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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林:儒家思想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更新时间:2021-01-20 17:02:19
作者: 孔祥林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中国北方陷入激烈的动荡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割据独立,一百三十五年间,先后建起了十五个少数民族政权,强大的鲜卑族更统一北方一百多年。但是汉族统一中国后不久,这些显赫一时的少数民族却很快销声匿迹了,除羌族作为民族还存在外,其他四个民族都早已消亡,绝大部分已经融入了汉族之中。

   十六朝和北朝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儒家思想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原来大多是逐水而居、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基本处于原始部落时期,文明程度远远低于中原汉族。用武力征服中原后,少数民族贵族深知,要在中原站稳脚跟,一是必须采用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二是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明,所以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

   匈奴从西汉时开始接触汉文化,逐渐内迁,长期与汉人杂居,逐渐被汉化,建立前赵的刘渊就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家族。始称汉王、汉帝的刘渊(?-310)“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继位的其子刘和(?-310)“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聪(?-318)“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其侄刘曜(?-329)“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改国号为前赵后,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者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学生1500人,远远多于当时的东晋王朝。为鼓励士子向学,刘曜还向成绩优异的学生者授与官职。

   后赵国主、羯人石勒(274-333)虽然不识字,但“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称帝前,戎马倥偬,就“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并“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立国后,“徙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博士”,“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太学学生300人,京城小学10多所,教育规模是很大的。石勒还亲自到太学、小学考试诸生,按儒学的成绩高低给以奖励,“勒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同时命郡国建立学校,将学校推向地方,为地方学校设置教师和学生名额,“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著作佐郎,录述时事”。此外,石勒还令朝中公卿和地方官员每年都要荐举人才,“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对荐举人才考试后给予重用,“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连“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尠有遗类”、杀人不眨眼的石虎(295-349)也知道尊师重教,即位后不久,“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石勒“初置大、小学博士”,国子学并没有博士,石虎也令国子学增置博士和助教。郡国学校设置五经博士和学生名额是后赵的首创,此前的统一王朝也只是在地方设立学校,并没有设置五经博士和学生名额。《晋书》评论石勒说:“跨蹑(nie)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才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师。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前秦是氐人建立的政权,建国后,大力兴办学校,推崇儒学。国主苻健(317-355)称帝后,“置来宾馆于平朔门外,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开始崇尚儒学。苻坚(338-385)八岁时就“请师就家学”,祖父苻洪感到很奇怪,“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还是“欣而许之”。苻坚自幼受到很好的汉文化教育,“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任内大力推崇儒学,“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对讲老庄、图谶之学者处以重刑。永兴元年(357年)即位后即立学校,不久又“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敦促太子、公侯官僚子弟就学受业,甚至还选择后宫敏慧的宦官、女仆随博士学习。他每月一次亲临太学考试学生,“考诸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一次就选拔重用了83名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考学生,他还考老师,“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韦逞之母宋氏继承家学,精通《周官》,太学没有讲授《周官》的老师,苻坚令“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苻坚还曾诏令天下百官每年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之士,凡精通儒学者一律给以官职。苻坚时的太学,不仅教育本朝贵族子弟,还教育藩国贵族子弟,后凉皇帝吕纂为人质时就在前秦的太学学习过。苻坚当政时,“人思劝励,号称多士”,所以《晋书》说“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东汉时内附,与汉人杂居,也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姚弋仲(280-352)似乎文化水平不高,但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具有很强的华夷意识。其子姚襄(331-357)“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姚苌(330-393)建国,即“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姚苌之子姚兴(366-416)为皇太子时留守长安,“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在位时大力支持儒学教育,“天水姜龛、东平淳于歧、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义,错综名理”,治下的长安成为当时教育的重镇。凉州学者胡辩在洛阳讲学,弟子有千余人,关中子弟也有许多人前往求学,姚兴专门下令给关防人员,“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对出入的学生给与方便。姚兴还令郡国每岁举荐贤才“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鼓励教育,导致儒风大盛。《晋书》对姚兴多加称赞,“子略尅摧勍(qing)敌,荷成先构,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敦友悌以睦其亲,明赏罚以临其下,英髦尽节,爪牙毕命。取汾绛,陷许洛,款僭燕而藩伪蜀,夷陇右而静河西,俗阜年丰,远安迩辑,虽楚庄秦穆何以加焉”。

   巴氐人原在川东,汉末北迁汉中,曹操将其西迁至甘肃东部。西晋元康中,回流川中。建立成汉的巴氐人李特家族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李特之弟李庠“少好学”,元康四年(294年)被举孝廉,以后又以善骑射举良将,均辞不就,最后因才兼文武被强举秀异。李特之子李雄(273-333)“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雄之子李班(288-334)“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四子李期(313-337)“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李特之侄李寿(299-342)“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与李氏诸子”。李特家族文化水准不高,但汉化程度日渐加深,建立后蜀后也知兴学设教。李雄当政时就曾经兴办学校,“雄乃兴学校,置史官”,进行儒学教育。

   鲜卑人原起东北西部,以后逐渐西迁,雄踞漠北,三国时木延助魏征伐高句丽有功被封为左贤王,迁入辽西北及内蒙中东部,“于是渐慕诸夏之风”,“世奉中国”。鲜卑贵族慕容姓氏就是“慕华夏之风”的结果。莫护跋喜欢燕代人戴的步摇冠,于是“敛发袭冠”,因此被其他部落称为步摇,以后讹为“慕容”。至于“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的解释,其实是进入中原后进一步汉化后的对自己的美化。前燕奠基者慕容廆(269-333)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曾经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其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因此“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东晋初,北方动乱,慕容廆设郡安置避乱的河北、山东人士,重用汉族士子,“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以儒家学者教育贵族子弟。其子慕容皝(297-348)为世子时就接受儒学教育,“尚经学,善天文”。慕容皝之子慕容儁(319-360)“博观群书”,“雅好文集,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五子慕容垂(326-396)重建后燕,他虽然“少好畋游”,但文化水准并不低。淝水之战,苻坚战败来投,其子慕容宝与其弟慕容德劝他趁机起事,慕容垂认为苻坚对己有大恩不能忘恩负义,而且形势不可,“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从三人对话看,汉化程度已经很深,家族文化水准也很高。其孙慕容宝(356-399)“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慕容廆家族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家族,所以比较重视儒学教育。慕容皝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观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选拔成绩优异者担任近身侍从。他还“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可以说是历史上学生最多的国王。慕容皝少子慕容德(336-405)重建南燕,称帝后席未暇暖便“设置学官,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

   南凉国主、鲜卑人秃发利鹿孤(?-401)即位三年后,反思自己政绩不佳,要求群臣建言,祠部郎中史暠(gao)建言说:“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用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教胄子”,秃发利鹿孤接受了史暠的建议,“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对贵族子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晋书》对秃发利鹿孤兴学的举动大为赞赏,“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

北魏鲜卑族是全面推行汉化的民族,所以也是最为推崇儒家思想的一支少数民族。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第二年就“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设置五经群书博士,同时将国子学、太学学生增加到三千人,四年开始祭祀孔子,此外还“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太武帝拓跋焘(408-452)于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攻占鲁郡,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阙里孔子庙。献文帝(449-471)天安元年(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令地方建设学校,并为地方学校设置学官和学生名额。孝文帝元弘(467-499)具有很高的儒学素养,即位后大力推行儒学。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命在洛阳修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小学等一整套教育设施,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正始元年(504年),宣武帝下诏修建国学,“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靖言思之,有惭古烈。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正始四年又下诏修建国子学、太学、小学,“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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