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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涛 唐永亮:试析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4:57
作者: 王振涛   唐永亮  

   摘要:清水几太郎是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在1945-1960年间积极参加和平运动,被称为“庶民思想家”“民众的代言人”。尽管其后来思想发生转向,但也不可否认其和平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主要包括反对单独媾和、军事基地、再军备、修宪等内容。这却促进了当时大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和平思想的普及。支持激进主义虽然是其思想的独特之处,但是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反对。将清水几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流脉中进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内涵、特征与影响,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清水几太郎,也有助于深刻把握当代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关键词:清水几太郎; 战后日本; 和平运动; 修宪; 护宪

  

   作者简介:王振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日本系研究生(北京102488); 唐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文章来源:《日本研究》2020年第4期

  

   “提起塑造战后日本论坛的知识分子,清水几太郎是丝毫不逊色于丸山真男的存在。[1]”清水几太郎(1907-1988)在战前参加昭和研究会,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阻止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战时作为读卖报纸社论委员,撰写了许多协助战争和迎合时局的文章;战后作为和平主义思想家,通过文章、演讲和实地考察等方式参加和平运动,1950年代甚至被称为“清水几太郎的时代”[2];1960年安保斗争失败后,清水几太郎思想发生转向1,主张再评价《治安维持法》、修宪、再军备与核武装。

  

   日本对清水几太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平和思想转向原因的讨论2。中国学界对清水几太郎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清水转向问题3的研究。对于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国内外学界并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将1945-1960年间清水几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流脉中进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内涵、特征与影响,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清水几太郎,也有助于深刻认识战后以来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一、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基本流脉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面临的重要课题。两者有着清晰的界线,却时而相互纠缠。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日本社会对于战争与和平有了深刻认识,和平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从思想上看,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既继承了中江兆民、幸德秋水、内村鉴三等开创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各流脉,又随着日本社会的民主化改造使和平主义思想得到了深层次发展。就如藤原修所言:“战后政治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意味着在近现代日本首次出现能够真正地组织和平运动的环境”[3]。

   纵观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基本状况,大致可以分为左翼运动、宗教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三个流脉。

   左翼和平运动是由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领导的反战和平运动。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曾出现过对战败责任的讨论,其中包括对日本共产党未有效发挥“抵抗”责任的追问。对此,日本共产党等左派力量也做了深刻反思,明确地将反核反战作为中心任务之一,获得了日本不少左翼选民的长期支持,反战和平运动也是日本共产党在国内外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载体[4]。

   宗教运动可以分为基于战争责任和战后忏悔而开展的旧宗教和平运动和新兴宗教和平活动。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旧宗教在战时依附和支持军国主义,经过战后反思和教团革新运动,成立宗教者和平运动协议会、日本和平推进国民会议,积极地组织反战和平运动。战后日本涌现出创价学会、生长之家、天理教等大批新兴宗教,新宗教通过制定符合现代生活的教义和开展和平活动,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民主主义运动是指战后民主主义者或民主团体基于人权理念、战争体验和战后反省而开展的和平运动。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战后知识分子基于战争体验,开始思考战争与和平、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战后著名的民主团体有“和平问题谈话会”与“宪法问题研究会”,前者提出“全面讲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再军备”的和平四原则,成为战后日本和平思想的渊源之一;后者通过批判现实中侵犯宪法及其原理的现象,有力地推动护宪运动的发展。

   除实践性和平运动外,理论性和平学也是日本和平运动研究的重要领域,安斋育郎、池尾靖志的《从日本出发的和平学》是以和平宪法理念为轴心,在概观日本军事化、和平运动、历史问题的基础上,从和平学视角分析日本的安全保障、ODA、人权、环境等政策的重要著作。

   清水几太郎作为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者,他的和平思想对战后和平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的主要内涵

  

   清水根据1950年的对日媾和问题,将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45-1950年,“这个时期的最大成果是在内外权力推动和支持下颁布的《日本国宪法》。[5]”第二时期是1950-1960年,和平运动被划分为反对军事基地运动、反核运动、恢复邦交运动、护宪运动。“虽然和平运动有多种形态,但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才是和平运动的共同敌人,和‘安保条约’的战斗才是和平运动的主轴。[6]”清水的战后和平思想也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

   (一)撰写《和平声明》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基于战争体验,开始战后反思和批判。清水发表《体验和内省》,主张“知识分子在委身于个人努力难以影响现实的错误观念之前,在叹息随现实行动的国民的无知和轻浮之前,必须展现出抗拒现实的力量。[7]”经过战后反思,清水“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开始热情地拥护和平思想。[8]”

   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八名社会科学人员关于战争原因的声明》,该《声明》虽然只有简短的12条,但是成为清水参加和平运动的契机,甚至影响到清水以后10余年的人生。在吉野源三郎的组织下,清水积极参加“和平问题谈话会”的组建和活动,拟写前两次声明草案和第三次声明总论,做出以下贡献:首先,他提出“两个世界和平共存”理念。虽然存在两个世界,但是“在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苏联武力封锁柏林、中国‘国共内战’、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混乱局势下,处在东西阵营的学者能够达成《声明》”[9]。这表明两个世界存在和平的可能性。其次,他宣传和平思想。清水不满足“和平问题谈话会”的理论研究,经常和“日本教职工组合”(简称“日教组”)合作,前往日本各地进行演讲,向大众宣传和平思想。

   通过对清水撰写《和平声明》的分析,可以探究清水和平思想的内容。第一,战争与和平的反思。清水虽然在反对单独媾和、再军备、军事基地以及呼吁中立等方面,与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相一致,但是认为战争作为解决人类矛盾的一种极其原始的方法,在过去即使被承认有效,在现代也完全不同。“即使战争发生在美苏之间,也应该将威胁和平的方向聚焦在掌握大多数国民希望的国内政治权力方面,向外部寻求和平只是本末倒置的表现。[10]”第二,怀疑广泛主义4。在“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内部,存在着集团观念的差异,尤其是东京部会与近畿部会的地域性和心理性隔阂。清水作为东京和京都地区的协调人,认为近畿部会的成员“跨越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东京有着一种共同的敌意。[11]”清水在协调双边意见时,需要顾及政治立场和心理情感的多样性。长期为此苦恼的清水,“在面对超过必要的多样性集团或者合作时,经常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也就是对广泛主义的怀疑。[12]”

   (二)反对军事基地运动

   “和平问题谈话会”失败后,清水在左派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的邀请下参加和平运动,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为了贯彻‘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和平理念,清水开始从‘会议室和平主义’转变为‘现场和平主义’,积极参加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成为和平运动的教祖式人物。[13]”

   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使日本重获独立。其附带的“安保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简称《行政协定》)又使日本成为美军的永久军事基地。日本国民基于和平理念,积极参加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清水缘于1952年在金泽被媒体询问对石川县内滩村民众1952年反对美军征用沙丘地修建射击场的“内滩斗争”的看法而参与其中。他在1953年先后四次前往内滩。基地问题的出现使清水找到了实现和平运动理想的最佳舞台。“内滩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全国的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持续高涨。在成功阻止浅间山和妙义山的军事基地化后,东京砂川地区运动在劳动者和全学联学生的支援下展开激烈的抵抗运动,最终获得胜利。

   清水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基地问题的祸根是《旧金山和约》和“安保条约”,以及附带的《行政协定》。清水认为,“与护宪运动仅限于狭窄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同,反对军事基地运动能够为和平运动发展成真正的国民运动创造条件。[14]”反对军事基地运动不仅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和掌握日本命运的两条约的废除密切相关,这将成为和平运动的重心。第二,反对基地社会。美军驻日军事基地的出现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居民为维持生计,被迫与军事基地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最后沦为军事基地的附庸。因此,基地社会是在军事基地中产生的畸形社会。基地居民应该断然牺牲现在的生活,坚决反对军事基地。然而在“内滩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清水认识到村民的排他性和封建性缺陷,认为只有广泛联合反对军事基地的势力,才能克服这种狭隘性。清水对广泛主义的态度,从怀疑到支持,再到反核运动时的反对。这种变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清水思想深层中的实用主义精神。第三,支持抵抗斗争。虽然日本政府决定永久接收内滩试射场,并且派遣近2000名警察强制驱逐在试射场内静坐示威的村民,但是试射场再开后,村民仍旧继续在美军军营前静坐示威。清水对此大加赞扬,认为“静坐不只是反抗的象征,而且具有阻止试射的现实效果。[15]”清水的暴力斗争思想,在“内滩斗争”时尚处在萌芽期,直到安保斗争时才真正地开花结果,“成为清水思想和行动的一个内核。[16]”

   (三)反核运动

   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验,导致在附近海域捕鱼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的23名船员受到核辐射伤害。受该事件的影响,日本人回忆起了广岛和长崎核爆的恐怖,更持反核与期望和平的态度。东京都杉并区妇女以此为契机,发起反对核试验的签名运动,该活动扩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日本国内的签名人数达3500万,世界的签名人数超过7亿。[17]”

   1955年8月,首届禁止核武器世界大会在广岛召开,会上制定了反核运动的基本原则,并计划每年8月都举办该活动。在1962年的第八届禁止核武器世界大会中,面对苏联核试验的问题,日本共产党认为美国才是和平的敌人,应该支持作为和平力量的苏联核试验。清水认为,日本共产党不仅违背反核运动不偏向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原则,而且“将日本的和平运动推入混乱的深渊。[18]”

清水在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内容。第一,反对美国的“原子弹外交”5。清水认为,比基尼岛氢弹试验既是美国威慑苏联的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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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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