数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会超过800座,是如今美国总数的四倍。[17] 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穷人和新富之间的差距,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百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美国,单是北京就有101位亿万富翁,[18] 但截止2017年底,全国还有3046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19]“发展是硬道理”被扭曲为“有钱才是硬道理”,很快便导致自上而下的腐败之风泛滥成灾,社会诚信度急剧下降,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如“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假烟”、“假酒”、“假文凭”、“假刊物”、“假疫苗”、“旅游诈骗”、“医疗诈骗”、“金融诈骗”数不胜数。鲁枢元把这些社会反常现象归因于拜金主义与精神虚无主义、道德沦丧和环境恶化交互生成的结果。经济单一发展和个人财富的无度追求,对人们的心理健康、精神丰蕴、乃至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幸福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减少乃至规避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给地球生态、人类精神带来的严重戕害,始终成为鲁枢元学术研究的不倦追求。

对于鲁枢元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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